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兄弟 胜似兄弟
——怀念挚友郭元群
章 未
2011年6月10日,挚友郭元群不幸病逝,闻讯不胜悲痛。盖我与元群,自1943年同进江阴杨舍(今张家港市)梁丰中学初中一年级,成为同班同学以来,迄今68年,一直有着密切交往,情同手足。如今一旦先我而去,而且那么突然(元群5月16日自美归来即住院,我只在6月5日去中大医院探视时,见上一面),实在难以接受。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记述如下,以志对他的怀念。回忆我们相处的这段历史,也可有助于元群大学后的同学、同事和他后辈,从一个側面增进对他的了解。
江阴同乡
我与元群,同生于1931年,农历辛未,肖羊，我稍长于他几十天。我们虽同籍江苏江阴,只是我生于江阴城内,1937年日寇侵华,全家辗转避乱,于1939年才定居东乡杨舍。而元群则土生土长,为地道的杨舍人。当时杨舍镇上只有东西一条街,有谷渎港横穿南北,青龙桥高架港上,贯通街东西。桥东叫东街,元群家在东街尽头,有一城门洞与‘‘城外”划界。桥西为中街、西街,我家则租住在中街蔡家。杨舍文化还是发展较早的,出东门不远,座落着一所江阴东乡著名的梁丰中学,还兼有所梁丰小学在一起,元群就读于梁小。中街钟鼓弄往北,三圣庵场附近,则另有所范贤小学(也叫杨舍小学),我到杨舍后,就插班进了杨小三年级。1943年,我们小学毕业,同时进了梁丰初一,成为同窗好友,从此就开始了68年不寻常的友
谊历程。
梁丰同窗
和我们一起进梁丰中学的,杨小还有郑际泰、郭宗海等,梁丰还有沈玉成、童秉彝等几个,在班上是属于年龄较小、个儿较小的小同学,坐在前三排,常在一起玩,结成一帮,比较“要好”。往往在上学时,我们住在西边的几个走读同学,还提前先到元群家,你等我,我等你,搭了 “淘”(伙)再一起出发。
40年代初,虽说杨舍属于沦陷区,但日寇基本上是龟缩在江阴城里,只在“清乡”时出城转个圈，对“乡下”控制还不太严。所以，梁丰的教学,还是能按自己的传统进行。学校一贯比较重视国学。初一的语文老师是吴伯昂先生,教材完全是自选的,记得第一、二篇文章是《古文观止》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颜触说齐王》。除了语文课外,还设有读经课,选读《孟子》有关篇章,第一篇是《孟子见梁惠王》。初中整个三年,全是读的古文,没有一篇白话文。在教学方法上,一是读与背,每篇均要背;二是写,每周一篇作文。这样下来,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功底。我印象中元群的作文都是很精要的,他一般不写长,但有见地。除了课内,在课外,我们几个情趣相投的同学,还大量阅读了四大名著和演义小说、公案
小说、武俠小说等读物。
元群在所有功课中,以文史见长,数理化一般。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以后报考大学时,会选了文科教育系。工作中,也总离不开“动笔头”的活.乃至在省人大工作期间,还挤时间编著了两本有关韩非子的译注出版。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在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潜移默化受着传统道德的影响。诸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等,我们一伙人中,都讲重义轻利,崇尚富贵不移淫、贫贱不移和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注意慎独,也自鸣清高----。所有这些,均没有哪个人对我们作专门说教,而是从小 “养成”的。这对我们以后做人,打下深深烙
印。
初中三年,年龄尚小,早先大家一起玩,有打弹子、捉蟋蟀、追趟趟、洗冷浴、看小书等等。 1945年，抗战胜利,河山重光,我们进了初三,年事稍长,班上开展了办墙报、远足和排演话剧等集体活动,同学间增多了接触与交往,更加深了我们这个班的凝聚力。尽管越年升高中就星散了,但是一到寒暑假,大家又聚到一起玩了起来。
1946年,我们梁丰初中毕业。虽然梁丰在江阴四乡说得上是个好学校,但比起县市城里的学校来,终究稍有逊色。这一年,元群与玉成考进了无锡私立辅仁中学,一起去无锡,住沈玉成家在小娄巷的一栋住房内,由玉成母亲和外祖母陪同,料理他们生活。我考进江阴省立南菁中学,母亲陪我去城里住在舅家。宗海则去了苏州中学。际泰在一年后也转入了南京中大附中。只是在高一下,玉成患伤寒,病假超过三分之一学期,按规定要退学。不得已在暑后和元群一起回杨舍,重进梁丰读高二上。过了一学期,玉成再转江阴南菁,读高二下,就住我处。元群则留梁
丰,直至毕业。
“艺蕾”同人
