一．  接 受 任 务 
   那是1946年的二月，日寇投降后的半年。我在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担任副团长期间，积劳成疾，一场大病住进了休养所。
   当时的休养所设在新解放的莱阳城里。原占据莱阳城的日军，在胶东我军的进攻下，撤退到烟台、青岛。莱阳县城成了胶东党政机关的所在地。
   县城新解放，百废待举。不少单位仍借住民房。休养所也不例外，医疗设备简陋。但对我这样平时工作劳累，头晕发烧的轻病号，仍不失为休息治疗的好场所。
   休养所的伙食比较好，吃细粮，还能吃到点肉。城外有果园，盛产莱阳梨，皮薄肉脆，香甜可口，名扬全国。记得去秋的一个下午，随同剧团几个同伴，到结果累累的树下，园主人让在树下吃个饱，但不能带走。
   工作时忙得什么也顾不上想，一旦离职休养，空闲的时间就多了。我想起去年八月下旬，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同学们相互转告，喜出望外。听到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向城市进军。党校的同学坐不住了，学习宣告结束，并公布学员离校去向。我回到省文协，秘书长刘导生征求我意见说：胶东文协主任马少波欢迎你到胶东工作。
   我是1940年1月随同抗大一分校来到山东敌后，途经鲁西，战斗在鲁中、滨海、鲁南，唯独没去山东较富裕的胶东。因此，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跟随马少波到了莱阳。
胜利剧团有团员六十人，平时排练节目。不久烟台解放了。剧团奉命到烟台演出，慰问刚解放的烟台人民。我们演了新编历史剧《闯王进军》和大合唱“夜雾散了”，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入所休养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决定，按照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城市工作提到党的日程，号召熟悉城市与城市有联系的党员，积极参加城市工作。
     半个月的休养期间，经常盘旋脑海中的问题是参加不参加城市工作。我是愿意参加城市工作的。听了传达，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但人民革命尚未彻底胜利。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要来抢夺胜利果实。共产党 八路军浴血抗战八年，大中城市还有待解放。今后谁能占据大城市，对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巨大作用。在我军尚未能强大到攻占大城市并守住他，派遣熟悉城市的、 经过考验的党员干部打入城市，了解情况，这是党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
    可能从党组织考虑，派遣什么人去最合适，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对党忠诚可靠，绝不叛变；二是熟悉城市情况，能站稳脚跟，并能机动开展工作。
   我具备这些条件吗？城市生活并不生疏。我出生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电报局职员，家有六十高龄老母，众多亲友，社会关系对掩护我有利。我也考虑过困难，困难之一 —— 危险。在敌占大城市进行革命工作，稍有疏忽暴露，便可能被捕坐牢。
     困难之二；秘密工作无经验，能否完成党的使命无把握。这些困难不难克服。革命工作焉有不但风险的。八年抗战，多少战友为革命捐躯了。从上海奔赴延安，入抗大进鲁艺，两次东迁，转战太行 沂蒙，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从敌人扫荡中冲出重围，九死一生。为革命牺牲重于泰山，死都不怕，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至于城市秘密工作没做过，就不能做吗？人哪有会了才去做。刚参加革命时连抢都不会用。一次演习，投掷手榴弹，没拉导火索就扔出去了，闹了个大笑话。后来枪炮声听多了，心就不慌了，实弹射击学会瞄准 还不是到了革命队伍里现学得吗。天下无难事，只要肯钻研，没有学不会的。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上同意不同意你去？
