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盧世谟，生于1938年元月25日（丁丑年腊月廿四），殁于2011年元月22日（庚寅年腊月十九）。1961年大哥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参加工作，长期在县、州党政机关供职，专事文秘工作，历任干事、秘书、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文联主席等职。他是一位用笔讴歌家乡、整理文史、记录社会变迁的文化干部，他敬业清廉、正直朴素，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深得同志们的好评和信任；他为人善良和气、性格开朗、言语幽默，充满睿智之气；他善读书勤积累钟情写作但都未酬抱负遗憾终生；他尊老爱幼事亲孝悌却因家事不和谐而伤及身心健康，在寂寞孤独中溘然辞世。
    一、艰苦的求学时代
    大哥出生在我们的老家——临夏县韩集镇姚家川村。那是一个前后有青山，村前长流水的河谷川地，土地肥沃易于灌溉，前后青山是良好的牧坡，村子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交通方便，距县城只有四十多华里。盧家从乾隆年间移居于此地后，经过五、六代人的辛勤创业已成为殷实人家。虽然距离马步芳家族发迹的漠尼沟和马鸿逵家族的老家阳洼山数华里，但由于祖先们的智慧和抗争，两马势力虽觊觎很久都终未侵蚀姚家川的半寸土地，数百年来始终保持了纯汉族村庄的传统。盧家以耕读传家，兼营木材筏运业，代代有读书人，能在地方事务中主持公道，是河州小西乡颇有威信的世家。祖父行仲，在大哥出生前叔祖父还有数个孙子，祖父祖母年近五旬亟盼孙子，大哥的出生顿时为全家增加了吉庆和喜悦，认为这是天赐福禄，于是取小名天禄。为保吉顺又延请烟墩山寺活佛赐名“喇嘛保”，老一辈人便以此名传呼。祖父母对大哥十分疼爱，待客访亲总要带在身边，因此大哥从小就见得许多世面。七岁时送入离家五华里的双城小学读书，途中要经过一条叫“干河”的季节性小溪，平时跳“越石”过河，发大水时要淌河，常使祖母、母亲担心不已。在小学四年级时转学到河州城内的建国小学，祖母也随之住到城内姬家小巷四号家中陪护，而父母仍住在姚家川乡下。大哥在建国小学读书时就初显聪颖好学的特点，毕业后顺利考入临夏中学。在临夏中学读书六年，得到校长陈冠机、语文老师徐芳山、历史老师马效融、物理老师孟 仁等老师的关心培养。大哥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作文写得好，深得徐芳山老师的嘉许。大哥尊师爱友，与同学姬润、李成瑞、刘永植、田珠娥、丁明昌、赵 志、王增仁等从中学到古稀之年保持了几十年的同窗之谊。他的毛笔字和钢笔字写得美观流利，在校办墙报多有出力，在家还能协助父辈抄写材料。1951年冬祖父患病在城宅休养，父亲时任韩集区区长公务繁忙难得回家，其他叔父均在外地工作。他陪祖父到医院诊病，眼看病情加重，祖母在万般焦急中让大哥给父亲写信言明病情，以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详细写明起居饮食及病状，使父亲接信后立即请假赶回城宅准备后事。大哥的这封信得到父辈们的赞扬，成为教育我们的生动事例。1957年高中毕业后到兰州参加高考，志在考入北大或北京外语学院，结果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对此结果他很不满意，愤而撕掉录取通知书准备翌年再考，以实现宿愿。那时同届同学中考入大学本科的人还比较少，老师和父母都认为机会难得，劝慰大哥到师大报到，为此母亲还小心翼翼重新拼粘了入学通知书。
    一进大学门，正逢反右派运动的高潮期。西北师大是甘肃省反右运动的重灾区，有些老师昨天还在上课，今天就被揪出批斗，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中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最多，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十分紧张，唯恐一句话失误而被打入右派行列。这是大哥成年后首尝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因而说话做事十分小心谨慎，一门心思学好功课。我见过大哥的大学讲义和笔记本，在油印的讲义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密密麻麻写满了红蓝色的旁注，足见用功之深。上大学第二年又逢“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全民行动，学校组织师生分期分批到永登县大炼钢铁，又经受了一次劳动强度大，安全隐患多的考验。“大跃进”的风头未减又遭受三年大饥饿，农村出现“人相食”的局面，城镇居民和大中学生虽然有定量供应的面粉，但由于标准低加之副食品短缺，饥饿也威胁着城镇居民和大中学生，许多学生忍受不了饥饿或家人饿死的折磨而辍学了。1959年二哥考入兰州大学读书，兄弟二人忍住饥饿相互勉励，一定要克服困难坚持完成学业。有次二哥到师大看望大哥，兄弟俩饥饿难挨，于是大哥到校园内的甜菜地躲开看守人的视野拔了一棵甜菜，两人洗净后用小刀切着吃，至老都觉得美味无穷。1961年春中央派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在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同志建议下从兰州几所大学抽调部份师生参与调查和救灾工作。大哥被抽调到河西张掖地区农村下乡，目睹空前饥饿造成的灾难和贫困状况，灵魂受到震憾。当时工作组的纪律十分严格，生活条件极差，大哥以坚毅不拔的意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哥的主要工作是撰写调查材料和情况通报，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对大哥的工作十分欣赏。从河西回来后大哥就毕业参加工作了。