时至1948年秋,我与玉成接到郭宗海苏州来信,倡议老同学一起搞个歌舞话剧组织,于寒暑假演出,以联络友谊,提倡正当文娱活动。他同时也给南京际泰和梁丰秉彝、元群等去了信。得到大伙赞同。当年寒假,我们回杨舍,就聚在元群家碰头,商定正式成立。由我们班上在苏中的宗海与吴仁培,苏女师的缪丽芬、高挹芳,南菁的玉成和我,中大附中的际泰和梁丰的元群、秉彝、俞世荣、叶镜徵等十五人,负责筹备。开列拟吸收为社员的名单(多为梁丰爱好文艺的低班同学),分头邀约。借杨舍小学为活动场所,敲定节目,组织排练,准备演出。
1949年1月,“艺蕾”正式成立,计有社员30余人。首场演出,节目有歌唱《收获》、《古怪歌》，舞蹈《农作舞》、《黑人舞》和话剧《火烛小心》等,效果很好。过了寒假,我们便又各奔东西，开学去了。其时,解放战争已接近胜利,我们也已面临高中毕业。可我们一不关心国家大事,二不考虑个人出路,醉心于搞什么剧社活动。固然一方面是年轻幼稚,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缺乏觉悟。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23日,江阴、南京解放。很快又是暑假来临。当年,除际泰在南京参加了解放军外, 我们高中毕业,又全都回到了杨舍。包括缪丽芬、高挹芳女师毕业,通过学习,分配了工作,也回来了,等开学后再报到上班。我们几个,玉成因身体原因,准备停一年再高考,元群、秉彝和我因经济故,均不打祘升学。大家聚一起,又搞了场演出。计歌唱《解放军进行曲》、《打得好》,舞蹈《新疆舞》、《别让它遭灾害》,话剧《压迫》等。还参加了解放台湾、
购买胜利折实公债等宣传活动,上街扭秧歌、打腰鼓等。
一暑易过,开学期到,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我们几个怎么办?大家一合计,说凑点钱搞个文具店,先解决生计再说。玉成父亲沈品璋先生不赞成,因为玉成是要升学的,功课不能废。他建议我们几个住他家花园(兼菜园和晒布场)去,一边温课,一边劳动,种种菜,锻炼锻炼,适应新生活,明年一起考大学。 品璋先生在杨舍开有大生祥绸布店,是当地首富,他这么说,意味着他有意承担我们的生活。一则他有此能力,二则他一直认为玉成虽然天资聪颖,但锋芒毕露,过于任性,而我们几个性情要沉稳些,一起温课,有我们作伴,可对玉成多少有所影响。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商讨一番,就行动起来。由玉成、元群、秉彝和我4个人,组成小组,住进园去。小组取名“三五小组”,园子就叫 “三五田园”。从9月份开始,就过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田园生活来了。
“三五”同园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每家拿点米出来,自己动手做饭,菜就从田里种出来。每天上午复习功课。下午午休后读读《中国青年》等报刊,接受点新知识。听听留声机,下下棋,打打乒乓球,活动活动。随后就是锄地、浇水、种菜。晚上开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给自己的墻报写稿子。我们还轮流倒马桶,只是因为怕难为情,总是天不亮就作为首要任务来完成,免得被人看见。这样的生活很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现在似乎难以想象。过了些日子,我们拿不出米来了,就全由玉成家供应,还给我们每餐送一碗荤菜来。
至于“艺蕾”，除了由玉成和我负责编印《艺蕾生活》外，基本上没什么活动。这样平静的日子过不了两个月，就起了变化。一方面, “艺蕾”在杨舍已有一定影响,外界要求它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几个负责人却闭门读书,说不过去。另一方面,我们毕竟年轻,耐不住寂寞,静极思动。11月,“艺蕾”改组,明确宗旨为“服务人民大众,发展文化艺术”。我们开始挤时间走出去,积极投入剧社活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50年2月,“艺蕾”成立一周年,演出歌剧《兄妹开荒》、话剧《魔城末日记》等。接着,赶春节排演歌剧《白毛女》。此时秉彝已经离开“三五”田园,去塘墅小学任教,宗海从苏州回来,加盟“三五”。在《白》剧中,张惠翠饰喜儿,宗海饰杨白劳、吴仁培饰赵大叔,江洵帆饰王大婶, 我饰王大春,秉彝饰黄世仁、元群饰穆仁智、秉彝的妹妹童秉慈饰黄母----。请地方人氏郭令明、叶元同、和郭应宜任音乐指导,搞伴奏。《白毛女》在杨舍演了两场,引起轰动。随后,以赈灾义演名义,先后去芦市头、华墅、祝塘、江阴演了7场。除去开支,结余大米8石,交与政府。我们还改编秦腔《穷人恨》为歌剧,打祘五一节演出。只是此时,离高考已近,我们几个要抓紧备考,难以兼顾,乃作罢。宗海回了苏州。