     于是我写了申请，自我介绍我熟悉城市的情况，否则组织上如何审批呢。有人问，你申请参加城市秘密工作，是否内心有不可告人的私人动机呢?对此，不能否认，人是有感情的，对别离八年之久的父母兄姐，若不想念，这是不正常的。对一个为国家兴亡，投笔从戎的革命者，岂能把父老兄弟养育之情轻易忘怀。当然，，想家是人之常情，不能因想家而脱离革命，甚至不经组织批准而开小差。
    国亡则家不保，抗战胜利了，得到组织批准，与久别亲人会晤，享受天伦之乐，在不违背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内心有这个愿望，是不可厚非得。
    申请报告送交组织了。休养结束，回到剧团五天后，马少波告诉我，胶东区党委组织部让我去一下。接见我的是位姓邹的同志，年纪三十上下，带点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他说，接到了我的申请，请你来详细谈一下你熟悉的城市及家庭情况。我告诉他，1918年出生在上海南市一个海员的家庭里，有三个哥两个姐。抗战开始前半年，我家迁到旧法租界南阳桥，两个姐先后出嫁，四个兄弟与父亲先后都有工资收入，家庭经济日渐好转。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父兄俱西迁汉口，重庆。家中只留老母看家。我若回上海，可以与老母住在一起。本人1938年四月在抗大四期学习时入党。在鲁艺学习音乐，山东分局党校整风学习。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任副主任，写了一些革命歌曲，是个文艺战士。
    这次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让我回去等待。不到一个星期，调令下来了，让我到区党委报 道。
   战争时期行装简单，打好背包背起就走。拿了组织介绍信离开剧团，除了马少波、倪左平等几位领导知晓外，团里不事声张，不送行。到了组织部，由邹崙接见，安排在部里住宿，阅读有关城市秘密工作文件刊物及上海报纸，不要外出，不与外界接触。
   邹崙与我多次长谈，才知他是城市工作部的负责人。他给我的任务是：打入上海，长期隐蔽单线联系，不与上海地下党发生组织关系。在这期间，我阅读了申报，新闻报，熟悉上海近况，探讨了如何到上海的路线，到达上海后如何把安全到达的消息告知邹崙。
   商定的办法是安抵上海后，在申报或新闻报上用林岳的名字登一则寻人启示，邹崙看到报纸后就能判定安抵上海。我家里的地址已留给邹。
   回上海的路线有两条，陆路坐火车，上下转车诸多不便，不如走海路，找可靠渔船直驶上海。
准备工作包括换装，脱下军装，穿上长袍，戴顶礼帽，宛似管账先生。凡有文字如笔记本、歌本、书本等一律不带，以防被检时暴露身份。拿到一笔活动经费，有三两金子，一万元北海币，让拿到石岛办点海货，换点法币。就这一笔费用，以维持生活，争取找到职业，挣钱支撑日常生活开销。
           二． 旅  途  风  险
    议定在石岛搭船，从莱阳到石岛有三四百里，派了个通讯员，各骑一辆自行车，走了两天，到石岛后，通讯员找到镇领导，送上介绍信。负责人表示信中所提找船 换币 办货俱可办到 。在镇里 ，遇到一位叫金源明的，也要搭船去上海，有人作伴，甚是高兴，金说上海不熟，要我协助，我把家里地址告知。
    在石岛上停留了一天，事情都办妥了。我到一条宁波人驾驶的运货船，办了几十斤海参与虾仁，约定翌晨上船。船老大与水手有五 六个人，船无动力，是沿海走的帆船。当与船老大攀谈，说起宁波家乡话，同乡见面，格外亲切。快开船了，金源明还没来。送行的人说：金一早搭上另一条船先走了，到上海会去找你。船沿着东海边，走了七天七夜碰到风浪，船颠簸得很厉害担心若翻船淹死无人知晓。然身在船里只能希冀不出事故，与船上人朝夕相处，趁机询问船到上海，停泊何处，有无检察人员。船老大一再表示，保证安全，要我放心。他说：我们这条船开进吴淞口后就不走了，那里没人检查，有公共汽车直达北站。
   诚如船老大所说，经过七昼夜乘风破浪的航行，我们平安抵达吴淞口。我背起虾仁海参，坐上公共汽车到北站后，坐三轮车直达吉安路老家。
   三.  站  稳  脚  跟
   这一天是3月26日，离开老家整100个月，游子回来了，不知老母在否？我记得家住二楼东厢房，当我奔上楼梯，走进家门口，碰上个不认识的老妇人，问我找谁?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呀。你是谁？在说话间，房间里出来个矮小的妇女，“谁呀？”多么熟悉的声音。
   “娘，您的小儿子回来了”，我边回答，边把带的海货放下。
    娘抱住我，流下了热泪。回头对那老妇人说：“李妈是小先生回来了，快去弄水洗一下。”
    平安到家住下，穿着这身长袍，如何出门？翻箱倒柜，找出哥们留下的旧西服换上，又到弄堂外面的理发店整修门面，然后去澡堂洗了个澡，浑身轻松，疲劳顿消。