    二、在基层磨炼——临夏县工作的第一阶段
    大哥分配到临夏县工作，正值1961年临夏县、临夏市于1958年合并后又拆分，当时的临夏县包括今积石山县，面积大人口多且较贫穷。大哥到州上报到时恰逢县上来要干部，于是立即分配到临夏县工作。当时父亲从州水利局局长调任副县长，分管农业和办公室工作，父亲对大哥的要求比其他人更严格，要求大哥吃苦耐劳工作第一，不准沾公家丝毫便宜。当时生活还很困难，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一切供应都凭票证，大哥在荣誉、福利、任职等各方面都不沾边，经常下乡或熬夜赶写材料。在县级机关中像大哥这样的本科生没有几个，他利用工余时间主动帮助爱学习的工农干部提高文化素养。时任县委书记的冯景良、杨树勋等同志年纪较轻爱学习，请大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历史和古代汉语，兴味十足。为此大哥给他们订了《中华活页文选》，买了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还从中学借来部份教材。1962年省委在张掖地区开展“社教”试点工作，大哥被抽调为社教工作队员到临泽、高台县下乡。在临泽、高台近一年的日子里，他严守社教纪律，吃苦耐劳、勤奋工作，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再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经常给家里写信以寄托思念，在信中以诗意般的语言鼓励弟妹们努力学习刻苦上进，父母亲十分欣赏这些来信，有时让我们传阅和轮流诵读，那种自豪欣慰的神情至今难忘。从社教运动开始唯成份论日渐严重，在农民中依靠贫下中农，打击地富反坏右，在干部职工中将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打入另册，在入团入党提干中严格限制，在社会生活中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使有俊貌才华也会受到歧视，甚至找对象也受到影响。大哥尽管有才华并且工作出色，但因出身于地主家庭（尽管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在入党提干中没有他的份；虽然他笔下成文的材料都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发出的，但依然受到无形的排斥和冷遇。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中个人的婚姻问题也拖了下来。男大汉婚，父母认为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是应该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了，在亲戚长辈的撮合下于1962年10月与贾春英女士结婚了，大哥与贾春英女士是两种不同类型家庭长大，受过不同类型家庭教育和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他们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悲剧的开端，对下一代也是命中注定的痛苦。尽管两人在彼此磨合中维持了三十多年，但这种不和谐的家庭状况影响了彼此的一生甚至生命。从张掖社教回来后大哥被安排到临夏县文教卫生局工作，那时正值机构缩编，一局之内只有工作人员六、七人，除了局长、秘书和会计外，其余三、四名干事要分担许多方面的工作，大哥经常步行下乡，翻山越岭到基层卫生院、中小学、文化站馆检查、调查和指导工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乡下。由于正处在盛年时期，精力充沛活力无穷，工作对他来说是快乐不是负担，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双脚轻盈地踏遍了县内的山乡村落，1962至1963年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时期，生活仍然较为困难，缺粮现象依然严重。为了填补家中的口粮，父母和大哥利用节假日到荒芜的姚家川老宅，清除垃圾杂草，在前后院宅地和菜院子里种粮种菜，付出了较多汗水，为此还患了伤寒病，在姚家川老家休养了一个多月。1964年临夏“社教”试点开始，大哥又被抽到社教工作团别藏工作队，在社教工作队负责人巩发俊同志手下担任秘书工作。巩发俊同志是地下党员出身的文化型干部，时任州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他作风严谨细致，在社教中发现别藏是近代甘肃、青海军阀马麟、马步芳的老家，就支持大哥广泛搜集材料，对“三马”家庭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形成一份阶级分析材料。大哥在搞好社教工作的同时，勤奋笔耕深入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撰写成近10万字的《马麟发家史》稿本，从解刻一个官僚军阀家庭历史的个案入手，探讨了马麒、马麟家庭发迹、发展和衰落和社会根源、历史过程和对近代西北历史的影响，揭露了马麟家族剥削压迫当地农民的各种表现形式，对马麟儿子马子波视人命如儿戏，无恶不做的恶少行径予以详尽揭批。《马麟发家史（稿本）》是解放后深入研究“三马”的第一本材料，被社教工作团加按语后印发有关部门。大哥研究“三马”及地方史的兴趣由此开始，坚持了三十多年。本计划在进一步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写一本专著，但因在“文革”抄家中资料被抄没遗失，加之政务繁忙和家事烦恼终未完成这一计划。