期间,玉成、元群与我还于1949年12月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获准,后补期6个月,1950年6月如期转正。尽管那时我们的认识觉悟还不高,但青年 人
要求进步,则是基本的。
时至7月,玉成姐夫、也是元群的堂兄郭元昇,陪我们三个一起到南京参加高考,这次高考,我们在华东区都是报的南京大学(解放前为国立中央大学)。玉成报了物理系,元群报了教育系,我报的是机械系。发榜之日,急着买报纸看,全部“金榜有名”,皆大欢喜。只是还放心不下,因为南大教育系录取名单上登的是“郭光群”,估计应该是元群,但有一字之差,总不踏实。直到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这一年,宗海在上海考进了南大农经系,俞世荣是前一
年就进了南大农学系。这样我们从此又都成了南大同学。
南大同校
1950年9月,学校开学,我们到南大注册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我们三个在文昌桥宿舍住下,宗海、世荣的农学院在丁家桥。从杨舍到南京,从“艺蕾”、“三五”到南大。是从小城镇走向大城市,从小圈子走向大时代。元群和我还申请到
了人民助学金,是人民培养我们读了大学。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深受周边政治气氛的感染,一边认真学习专业,一边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可对于“艺蕾”,还是放不下。由于主要成员都离开杨舍,去了外地,于是专门成立了个旅外委员会,改《艺蕾生活》为《艺蕾通讯》,以加强联系, 反映动态,由我们南京来出,每月一期。我们还收集剧本,准备寒假回去演出。
,当年寒假,我们回杨舍演出了话剧《永生的人们》。还配合土改,到双墩乡演了场《白毛女》。但再回学校后,我们已经感到“艺蕾”活动与我们的学习生活有矛盾。正好,杨舍镇人民俱乐部有意将“艺蕾剧社”与当地另一“杨舍剧团”合并成“杨舍文艺服务团”,我们赞成。1951年4月,正式合并,我们就结束了“艺
蕾”的活动。
这学期,玉成因为感到所读物理专业十分不适合他的兴趣与专长,决心重考,就不再随班上课,一个人在宿舍内复习高中科目,终于在1951年暑假考上北大中文系,暑后只身北上,我们三个也就分开了。
时至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大文、理学院去鼓楼原金陵大学校址,仍叫南京大学;工学院留四牌楼南大原址,成立南京工学院;师范学院去宁海路原金陵女子大学校址,成立南京师范学院;农学院单独成立南京农学院,还在丁家桥----。这样,我留南工,元群去南师,我们也就分开了。
入党同年
我们进南大,时在建国初期,各项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继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外,还有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再者,我们身为青年团员,还要上团课,过组织生活。元群与我在运动和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不断进步,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在班上起模范带头作用,成为系里骨干力量。
当年,高校党团员不是很多,南京高校设一个党委,南大只有一个总支,院设支部,系里只有小组,基本上是解放前入党的原地下党员,还未开展建党工作。而青年团则学校有团委,学院设总支,系设支部。学校的各项运动和许多工作,是党组织发挥团组织作用和发动学生来做的。连学生的伙食与宿舍区的管理,也是各系学生轮流派人出来参与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暑假进行,各校党政机关人员尚在配备中,还未全部进校。学生中的工作,就通过各校成立的临时团总支和学生会来抓。由于这一年,国家建设急需人材,教育部决定全国高校除48年入学、52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如期毕业外,49年入学、原定53年毕业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这样,当年三、四年级两班同学一起毕业,我们称之为“双胞胎”。而且,我们这一班从二年级升到三年级,便成为在校生中的老大哥了,要挑重担,势在必然。在南工临时团总支中,我担任了组织委员。在南师临时团总支中,元群任委员,主要担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开学以后,各校正式成立团委,我们随之继续担任团委工作。