    母子久别重逢，多次促膝长谈，才得知父亲1939年从武汉回到上海三年后病逝，在银行工作的二哥也因割盲肠感染而死。大哥、三哥在重庆中航公司任职，大姐在宁波乡下，二姐则在芜湖。
母亲问我这几年的情况，还拿出一张我穿军装的照片（这是我在1938年初照的，当时是国共合作还通邮，就寄张照片回来）。我对母亲说，儿子当兵打东洋鬼子，把他们打跑了，抗战胜利了就回来了。但对外人我只讲是从大后方回来的。因为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不少政界要人被称为接收大员，居民一般不去过问回家的人来自哪里，除非自己讲出来。
   住在家的头几天，我买了申报，找到报馆地址，草拟了寻人启事，准备去登广告。正在这时，李妈告知有人来找。回来没几天，除了邻里i，应该没人知道我回来，哪来的朋友？还指名道姓的来访，赶紧出门去看。
   原来是金源明。连忙让进屋，递烟倒茶，并留他在家吃饭。告诉母亲：是一起来的朋友。
   当我问金，比我早搭船走的，怎么今天才来找我？金说：“他搭的那条船在途中被风浪掀翻，幸离岸不远，随身带的衣物全被海水吞没，只身上岸，步行几天才摸到这儿”。对朋友遭受不幸，深表同情，我宽慰他，对他的困难给予帮助。他要去找人，我把路指点给他，并给他一些钱。几天后，他办完事要回山东，对我的帮助一再致谢。问我有何需要他帮助的。
   我在想，我已平安抵家，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邹崙。登报是个通知的办法，多少要留点痕迹，而托可靠的朋友带个口信，且更安全可靠，于是我把平安抵家的消息，托他回去面告领导，金一口答应：这个好办，一定捎到。
   托金源明给组织捎回安抵家的消息，也就不再去登报，以为没这必要。这样做，对否？要看今后实践，这里暂且不提。
         四．职  业  掩 护
   老母健在，有了住处也站住了脚，就的解决生活为题。带来的海货托人卖掉，换成钱，连同随身带来的钱，维持三四个月还可以。长期打算，就得找工作，每月有工资收入，也能掩护秘密使命。
   在上海找工作不易，要找到比较理想的有保障的工作更难,我特别关注报纸上的用人广告，僧多粥少，徒劳奔波，一事无成。我曾到芜湖看望二姐和姐夫，他们正想迁回上海，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过五个月我才找到了工作，如果不是社会关系的帮助，恐的长期待业。这得归功于比我年长十二岁的大哥。他是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的主任秘书。在公司任职近二十年，他随同公司从重庆迁来上海。由于1937年11月我到武汉征求他同意才到陕北去的，这次在上海见面，他当然知道我的底细，因是亲兄弟，他又不在国民党军政机关，没有利害关系，没必要出卖亲弟，若告密出卖，对他纯害无益。一个没有工作的弟弟在家，他能不养活？这就促使他去找些熟悉的朋友给弟弟找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通过一个在印度加尔各答机组的朋友，时任上海中央信托局副局长的帮助，介绍我进了信托局储运处任职员。进局需要个有身份的保证人，这个保人便是在航空公司当处长的大姐夫。我是1946年8月进局，考验期半年，如称职，就可以录用为比较有保障的局用人员。
     五．   组   织   工   会 
   有了正当职业，每月有固定工资，生活有保障，作为一个党派谴的秘密工作人员，就要考虑能为革命做些什么。
   领导我的邹崙告知到上海要长期隐蔽，能找到什么职业，只要不损害党的利益都可以干。隐蔽意味着不要暴露身份，要耐得住寂寞。一时没有人来联系也不要着急，有朝一日需用我时，会有人来联系的。可是长期隐蔽决不意味着无所事事，消极等待。只要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人际交往是可以进行。教的朋友越多，情况越明。
我在储运处担负的职责是文件收发，通过文件往来，能与处里的经理 ，工程师接触，也知道属于储运处的物资仓库有二三十个，分在沿黄浦江各码头旁。我也曾走访过这些仓库，得知仓库除领仓外，还有堆装工与栈司，小仓库有三五个职工，大仓库则有十几个人。经过多次接触，得知这些仓库职工，都是临时工，工资少，职业无保障，稍有疏忽就可能被解雇。
   进局半年内，结识了一些同事，其中有拦路码头仓库的陈智元，东大明路仓库的张永发，第三码头的史新法，以及储运处的公务员张兰生等。经常在一齐聚会的还有黄深庭 、沈赓耀等。都有职业无保障，唯有组织工会结成团体，有个依靠的愿望。
