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玉成

 挚友玉成于1995年冬因病突然辞世，享年63岁，虽说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以今日之医疗卫生条件而言，实是走得太早，而且太突然，至亲好友闻此噩耗，无不十分震惊。再者，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本可以在古典文学领域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匆匆离去，真是学界一大损失，令人痛惜。

 至于玉成与我，还有元群，我们几人自少年时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一直肝胆相照，弥足珍贵。虽说不曾像刘、关、张那样义给金兰，却也说得上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如今骤然失去一个，仿佛晴天霹雳，一下子被打懵了，欲哭无泪，就像这世界上缺少了些什么。每一念及，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就跃然眼前，想起很多很多。玉成去世之时，我在南京，元群在美国，我们是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未能赶上为他送行，引以为憾。]998年]月24日，玉成女儿刘宁自北京奉玉成骨灰至无锡安葬，我与元群同去参加葬礼，我写了两幅挽联，其一日：“一生坎坷，才出头不几日，便老矣、休矣、去矣，呜呼!满腹学问，方论著千百篇，竟一了、百了、完了，哀哉!”其二曰：“梁丰、南菁，同学少年，半世纪情深谊长；艺蕾、三五，初涉人生，一辈子铭记不忘。”我不懂作对规则，完全自由体，只是表达哀思而已，顾不得贻笑大方。

 此次玉成之在无锡安葬，盖因其双亲品璋先生夫妇晚年生活于无锡，身后即葬于无锡，玉成之墓立于其父母一侧，有魂归故里、陪伴父母之意。事实上也确应如此，玉成自1951年远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很少有机会回家，生前未尽人子之义，身后作出弥补。墓在无锡市郊梅园附近青龙山坡，郁郁葱葱，环境优美，风水很好，长眠于此，得其所矣。

 安葬那天，我与元群到得最早，先晋谒世伯品璋先生夫妇之墓。当年我们得以报考大学，得到品璋先生之促进与相助，一直铭感在心。玉成骨灰安葬以后，我与元群同刘宁交换了意见，认为一定要给玉成出本集子作纪念，大家先考虑起来再说。刘宁女侄从小在玉成培养下，学习优秀，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女承父业，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攻读博士后，她对乃父的著作情况、学术交往了解最多，编辑文集由她来做最合适。2003年岁末，忽然接到刘宁的电话，说文集的材料已经大体搜集好，希望我写篇文章。我表示全力支持，写文章是义不容辞的。我与玉成的交往主要在青少年时期，就写写这段时期的经历与对他的了解，或许有助于对玉成一生有更全面的认识。

 玉成故里玉成的家是解放后才迁到无锡，其真正的故里是原江阴县杨舍镇，1962年改沙州县建制，现为张家港市府所在地。当年的杨舍，只有东西方向一条街，有条谷渎江横穿南北，江上架桥，贯通南北，名青龙桥，当地人习惯称桥东为城外，桥西为城里。玉成家在青龙桥东堍北弄内，座东面西，前面是他家开的绸布庄，店号“大生祥”。后门对面，另有一座房子，作厨房、浴间、堆栈和店员住宿用。东北向画舫泾畔，还有一座院落，人称沈家花园，有房，有厅，有园地，可以种花，种菜，也可晒布，品璋先生也常来此消闲。

 玉成家庭玉成家当年为杨舍首富，是在他祖父手上发起来的，除杨舍外，常熟还有房、有地，品璋先生守成。抗战时期，杨舍是沦陷区，做生意也不容易，还要向汪伪政权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交纳双重捐税。他为人本分，注意修身齐家，妻王氏琴增，生二男二女，长女元珍、长子玉成、次子玉新、小女玉冰，均上学读书，管教较严。子女中玉成最聪明，老祖母最为宠爱。

 品璋先生自己是商人，却爱与文人交往，当时，杨舍镇上的文人有两种，一是教师，二是医生。他与镇上惟一一所中学的校长张亦良就有私交，还请其于暑假为玉成指点作文。与名中医郭守朴过从甚密，或议养身，或论书法，记得在他花园客厅内挂的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就是郭的手笔。他也很关心玉成的交往，基本上要有点门第。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家中不乏图书期刊、琴棋书画，方便玉成博览群书，养成广泛兴趣。