院系调整后,学校充实了党政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了起来。大的政治运动也告了一个段落,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1952年冬,各校开展整党建党学习,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陆续发展一批新党员。我与元群均被吸收学习,各自也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3年2月,我为南工党委批准入党。6月,元群为南师党委批准 入党。从此,我们就不仅是同乡、同学的关系,而且还是党内同志的关系。
工作同地
1953年7月,我们这一届50年入学、原定54年毕业的同学,也像上一届一样,根据国家要求,提前一年毕业。由于早有决定,因此可以早作应对。在三年级一年时间内,把原定该学的课程基本上都学完了。那时,学习苏联,搞了个“六时一贯制”,上午上6小时课,课间加一个馒头、一碗豆浆。下午、晚上复习、做作业。也就这样对付下来了。毕业了,工作由国家给方案,何地、何单位要几个人,一个坑安一个“萝卜”。大家报志愿,由学校统一分配。我们当然是“服从分配”。结果当年,元群和我均被学校留校任教,仍在南师和南工。宗海也一样,世荣早一年毕业,先当老师,均在南农。另外,49年参军的际泰,此时在南京空军司令部工程部工作。十年前的小伙伴,如今一起长大成人,成为国家干部,又同在一地工作,已属不易。而且居然从此大家都没挪过窝,一辈子就在南京这块宝地生存发展、成家立业、同甘共苦----,这就更加难得。
元群留校后,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以后主要搞党政工作,曾任南师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学校团委书记、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直到“WG”。虽未步步高昇,却也还祘平稳。我则不然,有较大的曲折。前几年一帆风顺,主要搞业务,毕业一年就独立开课。同时还先后兼了实验室主任、系教师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等行政和社会工作。1955年底至1956年,连续被南工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南京市教育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得到江苏省团委通报表扬----。可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南工党委在反右扩大化的同时, “全面地、深入地开展了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 中层开花,上挂下联。不仅院长汪海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留党察看,调离学校。好几名党委常委和委员或划右派,或受开除党籍等处分。机关一支部与机械系教师支部被说成是反党桥头堡。我也在1959年1月受到了开除党籍不公正的待遇(不划右派),我痛苦地接受了组织决定。但我想:我入党是为了革命,今天如果因为不是党员就不再革命,岂非有违初衷,我应站住,不能倒下。可光靠一己之力要振作起来,继续前进,也非易事,要从同志们处“借东风”,得到支撑、得到力量。这期间,我与元群和际泰经常往来谈心。他们也一如既往理解我,对待我,从不嫌弃,这给我很大鼓舞。1962年,党委就反右倾中对我所作的错误批判部分进行了甄别,给我补升了讲师,任我为系秘书,继续用我。但对57年整风中的问题,则因不属该次甄别范围,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才改正。
“文革”同劫
时至1966年,我国掀起了世无前例的“WG”。元群在留学生办公室祘个“当权派”,初期受到些冲击,不久即被“解放”。我属一般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也有来外调“艺蕾剧社”的,我据实相告。关于“艺蕾”和有关人员的情况,我早在思想改造运动和申请入党时,均已作为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详细交代过,而且杨舍当地也早就有过结论,属青年学生的群众性文艺组织。“文革”中一些人不了解,要再作审查,也可以理解。