   当时乍浦路有个仓库理货业工会负责人叫陈全荫联系结果，陈表示在仓库工会下成立中信局支部，就不必向市社会局申请备案。于是在中信局所属仓库职工中进行会员登记，几乎所有在仓库工作的都报名登记，会员人数达到127人。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出包括我在内的支部五人委员会，会长推举黄深庭担任，每月在仓库工会开一次支委会，有事则及时增加。
   1947年3、4月间，储运处解雇了七名仓库工人。被裁职工请求中信局仓库工会出面，要局方收回呈命。支委会多次开会商讨对策，决定选派张永发、黄深庭代表工会向局领导情愿。提出不能无故解雇工人的要求。局方以工会不能干涉局方任免人员权为由，加以拒绝，但以原发一个月薪改为增发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使辞退的职工得到些经济补偿。通过这一事件，仓库职工感到工会在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上，能为他们起到点作用。
   到六、七月间，局里要所有临时工签订契约，这个契约规定局方有随时解雇职工的权利。中信局工会支部对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契约要否订立，展开了讨论。认为这一契约对职工不利，若契定宛如定了卖身契，即决定抵制。局方见职工没人签，便把工会会长黄深庭召去，软硬兼施，要黄首先签，带动临时工都签，并许愿黄签后可优先转为局用。于是黄首先签订了契约，一些原坚持不签的也动摇了。支部委员会认为，黄被局方收买，已不能代表工人，支委会决定撤消黄的会长职务，并推张永发为会长 ，
   到这一年十二月，由于内战扩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局里给职工发年终补贴，局用人员多发一个月，而处用人员则发半个月的。引起全局处用职工的不满，处用职工提出一样的职工，两样的待遇，处用人员难道只过半个年吗？由于工会出面，推派代表交涉，在局里墙外张贴标语，声称不达目的，即将举行罢工。在全体处用人员团结一致斗争下，局领导终于满足了处用职工的要求，获得与局用职工同样的年终增发一个月工资的补助。
              六． 联   系    周   公  
   一个党员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但对我这样一个远离组织，单独行动失去联系的党员则感到莫大的痛苦。平时过组织生活，感觉不到，如今，1946年过完了,胶东党组织始终没派人来联系。
   起初以为长期隐蔽，组织上没到需要联系我的时候，自己要耐性，不要犯急性病。可时间一长不祥预兆笼罩心头。难道金元明没有把安抵上海的消息告知周崙?既然金来上海时翻了船，几乎丧失生命。那么，回去能否平安无事呢？即使回到石岛，告知石岛党政领导，能否保证他们按照胶东区党委的介绍信告知邹崙呢?
   这就想起不按约定在申报上登寻人启事的联络方法，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登了报，邹崙一定能从广告上确知我已安抵上海老家，那不管多长时间等待，也能心安理得。如今我没登报，组织上没见到约定的联系方法，怎能不怀疑出了意外，又怎能派人来冒险联系呢?那么，再补登一个寻人启事怎样？如果在抵沪后一两个月内补登还有用。时间越久登的效果越差，这个办法就不灵了。怎么办？能回胶东找党组织吗？再找来的时候搭乘宁波那条船吗？难办。
   正在无计可施时，见1947年2月的文汇报载周恩来、陈家康在思南路17号周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周恩来是我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若能通过他与党联系不会错。可是怎样才能接近他呢？只有参加招待会，可是自己不是记者，又如何能参加？忽然想起手头曾有别人给我交换的一张名片。那是几个月前,我去订《联合日报》，与报社的人交换得来的。名片上的头衔是联合日报记者，我何不拿这张名片作为参加记者招待会的入场劵呢？想到此，在规定的日期我骑自行车赶到会场。见门口有一人，我把名片一扬，说句参加会的，那人一指里面的大厅，说已经开始了，快进去吧。
   这是间能容纳百把人的大客厅，会已开始，讲话的正是周恩来，围坐在四方上的穿着各式服装的人，显然是中外报社记者。我在角落上找了个人少的地方，落座后掏出小本记录。这次周恩来讲话的内容是指责国民党军队违犯停战协定，向解放军防地进攻。他列举事实，说明中共领导的军队一贯采取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原则。他话讲完后，接着由中外记者提问，答问后宣布散会，但仍有一二十人围着周询问。
