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到情深句便工
——杨立容老师的为师与为诗
何希凡
 
三十五年前，我在南部师范文史专业班就读，杨立容老师专门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他那时50出头，我则20刚过，曾遭遇“文革”的知识歉收、赶上了首次恢复高考、却因高考失利被降格录取的我们深感不幸中的万幸：能际遇杨老师这样从小深受国学熏染、曾就读于老川大的业师——老师的课把我们从中学时代仅学过几篇配合评法批儒政治需要的古代作品的孤陋世界引入到灿烂辉煌、斑斓多姿的古代文学天地——杨老师不仅积学深厚，而且常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古代诗人作深层次的精神对话，我们在他的课堂上接受的不仅是艺术层面的审美启示，更是精神层面的心灵震撼，深感古代文人高才薄命的遭遇不是几个人的偶然性个案，而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文人的共同宿命。我想，能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杨老师不仅仅是依靠在技术层面的“教书匠”本领，而是深厚的功底与生命的真诚两相交融的结果。在我们那一届学生心中，杨老师是饱学之士，是性情中人，他心中多诗意，讲课富诗情，当我们偶尔能读到他的诗词之作，就更真切地感到，老师本色是诗人！如今我已早逾半百，杨老师也年近九旬，三十五年的岁月沧桑了我们的人生，也沧桑了我们的容颜，却使我们的师生情谊获得了更加纯净、更有精神质感的升华。这样的师生之缘绝不仅仅是两年课堂教学有限的时空演绎，杨老师当年给予我的是能终其一生挥鞭执教，在三尺讲台领略万里春光的无尽财富。我也知道，杨老师退休后仍坚持笔耕心织，有更多的诗文问世，已至耄耋且曾身罹疾患的杨老师至今诗心不老，诗情奔涌。读他的旧体诗，我能真切地感到三十五年前他的教学风采和诗人情怀的生动回映：他还是那样灵敏与善思，还是那样多才与深情。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强大的现实政治力量助推下一改昔日灰头土脸的尴尬，骤然于世纪之交受到现代中国人的膜拜，而生长于古代文化语境且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民族语言审美魅力的旧体诗词也重新受到了追捧。然而，现代中国人写作旧体诗词也遇到了实践难题：旧体诗词在千百年的历史铸造中已在格律、章法等诸方面形成了比较严格的写作规范，而历史的“间离效应”又使得现代中国人不同程度地疏离了这些规范，尤其是在音韵讲究上，由于古今语音变化太大，即使手中持有相关工具书也很难保证在格律规范上不出问题。此外，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引领着现代语汇的丰富与更新，古代的语汇是否能完全承载现代生活的变化，表达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尚，这也考验着旧体诗词的现代艺术功能。面对这样的难题，当今诗词创作界就难免众说纷纭：或主张不论时代怎样发展，都必须严格按照古人建立的规范以不变应万变；或主张大致讲究规范，但不以规范约束诗思的灵动和佳句的偶得；自然，也有人主张现代新生语词与旧体诗词艺术形式的结合。而杨立容老师早年就写诗表达过自己的诗学坚守：“吾生秉性兮喜自由，有诗写意兮胡乱诌。平仄不合兮无所忌，格律难成兮未强求”。他的这种主张是很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议的，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与为诗，更不会认同他的见解。其实，他的实际写作并非全然不顾平仄格律，但也确实不以格律抑压真情，因为他深知现代人再也难以完全回到古人为诗的语境，一味地按图索骥必然失去诗歌应有的灵魂和灵气，而作为一个在古典文学中浸泡一生的语文教师，他又较之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更了解旧体诗词的写作规范，因此在实际的创作中，他又尽量遵循着这些规范，在讲规范又不惟规范中找到一种现代读者能接受的审美平衡。美学家高尔泰先生主张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是人之精神的追高追求，尤其是文学艺术的最高追求，所以杨老师为了自由之魂的表达，不是不讲究格律，而是“未强求”。只不过讲究格律规范更易于为人认可，而“格律难成”则不易为人所谅解，所以他才更多强调不惟规范。近年来，他费尽心血，扶病就笔而成的《中国历史朝代歌》，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主张。还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就见到许多版本的历史朝代歌，但从未见过像杨老师写得篇幅这么长、对历史朝代更替梳理和历史事件描述如此细致到位的朝代歌诀。许多历史朝代歌不过就是帮助学生记住基本历史朝代的顺口溜，更多发挥着应试的作用，而杨老师的歌诀则不仅述史细致准确，更有自己的分析与评判，其见解多能引发读者的历史沉思。比如说到“大禹治水受舜禅，专治世袭‘启’开端”，我们就会找到困扰现代民主的历史源头，深思专制制度难以铲除的历史文化土壤。讲到秦王嬴政的历史功过就十分客观地作了辩证的评价：“嬴政统一置郡县，不再分封废井田”，“文字大篆改小篆，书写日渐趋简便”以肯定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而对其“图谋天下永久安，坑杀儒生防反叛”，“大兴土木修宫殿，骄奢引起黎庶怨”的暴虐就给予了无情的谴责，这恐怕也是后来各朝各代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尤其对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辉煌的内政和开拓性的外交都做了别具慧眼的概括：“朱棣成祖夺帝位，迁都北京业辉煌。