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68年10月30日,突然宣布将我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要我交代“艺蕾”和相关人员的情况, 问我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这简直莫名其妙。就“艺蕾”而言,我全程参与,未见有任何反革命活动,决非什么反革命组织,我可以交代全部我所参与、我所知道的情况。至于是否还有哪些我未参与、我不知道的情况,则是我无从交代的。只有等待组织上全面调查清楚后,是什么问题?什么性质?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关了半年,1969年4月26日,放我出去,说是换一种方式,让我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12月,办了个“紧跟形势、继续革命”学习班,告知我是“受一个反革命组织牵连”,经内查外调,与我没有关系,我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要我紧跟形势,继续革命。由于光给我作了“解放”,没告我“艺蕾”的结论,而且,还给留有一条“尾巴”,不告诉我是什么“反革命组织”牵连了我?谁是“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杨舍“艺蕾”旧交,仍不敢轻易来往。
直到1972年,在五台山体育场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散场后,我与元群邂逅相遇。彼此打个招呼后,他邀我去他家小坐,这才恢复了我们中断了四年的联系。他告诉我,他1968年本已在南师句容农场当头头,审查他时再次靠了边,未曾隔离,但不得回家,前后也搞了8个月。他已经回过一次杨舍,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一起假案。后来,我们得知,原来是杨舍当地在“清队”运动中, 用法西斯审查方式搞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集团”,把“艺蕾”打成其“外围组织”,郭令明是司令(已迫害致死),成员涉及11个省市、218人,影响极大。此案直到“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才获彻底平反。听说杨舍开了个大会,给郭令明和“艺蕾”作了平反。南师和南工也分别给元群与我发文作了没有问题的组织结论,並在相应场合消除影响。
此案“艺蕾”同人全遭劫难,各个单位掌握得好坏,结果不一样。除郭令明外,还有几条性命搭了进去。“艺蕾”筹备委员之一、梁丰低班同学张国芳,1951年参军,60年代,已是海军舰艇一名舰长,审查时把他投入监狱,出来不久,即因肺癌去世。只此可见“文革”罪孽深重。也因为有此一段共同遭遇,加深了我辈“艺蕾”人之间的别样情谊。1999年,“艺蕾”50周年,我们相约回杨舍,搞了一次纪念活动。有30余人与会,熱闹了几天,也出了口“鸟气”(《水浒》李逵语) 。
盛世同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普天同庆。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南工党委还对我因1957年整风鸣放中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尽管当年,从党员成为非党员,我还是我。今天,从非党员成为党员,我也还是我。但毕竟从此可以更加焕发精神,轻装前进了。元群、际泰均为我高兴。
随后,我们的工作也均有些变动。元群于1980年调离南师,去省人大工作,于办公厅综合二处任秘书;1984年5月,任教科文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任办公厅培训处处长.至1991年9月退休。单位对他的看法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工作积极主动、细致踏实、任劳任怨、卓有成效。为人正直厚道,从不以权谋私。待人诚恳谦和,生活勤俭朴素。受到同志们一致好评。我则一直在南工(1987年更名为东南大学)未动,于1979年被选举担任教研组副主任,1982年任系副主任,1983年调教务处任处长,1986年去高教研究所任所长。职称方面,也于1981年评上了副教授,1987年被评上研究员。同元群一样,于 1991年9月退休。退休后学校返聘,参加了《东南大学史》的编写,至1998年,才告老还家。新时期这些年,政通人和,心情舒畅,总想干多些、干好些,把十年动乱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在生活方面,我们也均有了很大变化,长了工资,分了房子,子女也均长大成人,各自立业成家。遗憾的是我们这辈子经历的折腾太多,未能为祖国、人民做得更多、更好,但我们是尽了力了。