   我趁这个机会，问会场的工作人员，有事要找陈永康。不一会陈永康来了，我说找个地方说吧，于是陈领我到另一个房间，问我什么事。我把情况一说，他听了几句就说：我还有事，另外找个人跟你谈吧。我点头，陈说你就在这房里等吧。
   跟我谈话的叫王凝，我就把党派遣来上海，迄今未来人联系，请求代为联系，王注意倾听。不加评说，等我说完。他提出：你写个书面材料，把你的情况详细写一下再作答复。我要他约个时间，好把材料送去。他说：甚么时间写好就甚么时候来吧。进门就说找王凝好了，离开周公馆回家，花了三天时间就把书面材料写好了，又仔细校对一遍。第五天就又去了周公馆，顺利找到王凝。把写了十多页的经历及请求联系的事递给王凝。他略翻了一下，便说放在这里，过一个星期来听回音。过了一个星期，这也是第三次进周公馆，熟门熟路地找到王凝的办公室。王凝在，这次是他主谈：材料看过了，你要联系的事有困难。我们是公开身份，不能直接与胶东区委联系，只能告诉中央，让中央与胶东联系，这一联系只可与中央联系时顺便提及，能否联系上得需要时间。我问若联系上就通知我好吗。他说：我们找你不方便，还是你过半个月来问吧。这时已到三月下旬，国内战争越来越烈。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攻占张家口，要中共驻沪代表团搬走。报载，周要在撤退前召开记者招待会，抗议国民党撕毁双十协议扩大内战，并监视代表团的活动。
   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是我要知道是否给我联系上，这就得去问王凝。可是中共代表团能进去吗？是否有特务把门?进去是要冒险的。冒险也得去，不去怎知结果。否则代表团搬走了，还能找谁？能否找个安全办法？考虑结果，还是采取冒名顶替的办法。
   记者招待会再三月下旬的一个上午举行。我骑车快到思南路17号时，骑慢些经过大门时，见里面有两个人坐桌旁把守。这是甚么人？是特务吗？不必惊慌，我从容进门，这两个人都站起询问：我掏出联合日报名片，来问代表团几个问题。然后把预先写着问题的稿纸递给他们看。这些问题是用中共对立面提出的一些质问。这两个人看罢问题纸还给我，要我登记，，我就用名片上的姓名、单位填写后让我进去。
   院子很大，先进大厅，然后转到与王凝谈话的房间，王凝见我进去，吓一大跳：外面特务把门，我们已失去行动自由，你不惧怕暴露身份的危险吗？于是我把利用报社记者名片来提问题作掩护，要了解联系的结果。王凝这才放低声音说：目前情况恶化，代表团即将撤离上海。你联系的问题，中央没有答复。你赶紧离开吧，这时听到有脚步走近声，我就提高嗓门，把准备的最后一问题提出，王凝也提高声音回答。我的目的达到，立即收起记录辞行 。路过特务，出门骑上车子，便朝往家的相反方向骑行。过了几条街，停车装着系鞋带往后张望，见无人跟踪，才放心回家。
           七 、调   往   下   关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仓库工会中信局支部五个委员，我是在幕后起指挥作用的一个。虽不公开出面，也不能瞒过局方耳目。在工会抵制订契约的斗争中，1947年8月的一天，帮助我进局的沈副局长找我谈话，对我参加工会活动深为不满。提出要不辞去工会职务，就得辞去局里职务，在这次带训斥的谈话中，我默不作答，不置可否。过后，我思考职业不能丢，这是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而工会呢，这是联系群众的革命工作，否则，怎能算得上为工人阶级谋利的党员呢？暂避风芒，少参加工会活动,但委员不辞掉，更隐秘的保持联系。过了几个月，争取处用职工年终也补发了一个月的补助。取得胜利的第二天，突然接到调我去南京下关中信办事处工作的通知。
   我明白，这是对我参与工会的惩处。在庆祝斗争胜利的群众集会上，我把调动工作的消息讲了之后，引起不少会员的愤怒。当即有人提出联名向局方抗议，要求收回调令，当时签名的就有四、五十人之多。这个签名送上去了，局方没有答复，是否坚持下去，拒不服从调动呢?对此，想的很多。
   如果坚持不服调动，就得依靠群众力量，而群众对共同利益拧在一起，现在为一个人的事，能否齐心？反使请愿的积极分子暴露，对今后的斗争不利。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并未交给我搞工运的任务。硬顶下去，有违长期隐蔽的方针。再说，局方调我离开上海，表明他并不掌握我的真实身份。否则，他就可以把我逮捕，至少以共党嫌疑处置。后来我与工会几个熟人表示，调走后，家仍在沪，每月回来一次，仍可联系。
          八 、   四   方   历    险
   调下关后，新环境、新同事、僻处一隅、消息闭塞。一个月才回上海一、二次，和战友们通几次信，得到的消息比在上海既少又不及时，对这种情况很不满足。