 玉成从小养尊处优，他天资聪颖，锋芒毕露，为人直率、任性，清高自持，鄙视世俗，豁达大度，对朋友十分仗义……这些性格上的特点，应该说有其家庭的影响。

 梁丰初中当年杨舍有一所中学——梁丰中学，两所小学——梁丰小学、杨舍小学，玉成与元群、还有童秉彝等读的是梁小，我与郑际泰、郭宗海等读的是杨小。1943年，我们几个同进梁丰中学，遂成同学。由于我们在班上年龄小、个儿小、学习好，就常在一起玩。我每学期的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但我承认玉成比我更聪明，只是我平均发展，玉成尤以文科见长。

 当年的梁丰，属县城以外的“乡下”，文科课程和数学课比较好学，物理、化学，限于实验条件差，多数同学不感兴趣。国文课没教科书，全由任课老师自选，刻印讲义发给学生。记得初一老师是吴伯昂先生，开宗第一篇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第二篇是《颜斶说齐王》，虽说这与玉成后来主攻先秦文学，只是巧合，但整整三年初中，国文全是古文，给我们打下的古文底子是很深厚的。那时，每篇文章要背，每星期要写一篇作文，着重读与练，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许这是学好语文的正确途径。现在中学语文教学，一学期下来，背不了几课，写不了几篇，学生语文水平上不去，也就不稀奇了。另外，当年学校不像如今管得那么多，课外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我们主要是看小说、打篮球。玉成家有的是书，《三国》、《水浒》、《西游记》不说，还有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武侠小说，《中学生》、《万象》等刊物，看不胜看。总的说，比较潇洒，不像如今的学生学得那么苦。

 1945年抗战胜利，我们进初三。1946年初中毕业，虽说梁丰中学历史悠久，溯源于1895年始建的梁丰书院，在江阴东乡极负盛名，如今也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但在当时毕竟地处“乡下”，大家还处想往“城里”奔，于是分别选校报考高中。

 从辅仁到南菁那年，玉成、元群同进无锡私立辅仁中学，住新生路小娄巷顾家弄，玉成家租了套房子，玉成的外祖母、母亲去照顾生活；我回江阴进江苏省立南菁中学，所以说“回”，是因为我原本是江阴城里人，只是江阴沦陷后，我家被虏掠一空，才迁住杨舍，如今回去，借住在舅家，母亲同去料理；另外，际泰进南京中大附中，宗海进苏州苏州中学，秉彝留杨舍继续读梁丰高中。玉成在高一下，不幸患上伤寒，脱课超过三分之一学期，按辅仁规定要退学。无奈只好打道回府，暑假后再进梁丰高二，这样，可以不要脱一年。元群也随之回梁丰。玉成读了半年，高二下便又转至南菁，住我处，一同读到毕业。

 南菁中学溯源至1882年南菁书院，是江阴名校，名师云集，教学质量高。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李成蹊先生解放后便被徐州师范学院延聘为教授，数学老师吴菊辰、吴新萃先生亦先后去无锡轻工业学院和江苏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可见一斑。那年月，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在国统区，眼见内战不已，政治黑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不免情绪消沉。但我们素以不问政治自命，除学好功课外，打打篮球，下下围棋，看不到前途。对国民党不抱希望，对共产党不了解，看《中央日报》，主要看体育新闻，也买两本《观察》、《展望》翻翻，看看时事评论。

 1949年4月20日，和谈破裂，21日中午听到炮声。江阴是渡江前线，学校停课，寄宿学生纷纷出城回乡。我与玉成也拟先回杨舍，但走到城门口，国民党军队把着不给出去，只好折回。22日，一夜炮声，23日清晨出门，满街尽是解放军，到处贴了安民布告。国民党军队虽已跑空，但其飞机还来炸黄山炮台。我们决定还是先走几天再说，当天走了40余华里，到了杨舍。一个星期后，接学校通知，恢复上课，我们回校读完最后个把月的课程，直至毕业。