还要一提的是我们共同的挚友沈玉成,他的遭遇,最为坎坷。他自1951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在自己心爱的专业领域里,自由翱翔。1955年毕业,随国学大师游国恩读研究生, 打下深厚的古文学功底。正当他风华正茂、可以一展鸿图之际,1957年的一声晴空霹雳,为凑5%的数字,把他打成了右派。从此经历20年的炼狱, 受尽折磨。幸而还祘网开一面,能用他之长。让他先后在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当了编辑,虽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但也是贡献,而且没荒了业务。直到平反冤假错案,才彻底翻了身。工作调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聘任为研究员,一度还曾兼任室主任。生活上也组成了家庭,分到了住房。更主要的是他得以发挥专长,自1981年起至1995年过早谢世,十余年中出了13部有分量的专著,成就卓著。只是玉成好运不长,1995年因病突然辞世,享年64岁,实在走得太早了。
再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同在南京,同为杨舍同乡、梁丰同学、“艺蕾”同人者,计十人。除元群、际泰、宗海、世荣、缪丽芬、郭之玉和我同为梁丰初中46届校友外,还有学长郭应宜、学弟童凤昭、学妹郭应爱。进入新世纪,俱已耄耊之年,退休家居。几十年风雨同舟,交情弥笃,除平日双向往来外,一两年总有一次聚会,同庆盛世幸福生活,皆大欢喜。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两年来,再要聚会,有因自个健康原因,有因老伴需要照顾走不开,不能到全。
时至今年,2011,先是3月份,际泰因久病不治,先行谢世。接着6月份,元群突然查出肺癌,医治无效去世。7月份,广州传来噩耗,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吴仁培也走了。一下失去三位同学好友,我不胜悲痛,于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悼念。
元群走了,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我写这篇回忆文章,一方面是纪念我们间68年的深情厚谊;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这些旧社会出生、新中国成长的60年代小“老九”、如今快“80后”(别解,指80岁往后)的人生道路之“一斑”。我深感我们这辈子的命运和我们祖国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候路线对头,祖国发展,人民幸福,我们也心情舒畅干得欢,出成绩。什么时候路线错了,成天瞎折腾、与人斗、还其乐无穷,则祖国遭殃,人民受罪,我们也没好日子过,不能有多大作为。这个教训太深了,但愿后人能把路走好,我们的祖国日益富强,人民的日子更加美好,是所至愿。
元群走了,在向他告别的灵堂前,要有一副楹联。他家人原想要我写,我不通平仄,不懂对联的规则,不敢承担。但我也自个儿拟了一副自由体的不祘对联的“对联”,表示我对元群的缅怀。联曰:“心底无私堪对天,胸怀有情系于民”。盖元群一生,工作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只知奉献而从不索求。只举一例,即可见其高风亮节。元群1956年任南师中文系总支书记,按官本位的祘法,即相当于“县团级”干部。可直到1991年退休,任省人大办公厅培训处处长,还是个“县团级”干部。35年职务未有提升,可他依然克尽厥职,甘之如飴,从未听他有过半句啧言。反观如今,不少人热衷买官卖官,简直狗彘不如。至于元群待人,则总是满腔热情。他不仅重视家庭亲情,上孝父母,下育儿孙,夫妻间相敬如宾,琴瑟和谐。也重视朋友友情,除了我们这一伙外,他在南师中文系还结交了好多知名学者,有徐复、孙望、常国武等。我听张家港史志办的人说孙望教授文章中还提到“文革”中元群对他的关照。元群在身前,还早就决定把他遗体也捐献出来,造福于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他那“系于民”的一腔深情呢?告别会那天,我目送中大医院的汽车载走了他的遗体,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朋友、好兄弟而痛心,我更为有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朋友、好兄弟而骄傲。元群!走好!元群!安息吧!你在我们心目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