   迫切需要了解当时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我党的消息没有来源、得不到。从国民党反动派允许出版的、标榜中立、进步的报纸上固然也能看出某些问题。例如，根据战争地点从小城市转到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可以看出我军在胜利前进。从报上登的共军伤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报道，得出战争越打越大和我军越战越强。这些都得反面看，而且终究是些片段，局部分的消息，不能满足自己渴望了解战争全局的心愿。
   了解当时形势，还不是目的的本身，重要的是安抵上海两年多了，掌握了一部分党需要的情报资料，不能及时的汇报给党，这些情报起不了甚么作用，更迫切需要的是党的指示，有了这些指示，才有目标和方向，明白自己该做甚么，如何去做。
   既然党不来联系两年多了，为什么不亲自回解放区联系呢？可是回解放区谈何容易，暂时只能等待时机。1948年6月，这样的时机来到了。家中来电：“母病危速归。接电后，立即向办事处万长琛请准假。打电话给当时在南京中航公司办事处任处长的姐夫项本清，他也已知，让我立即去公司，他给我买好飞机票，他自己离不开，让姐姐和我搭同机回上海。
   赶到上海母亲已故去了。我也不说当时心情如何难受，别人告我母亲临终留给我那些话，以及如何安葬经过。只说按中信局规章，直系亲属丧假有半个月。料理丧事三天就完了。我在想能否利用剩下的假期到解放区去。
   先考虑去的路线，走海路，顺我前年来时路线走，吴淞口安设检查站没有？能找到去胶东解放区的渔船吗？没有熟人介绍，怎知他可靠？挨船去问暴露目标。走这条路费时太长，光一来一回在海上航行就得十四天，到达石岛找到党组织还得几天汇报、请示又几天。加在一起快一个月。我要赶在假期内返回工作岗位，才能不让反动统治察觉我的行踪。这条海路不利条件太多否定了。
要想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到解放区，最好的办法是搭乘飞机到青岛，要不了半天。青岛是当时离胶东解放区最近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报载战事以发展到青岛外围，那就是说，出青岛不远就可能有我军的游击队。还有个消息是胶济路中断，青岛开出的车只通四方。为了查清四方车站的位置，专门到书店买了一张山东分县地图。
   仔细阅看青岛外围都是些甚么地方。看出从青岛往东北方向走是进入解放区最近的道路，打算走两天，汇报请示三天，来回七天，充其量十天，时间够用。事不宜迟，想它就行动。
   一般人买飞机票不容易买到，我哥在中航公司任职，这是有利条件。我对哥不好明说去解放区找党，托辞母亲死后心情烦闷，想到青岛玩几天散散心。说实在的，当时母亲刚死，哪有心情游山玩水。我不但托哥买飞机票，还让他给青岛中航公司熟人写了介绍信，给我安排住处，这些我大哥都答应了。
   去青岛的班机一周两次，大哥给我买了一张最近的星期五的客票。介绍信写给青岛中航办事处长沈新铭，托他照料我。星期五一早，只带一个放衣物的皮箱，赶到龙华机场，在上午十一时左右抵达青岛机场。
   找到沈处长，把介绍信给了他，它让我住在办事处职工宿舍。我在办事处里翻阅当天的青岛日报，上面有一条启示引起我的注意，这是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到崂山旅行的启示。上面提到本星期日早六点出发，当晚回来。非会员也可参加，报名费一元等等。 
   看了这条消息后，查看地图，崂山在青岛的北部，正是往解放区去的方向，心想这倒可以利用。随同团体由青岛坐汽车去崂山后，故意慢走，离开团体后，就可以自由行动，向东北方向前进。如遇自己队伍就进去了，如遇国民党军队就已迷失方向作掩护为理由。主意打定，向沈处长借了一辆自行车，找到了青年会，交了报名费，发给我一张旅行证，凭证上汽车。从上海来没带任何证件，这张旅行证对我很有帮助。一心想后天经崂山去解放区。
   次日是星期六，一早就离开中航宿舍，到街上吃早点。信步走到青岛火车站，看火车究竟通到哪里？走进票房，青岛外开的车每天一次，只通四方，两小时到达，下午三点由四方往回开。崂山是明天才去，今天没事，何不坐车到四方探一下情况，看有无从那里进入解放区的可能，当天返回。如果崂山之行进不到解放区，转回再从四方进解放区。可惜我的如意算盘由于碰到意外而没有实现。
   当时离开车还有半个小时，买好车票，十点左右到达四方车站。下车时看到旅客们排队下车，车门口有人查票。我当时以为是盘查就想避开他，就朝相反方向走，从列车的另一端下车，没有人盘问，漫步离开了车站，往东北方向走。