    三、展示才华——在展览馆工作时期
    1966年是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大庆之年，州上决定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举办十年辉煌成就的大型展览。为搞好这次大型展览活动，州上从1965年开始筹备工作，抽调一批具有文字撰写、美术书法、摄影制版特长的工作人员组成州庆展览筹备办公室（州庆后改为州展览馆），由巩发俊同志分管展览资料的选编工作，由于巩发俊同志的推荐，大哥被抽调到展览筹备办公室工作，参与展览总体设计、文字撰写、讲解员的培训等工作。在这段时间工作中，他有幸与州内优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得以合作、交流与共事的机会，在业务和学识上取得较丰收获，其中与美术家周大正、孔德良、张杰，摄影家杨林、李晟等相交甚笃。由于“文革”的爆发使州庆规模大为缩减，但州庆展览如期在1966年10月展出。这次展览中收集了临夏历史上的许多罕见资料，第一次全景式的展现了全州历史、地理、文化和各项事业发展的概况，获得州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在全州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大哥为展览撰写了声情并茂充满激情的解说词。为写好解说词，他详细研究了音乐舞蹈剧《东方红》的朗诵词和袁鹰撰写的记录片《天山欢歌》解说词。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使解说词成为当时人们诵读的佳章，展示出大哥娴熟的文字能力。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推进，整人的闹剧在人为操纵下也在展览馆群体中开场，富于才华的油画家周大正、文字工作者潘忆粼等被揪斗，一时间人人恐慌各个提心吊胆，大哥不得不悄悄销毁多年来积累的文字图书资料，同时也销毁了家中数代人积存的名贵字画、古玩。1968年展览馆业务停止，大哥返回临夏县工作，到1975年又因筹备州庆二十周年展览，再次参加筹备工作，结果因政治形势发生巨变，二十周年展览未能如期展出。通过两度参与州庆展览工作，大哥的写作能力和文学才华逐渐被州内外人士所了解，也使他列入我州文史学界名人的范围。
大哥在展览馆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也有过值得记忆的温馨日子。1968年春节，远在上海工作的二哥离家多年第一次回家过年，我们全家挤在自由路4号南房的小炕上，吃着母亲精心烹调的饭菜，品尝二哥从上海带来的年糕、香榧子等食品，听着父亲微醉后的谆谆教导，真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那年大哥设法买来一只羊，还借来照相机到红园拍了兄弟四人合影照。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过一次欢乐的春节。
    四、又到基层——再回临夏县工作
    1968年秋，“文革”进入所谓刮“十二级台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被关进“牛棚”，大哥被下放到设在大河家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大河家的日子里，大哥在劳动之余经常到周围农村搞一些社会调查。他徒步到孟达天地欣赏黄土高原的“西双版纳”风光，他到大河家拱北和“三少君（马廷骧）”公馆收集马占鳌家族历史资料和口碑传说，他到保安三庄和难民弯走访群众搜集父亲在大河家任区长时的活动故事。在黄河岸边他望着滚滚波涛怀念在“文革”中罹难的二叔和四叔，暗下决心，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坚韧地与命运抗争，乐观度过眼前的困难。
    1969年秋从“五七”干校返回到县上，被派往“农宣队”办公室工作。所谓“农宣队”，全称为“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因六七、六八、六九届大学生毕业后一时未分配工作，而编组下到农村公社一级进行劳动锻炼。“农宣队”由省上统一组织，临夏“农宣队”的负责人是原团省委书记马祖灵（后任过中共临夏州委书记），大哥就在马祖灵属下担任文秘工作，由此机缘认识或结交了一大批青年大学生。
    “农宣队”的工作到1970年结束，大哥又被派往营滩公社下乡。在营滩下乡期间发现赤脚医士郑有禄是一名文化水平较低，但能热情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村医，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将郑有禄的事迹写成报道材料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一时间郑有禄成为全国赤脚医生的榜样。如果说当时的“先进典型”一般都有政治背景或上层玩弄政治斗争的需要的话，郑有禄这个先进典型全无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提倡一种为群众服务的精神而已。从营滩下乡回来后又逢临夏县与临夏市合并，大哥被安排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专事报道工作并兼任多家报纸的通讯员，还被送往省委党校参加了半年的新闻报道业务培训。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数年中，大哥善于写作的特长得以充分施展之机，写了许多篇新闻稿件。尽管极“左”思潮仍在继续，但大哥的稿件巧妙地摆脱“文革”的八股形式，显得真实和生动活泼。他曾下功夫学习范长江、穆青等新闻名家的作品，尤其对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研究颇为深入。由于工作之需，他与省城新闻界和州内宣传工作的同行结下较深的工作关系。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刘蹀同志（后调往敦煌研究院任书记）是一位党性很强且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干部，他对大哥十分信任，在县委常委分工包片下乡中经常让大哥与他同行。他们在临夏市莲花公社、桥寺公社蹲点期间，发现这两个公社尤其是莲花公社不但能解决自身吃粮问题，而且集体和农户也有较多的贮备粮，对此加以充分肯定和鼓励。