 艺蕾剧社1948年下，我们接到郭宗海苏州来信，倡议成立个歌舞话剧组织，在寒暑假期活动，以联络友谊，提倡正当文娱活动，我们表示同意。寒假回杨舍，就在元群家议定，取名“艺蕾剧社”；苏州除宗海外还有苏中吴仁培、苏女师缪丽芬、高挹芳，江阴玉成与我，南京际泰，杨舍元群、秉彝、俞世荣，以及上海陆行中学叶镜徵等原初中同班同学，和少数梁丰低班同学，计共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各出米一斗为筹备经费；开列拟吸收社员名单，分头相邀；借杨舍小学为活动场所，排练节目，准备演出。

 1949年1月18日，“艺蕾剧社”正式成立，计有团员三十余人。当年寒假，作了首场演出，有歌唱“收获”，舞蹈“农作舞”、“黑人舞”，话剧“火烛小心”等，效果很好，开学后便又分别回校。1949年暑假，已是解放后，际泰参加了解放军。玉成身体不佳，元群、秉彝和我以经济故，均不打算升学，回到了杨舍。丽芬、挹芳苏女师毕业，有了工作，但还未开学，也回来了。大家又搞了场演出，有歌唱“解放军进行曲”、“打得好”，舞蹈“新疆舞”、“别让它遭灾害”、话剧“压迫”等。还参加了解放台湾、购买胜利折实公债等宣传活动，在杨舍地区首唱“国际歌”和上街扭秧歌打腰鼓。开学后。走的走了，留下我们几个，接受品璋先生建议，一起复习功课，准备明年高考。11月，“艺蕾”改组，明确宗旨为“服务人民大众，发展文化艺术”，更积极地投入社会活动。1950年2月，“艺蕾”成立一周年，演出歌剧“兄妹开荒”、话剧“魔城末日记”。春节，演出歌剧“白毛女”。接着，以赈灾义演名义先后去芦市头、华墅、祝塘、江阴演出了7场。还集体改编歌剧“穷人恨”，打算五一节演出。只是离高考已近，我们几个无力兼顾，乃作罢。1950年夏，玉成、元群、宗海和我一起考进南京大学，1951年春节，又回杨舍演过一次话剧“永生的人们”。1951年4月，“艺蕾”与“杨舍剧团”合并为“杨舍文艺服务团”，“艺蕾”结束活动。

 玉成在社内，除了参加歌唱外，只在“魔城末日记”中扮演过一回角色，他主要做文字工作，先后与我一起编过《民歌迷》、10期《艺蕾生活》、4期《艺蕾通讯》等。另外，他向“艺蕾”的音乐指导郭令明学会了胡琴。再就是玉成、宗海和我，在“艺蕾”均有过一段初恋史，只是年纪太轻，不成熟，最终皆因种种原因而告吹。但是我们这一帮青年时代的同学兼同人(“艺蕾”)，在那大变革的时期，火火红红地干了一阵子，特别是20年以后，一起因之而遭难，由此结下的友谊是非同一般的。1999年，“艺蕾”50周年，我们回杨舍重聚，可惜玉成已经作古了，大家对他都很怀念。

 三五田园1949年夏，我们几个没有高考，还有一个原因是局势还不稳定，家里人不放心。但不上大学，下边怎么过。我们想合起来搞个文具店，“自力更生”。品璋先生不赞成，因为玉成还是要升学的，功课不能荒废，他建议我们一起住他家花园，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搞点劳动，种种菜，锻炼锻炼，以适应新的时代，明年一起考大学。这意味着他有意承担我们的生活，一方面，他有此经济能力，一方面他较器重我和元群，认为玉成性躁，我和元群比较沉稳，他希望我们与玉成在一起，能对玉成有所影响。我们接受了这一意见，一开始是由玉成、元群、秉彝和我4人组成小组，取名“三五小组”，园名“三五田园”，每家拿点米出来，自己动手做饭，菜就由田里种出来。上午复习功课，下午午休后读读《中国青年》等报刊，接受点新知识，接着就是锄地浇水种菜，晚上开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还自己倒马桶，只是因为怕难为情，总是一早天不亮就作为首要任务先完成，免得给人看见。这样的生活很带浪漫主义。其后，我们也拿不出米来了，就全由玉成家供应，还给我们每餐送来一碗荤菜。