英明重视航海事，郑和七次下西洋。国际交往意义大，世界史上属首创”。对这些伟大的历史功绩的恰当肯定，其意义不仅是震古，更能灼今。由于蕴含着作者在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基础上的真知灼见，读者每能于阅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更能深刻的领悟历史，借古鉴今。历史朝代歌主要功能是歌，因此其语言不宜过分古雅深奥，而应追求明白晓畅，因此作者用意在于面向广大青少年学生和普通社会大众，他深切希望青少年能真正懂得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尽沧桑却灿烂辉煌的历史神韵。他认为，只有用生命拥抱民族历史，才能有效地知古鉴今。但杨老师又不满足于单纯的歌诀记忆功能，他要尽量使之具有诗的特点，力求在语言上具有浓郁的诗味和诗韵。比如：“开天辟地无稽谈，自古贤人作笑传。蛮荒时期没记载，渺渺茫茫亿万年”。开头几句写难以稽考的“开天辟地”之历史源头，把抽象的、概念化的印象作了具象化和诗意化的提升，引发读者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追索有迹可循的历史真相。又如写项羽兵败，乌江自刎：“楚汉相斗夺帝位，霸王领兵向东还。乌江渡口遭围困，四面楚歌军心散。坐骑不行徒悲叹，自刎别姬双泪残”。单就历史事实而言，项羽给人的印象是有勇无谋，而且暴戾残忍，他的败亡似乎是自食其果，但自司马迁以来，历代文人对其乌江自刎事件的精神含金量作了淋漓尽致地发挥，除晚唐杜牧与北宋王安石分别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和“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评价外，几乎都超越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心理定势，盛赞其足可作为中华民族俯仰千秋的精神气节。而杨老师着眼于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呈现，既写了项羽败亡的缘由：“四面楚歌军心散”，也写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壮：“坐骑不行徒悲叹，自刎别姬双泪残”。既没有因为同情项羽而罔顾历史事实，又没有因为要正视历史而失去文学艺术的诗意表达。所以我认为，这些歌诀都堪称真正的“诗家语”，是歌诀，更是诗诀。
诗是抒情的艺术，它不能脱离情感表达而成为纯理性的说教。不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虽然我们不排除诗人丰富的意思、深刻的意义表达，但好的诗歌更需要情感的力量。诗可以有意思，但更应该有真情、有意味。杨立容老师是性情中人，他待人真情灼灼，讲课词采飞扬，为诗情深意浓。我近日读到他写的几首表达亲情的诗，不得不为他对亲人的眷怀、体察与深知而心动神驰。他有一对儿女多年前就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或从事科学研究或在企业拼搏发展，皆各有建树，然同巢之燕奋翼翩飞，异国他乡万里之遥，亲人天各一方，即使儿女孙辈频传佳音，也难敌内心深处的离散之苦，更何况像杨老师这样的耄耋之年，多少也会有一点老病孤愁的隐痛！在这样的生命体验中，对儿孙昔日情状的追忆、遣怀，就成为作者最为甜美轻柔的心灵抚慰。写于1992年的《带稚孙学步》：“光熙门前草茵绿，西坝河畔柳色青。娇小依栏学步态，痴老牵臂舐犊情。燕语喃喃传谐趣，花影点点助天真。切盼早登康庄道，投足稳健履风云”。诗写初始学步的小外孙女天真烂漫的娇态童姿，让读者不禁引发对美好无邪的人之初的无限眷怀与憧憬，与此同时，一位满含深情、携幼学步的老人形象与之相映成趣。这一老一少的画图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人伦情怀诗意写照，是千家万户老少天伦的艺术浓缩。再配以早春芳草茵茵、小河水流、嫩柳扶苏的动人画面，顿令全诗意境迷人、醉人、撩人心魄。“娇小倚栏”“痴老牵臂”“燕语喃喃”“花影点点”不仅着意对仗，更透出了人到老年即童年的生命哲理，演绎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心灵轨迹。最富情趣、最见至情的当属《答疑》一诗：“骤雨风雷洗征程，迩来清新夕照明。铁血剑气磨欲尽，厚帽遮颜度霜临。顽童见笑频来摘，那堪意烦喜亦嗔。情过景迁念远别，质疑书问倍销魂”。作者在北京带小外孙女时，常戴一顶鸭舌帽，孙女总是想摘下帽子，而姥爷又总是笑而拒之。后来小孙女到了国外竟然还带着这一情结，于是用英文写了三角诗向姥爷追问这久未释怀的问题。作者的答案自然是小外孙女暂时难以理解的“铁血剑气磨欲尽，厚帽遮颜度霜临”，答疑的主题转成了风雨人生的诗意表达，但“顽童见笑频来摘，那堪意烦喜亦嗔”又回到了小外孙女昔日摘帽的天真。由此可见，此诗不在于答疑的立竿见影，而在于借此表达人生感怀，回味小外孙女的至爱深情。诗情由昔而今，婉转曲折，老少心灵互照，感人至深，虽然此诗很讲究诗句的锤炼，但至真至切的深情不仅是作者个人生命体验的生动传达，更能沟通读者的心灵共鸣。
杨立容老师旧体诗词写作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值得珍视的启示：写诗必须先入格，必须遵循已有的写作规范，但写诗当以自由为上，真情为上，自由与否是诗与非诗的重要分界线，而至真至切的情感则是诗得以翩然飞翔的翅膀。清人赵翼曾言“赋到沧桑句便工”，我想套用这句话表达对杨老师诗作的阅读感受：诗到情深句便工。
 
                                  2013年8月5日于西华师大寂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