   按自己预定的计划，到四方是来探听、了解情况的。本该除了眼观外，还应找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可惜我怕暴露，在火车上没敢和旅客交谈，下了车又离开了人群，走到路上碰到几个行人，也没有向他们打听，就盲目的向前走，不知不觉走出了一二十里路。看到不远处有两个村庄，心想从两个村子中间穿过去就是了。谁料离那还有五六步远，突然听到前方喊了一声：“站住”！我以为是对挑担的老乡喊得，赶忙蹲下，心想如能躲过赶紧往回走。眼看挑担的人到了村前，没事过去了，喊声却又传来了：
   “快过来，不来开枪了”。这显然是对着我说的，他们发现了我。可我还不想起来，见我不走，打过来两枪，听枪声是朝天放的，明知是吓唬我的，也同时告诉我碰到军队了。心中当然希望碰到了我军的游击队，可是我从离开四方才走不多路，我已到了解放区吗？我们的游击队大白天能这样暴露自己的目标吗？多半是碰上了国民党的军队。既然被它们发现，逃跑是不可能了。我这人生地不熟的，逃的脱追兵吗？不如迎上前去看看究竟是甚么部队。就按对方是国民党军队来对付他，来时已设想过准备了一套对付的办法，检查身上也无可疑物品，有何惧怕。想罢我就沉稳地朝着村头走去。
   这枪声惊动了村头聚集的士兵，约有一个班，待我走到他们跟前，七嘴八舌的问开了：“干甚么的”？“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也有人诈喊：“准是共党探子、是个奸细”。他这一诈，反倒暴露无疑，的确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也不多答话镇静自如。他们见问不出甚么，有人喊了声：“搜”！随即过来两个士兵，把我带的钱还有美元和那张地图搜出来了。
  “这么多钱”！“看还有地图，这家伙准是匪探”。我冷冷的答了一句：“这种分县地图，城里有的是谁都可以买”。搜出地图的人，原以为抓到了证据，听我一说他们把地图摊开来，好几个人凑上去看，的确是普通的地图。他们弄不清我究竟是甚么人，我穿的衣着、谈吐不像他们心目中的敌探，可是搜到这么多钱，一块肥肉到手岂能轻易放过。隐约听得背后窃窃谈话：“先把它押起来，快去报告营长来审问他。”
   士兵们把我带进三开间的大房，让我进左边的里间，虚掩上门就走了，在大约半小时内，偶尔有人推门进来张望，没人来盘问我。利用这段时间，我从士兵们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怀疑的问题，思考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审问。别的都好对付，为什么一个人拿张地图到前方危险地方来?得想个既合乎情理又合乎身份的回答。别的都好对付，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想用“记者”称谓来应对，一来合乎自己的衣着装束，二来到前方采访，打探消息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想妥后心情平定下来，心想到受审时，只要沉着冷静，用国民党方面的语气回答提问，随机应变，也许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呢。
   审问开始了，问话的是个小军官。开始他摆出一副官架，大着嗓门打着官腔问：“叫什么名字？”，我答后，又问“干什么的？”“记者”。“从哪来的？”“青岛”，“往哪儿去呀？”    “前方！”
 “你不知道前方危险？”
“你们在前方都不怕危险，我怕啥呢？”，我顺着他的问话，就“危险不危险”发挥开了。说话中不时的给他戴高帽，比如说“不来不知道，一来才知道前方将士太辛苦，”之类的话，一方面给他灌迷汤，另一方面用后方作陪衬，把我在南京看到的伪国大副总统选举丑剧：他们如何在大酒家里，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不顾前方将士的生死安危等等，作了一番有声有色的描述，再看他们，不但那个小长官听得入了迷，就连立在旁边的士兵也都听呆了。看来总统选举之事他们有所耳闻，但不见得有我说的如此详细，这对我的身份认定有了一些想法：这人如不是国民党方面的，能清楚这些内幕？所以后来的问话语气显然平和下来。
   他接着问我：“那你带地图干什么？”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答案，我指着地图下角说，“这是上海出版的，在书店里买的，我头一次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带着地图查看个地方，不行吗？”，接着我又说“再说了，有些记者就因为怕危险，光躲在后方，不敢来前线，都这样那能行？我这次到你们这儿也算巧了，回去就把弟兄们劳苦功高的情形写出来，在报上一登，让后方的人都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管审问我的小官连连说：“这太好啦，能得到记者的美言，兄弟表示感谢”。到这时我已感到他对我的怀疑一点也没有了，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审问则成了亲切的交谈。该是我进攻的时候了，我指责士兵对我无理，胆敢搜我的腰包，故意刁难我，延误了我下午乘火车回青岛的时间。他连声赔不是：“误会，误会，不打不相识，有缘来相会，如不嫌弃咱们交个朋友。......搭不上火车不要紧，兄弟我派人找车保送你到青岛、、、、、、”。