 从9月到11月，就这么平静地过着。接着便起了变化。一方面，客观上，外界要求“艺蕾”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几个负责人却闭门读书，说不过去；主观上，我们毕竟年轻，耐不住寂寞，静极思动。所以，“艺蕾”改组以后，我们便出去活动开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到“白毛女”演出，达到高潮。那时秉彝已经离开“三五”，去塘墅小学任教，宗海为演杨白劳，从苏州回杨，加盟“三五”。1949年12月，玉成、元群与我还分别由张国芳、范君玉与施锦佩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候补期6个月，1950年6月如期转正，要说那时的认识觉悟，还真差得远着呢。品璋先生眼看高考期近，再不收心不行了，于是决定把玉成送去无锡，全力投入复习迎考。宗海回苏州。元群与我仍留“三五田园”。至7月，一起出去赴考，一年特殊的田园生活，至此结束。

 从南大到北大1950年7月，玉成、元群与我同至南京报考国立南京大学物理系、教育系、机械系，被录取，9月入学，就在四牌楼本部。郭宗海也同时考进南大农经系，时在丁家桥分部。俞世荣早一年考进当时的金陵大学农学系，时在鼓楼，今南京大学本部。我们除上课外，每星期还要见面，出《艺蕾通讯》，收集演出材料……。当年寒假，还回杨舍参加了最后一次活动。

 玉成之读物理系，主要是赶近代物理的时髦，一学期下来，觉得理科不合自己口味，还是文科对路，按他的脾气，说不干就不干，第二学期就不再去上课了，一个人复习功课，准备夏天再考。1951年7月，他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被录取。于是只身北上，进了北大，这对他说来，真是如鱼得水，任他在心爱的专业里遨翔，悠哉游哉，得其所哉。1955年，他读完本科，续读国学大师游国恩的研究生，当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早期的研究生。

 这段时期是玉成最顺当的时期，在政治上也是他最向上的时期。1949年我们三人一起入团，1950年进南大，他不想参加社会活动，就没转团的关系，自动退团。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他提高了觉悟，很好地做了他父亲的工作，在运动中配合政府，起了积极作用，玉成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篇谈体会的文章。1954年，他重新申请入团获批准。这时期，他还谈上了恋爱。正当一片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他面前的时候，1957年的风波骤起，一下把他掀翻在地，整整二十年，而其后遗症，则影响终生，不亦悲夫?

 二十年炼狱玉成去北京后，我们一直有联系，但在整风反右后，突然不再来信，我们预感不妙，以其秉性直率，锋芒毕露，是十分遭忌的，但当时他在青岛编文学史，未参加鸣放，原想可以幸免于难，但后来据说为了凑5％比例，他仍是难逃一劫。反正那年月，爱整谁就整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按他的个性，遇上这情况，就不再与任何人联系了。

 大约是1961年暑假，我回江阴，在何雯家遇上品璋先生，知道他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业务对口，还能用其所长。1962年，我去北京出差，到书局造访未晤，接待我的是一位大姐，后来知道是玉成的组长，瞿秋白的表妹。她告诉我说，玉成人聪明，有才气，业务能力强，工作有成绩，只是还有傲气，打算这方面再帮他改改，就可给他“摘帽”。我心想把傲气与“摘帽”挂钩，未免勉强，但那大姐也是好意，说的也是实话。以后与玉成有过通信来往，我不便问，也就不知道他有无“摘帽”?何时“摘帽”?直到“文革”，再度中断联系。至1975年9月，我胃部刚动手术，住鼓楼医院，突然，元群陪他来看我。近20年不见，意外重逢，悲喜交集，我眼泪直淌，说不出话来。自此以后，我们恢复了正常往来。

 附带说一下，“文革”中，杨舍搞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反革命集团，把时任沙州县电厂厂长、政协委员郭令明说成是司令，迫害致死。把“艺蕾”打成外围组织，元群和我分别有“上校参谋长”和“上校副参谋长”的头衔，关了几个月“牛棚”。玉成单位军宣队有水平，一看材料就不信，没有动地，免了一场雪上加霜的灾难。

 玉成政治上被打人“另册”，从此要“夹着尾巴做人”，这对他是个难堪的折磨。经济上受点影响，这还能抗。尤其是生活上，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这使他很痛苦。那时，他在北大，正处热恋中，本来应能很好发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下子给打散了，这能怪谁呢?当事人都是受害者。五十万对象中，被拆开的恋人和夫妻，少说也有几万对，这是一笔孽账。原有的爱情失去了，头上有了这“右”字号的帽子，也没资格再谈爱情，只有听天由命。后来，玉成母亲着急，为儿子在无锡匆匆找了个媳妇，玉成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可强扭的瓜不甜，一旦相处，难有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培养感情，只有逃避现实，躲在北京不回去，直到最终分手为止。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玉成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苦苦挣扎了二十年，可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呢?幸而他还没有离开业务，虽然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毕竟也是奉献嘛，聊可自慰。

 云开日出1976年10月，十年“文革”浩劫以粉碎“四人帮”告终，普天同庆．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路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玉成的问题，初获解决。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到文物出版社工作，我去看他，他仍然一个人独处斗室，上班之余，从事《左传》译文工作。这是他与大学时代的老师杨伯峻教授合作的配套著作，杨出《春秋左传注》，沈出《左传译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第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左传》注译本。因是业余搞“自留地”，可利用时间有限，但他仍然保证每天必译千字，有时上班就不那么准时，但他对社里的工作完成得数量多、质量高，社里也就不那么计较。

 此时，他还要抓紧把无锡那份婚姻给办离。正好《左传译文》出版，拿了笔稿费，于是这手拿来，那手交出，把事情一次性了断，落个干脆，以求解脱。

 随后不久，他即调进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归队搞本行。接着，职称、工资、房子……一落实，虽说来得太迟，但终于都来了。另外，他与刘琨建立了新的家庭，就像一艘孤帆，经过了漫长的飘泊，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港湾。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人工作。由于我搞的是工，隔了行。他业务上的业绩，我就说不上了。只知道他退休以后，还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发挥余熱。最值得欣慰的是他培养出了刘宁这样一位有出息的好闺女，可以继承他的事业，我们老友均为他高兴。这段时期，是他云开日出、扬眉吐气的岁月。可惜，好景不长，天不假年，让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实属难以挽回的遗憾。

 自八十年代以来，玉成与我们有较多的来往。我出差北京总要去看他，他业务上与南师大有较多联系，也常来南京。有时，我们把在南京的梁丰同班同学找来一起聚会，数一数，计有元群、际泰、宗海、世荣和我，还有缪丽芬、郭之玉、孙彩萸几位女同学，约近十人，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足足半个世纪，大家还保持联系，真正不易。但是，今天，我们失去了玉成，再也不能见到他了，“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们只有用对他深切的怀念，来寄托我们的哀思。

 如今，玉成去世即将十年，刘宁拟给玉成出集子，这是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忝为至友，撰此文以诉衷情。另外，张家港编了《港城俊杰》一书，我们班上，有6位同学以“正高”身份被录入，独缺玉成。盖玉成自五十年代离开杨舍后，因上述特殊原因，再也不曾回去过，乡人知之者不多，故有此遗漏。其实，我辈人中数学问功底之深，真有传世之作留下的，首推玉成。玉成身后，台湾有份材料统计1995年去世的大陆文化名人中，玉成榜上有名，他才真正说得上是港城的俊杰哩。愿《港城俊杰》再出二集时，一定勿忘将玉成录入，是所至盼。

 章未 2004年1月9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