   谈话的间隙，他递给我一张纸，“你写一下，”我拿着纸不知他何用意，没等我问，他说：“你写，收到某某某退还美钞、现钞x元、、、、、、。”一下子明白了，他是怕我回青岛后告发他，好留条为凭 。“请点一下。”我拿过钱点数，“一元也不少，”装进口袋后，把写好的收条给了他，见他手里拿着的那张地图不松手，欲言又止，见此情景，考虑到还未脱离虎口，还得让他帮忙回青岛，何惜一张图。于是我说：“兄弟我也无物相送，如这张图对你有用，送给你留作纪念好了。”他连声道谢，一面叫人送水沏茶，他自己则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恭恭敬敬写了几个字交给我。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还写了“平度独立营营长”的职务。
   时间已过下午三点，我急于赶回青岛，便问：“还赶的上火车吗？”他说：“火车不行坐汽车，”随即叫过一个士兵：“到街口看着有汽车来，叫他站一下 。”他对我说：“你就在这等吧，车来了再去。”我怕言多有失，早离开早安全。就说：“我随他一起去等车吧。”临行营长伸手和我相握，“再见了！”
   士兵知道这个时间不会过汽车，就叫我去里面坐等。我说：“我就在这等。”士兵去里面喝水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大路边徘徊。我曾想再一次往东北方向走去，才走了几步，又一想不行，万一在受阻拦，还能推说路不熟迷失方向了吗?再说，今天只是来试探，明天还要到崂山进解放区，别无他法，只有盼过路汽车快来。
   直到近六点，才过来一辆运货的卡车。那个士兵把车拦下，对司机说：“这位是我们营长的朋友，你要把他送到青岛去。”司机忙说：“错不了。”原先坐在司机座旁的人，赶紧起来被让到卡车上面去，把我安置在驾驶室里。这是辆破旧的老爷车，沿路停了多次，走的也不快。天黑了路过一个岗哨，要停车检查。当检查的人拿手电照我时，司机忙说：“这位是营长的朋友。”他见我穿着不一般，也没盘问。我趁机打着官腔：“快点检查，还要赶路，啊！”检查人连说：“是，快。”由于我这帮腔，没等多久车就开了。司机对我也有好感：“饿了吧，前面有饭店，咱们到那吃。”约摸晚十点的光景，到了司机所说的地方。司机领我进了饭店，进门左边一间是厨房，右边两大间放了几张桌子，一盏不很亮的油灯吊在中间。我在最右边一张桌子前坐下，司机说要修车还要给汽车加水，就出去了。我拿出营长写的字条，这可不能做证件，何不借用营长的名义为自己写封介绍信呢?。我立即掏出本子撕下一张白纸，正写着，听见门口有人进来，对坐在靠近门口的从车上下来吃饭的客人说：“拿证件来！”我加快速度用了两三分钟写下了：“兹有我的朋友某某回青岛，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下署营长的姓名，写完插好钢笔，检查人就走到我的跟前：“证件？”我把刚写好的介绍信交给他看，这时司机也跟了进来说：“他是营长的朋友。”检查人扫了一眼介绍信，把它还给我就走了。我又打起官腔对检查人说：“不要难为司机，他也怪困难的，”听我给他美言十分感激。这顿晚饭吃的是面条，司机抢着为我付了饭钱。吃罢饭我对司机说：“快开车吧，晚上得赶到青岛才好。”司机说：“修车还得一会，你在这先休息一会，等车修好了我来叫你。”我也累了，便趴在桌上打盹。直到发动机声响惊醒了我，赶忙出来上车，看天已是下半夜了。这以后没再遇到检查，可是到青岛市里下车已是星期天的上午八九点钟了。我和司机道别口说道谢的话，心里直怨破车跑得慢。我急忙赶到青年会一问，人说：“去崂山的旅行团的汽车晨六时就出发了。”预订的计划就这样给打破了。
   随后，我来到青岛的海边，坐在礁石上看海浪扑打心潮起伏。整个下午我都在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看着海想走海路，可是除了近处有几条大轮船外，没见渔船的影子，到哪去找船呢?即便找到渔船，又怎好问去不去解放区？一个人去崂山路不熟，也无车，盲人瞎闯会行？再去四方，已经碰了一次钉子，不想再冒险。计算来青岛已三天，假期所剩不多，决定不如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