    在这段相对稳定的岁月中，他抽时翻修了自由路4号老宅内属于他的旧房，虽仍简陋，但有了相对方便的居住之处，便利了三个孩子的上学读书。1975年还陪护母亲到上海和内蒙古锡林浩特探视了二哥和大姐，以遂母亲宿愿。虽然来去只有月余时间，行程较为匆忙，但一路在南京、杭州、北京停留一二天，让母亲瞻仰了中山陵，游览了西湖和天安门广场。
    1976年大哥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十分复杂的十字路口，“四人帮”加紧阴谋夺权，邓小平复出又被打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继而又粉碎“四人帮”。政治风云瞬息万变，担任秘书工作的大哥既要适应形势变化，又要保持良心和道德的底线，每天都处在思考与应付之中。小妹明香高中毕业后回到姚家川参加劳动，社会环境十分不利于明香的前途，在父母万般焦急中大哥让明香到营滩公社大荒地大队村小担任民办教师，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还有一点改变处境的可能性，在大哥的努力下两年后到兰州医学院读书。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开始慢慢好转，三个孩子读书进入关键时期，可是烦心事仍在不断发生，同院居住的某邻居为抢占地皮不断制造磨擦，这家邻居搬走后三叔一家又从农村老家来到院中居住，居住环境更加恶劣，使大哥伤透脑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子广虹的学业，致使在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我们盧家对此非常遗憾。
    五、情满积石——在积石山县工作时期
    1980年积石山县从临夏县析出分置。按当时干部分流规定，大哥原籍在临夏县就能留在临夏县工作。当时从临夏县调往积石山县担任县长的马福元、马如麟同志考虑到筹备成立自治县工作任务繁重，执意劝大哥到积石山县工作，并承诺待理顺初期工作即可调回。在盛情难确下大哥愉快答应到积石山县工作。
    到积石山县后先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县委宣传部长，主要工作有：为筹备自治县成立撰写各类报告、讲话，设计县庆大会活动程序和编写宣传资料，编辑县庆杂志《积石山》专辑，邀请省上老同志杨植霖惠定刊名，约请著名诗人伊旦才让、汪玉良为《积石山》杂志赠诗稿。县庆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后又负责编写《积石山县概况》一书。《概况》是国家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区、州、盟、县、旗基本情况的系列丛书，积石山县刚刚成立，无任何基础资料可做依据，大哥组织几位热心此项工作的同志，深入青海同仁县、循化县等地调查保安族、撒拉族族源，到西宁、兰州等地图书、档案馆查阅文献资料，邀请北京、兰州等地民族学、历史学专家讨论审稿，完成《概况》编写任务后交由民族出版社印刷发行。凡是开头难，《概况》的出版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对积石山县情的研究铺下基石，也为该县培养了一批史志工作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禁”逐渐解除，大哥在业余时间开始写一些地方史方面的文章，1979年他在临夏县编印的内部刊物《大夏河》上发表了《王尚书的一生》一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王竑文化的滥觞之作。在积石山工作期间，他写了许多篇有关花儿、民间文艺、地方史志方面的文章。在这段时间他尽量创造条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使儿子考录为国家干部，女儿考入兰州大学等。
    在父亲足迹遍至的积石山县，大哥又踏着父亲的足迹，将爱心和智慧贡献给积石山县的各族人民，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一名公仆的久远记忆。
    六、继续奋斗——在州政府工作时期
    1984年冬，大哥调任州政府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文件、报告、讲话，并协助分管副州长协调文教科卫工作。大哥在副州长陈廷笏、李建国等同志支持下，努力工作，忠于职守，表现出较成熟的协调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对承担的工作做得较为出色。当时费孝通副委员长以社会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特点，多次莅临调查指导，提出了“南有温州，北有河州”的倡导结论，他建议应建立青海省海东地区与临夏州的经济合作区，并在此基础上由国家批准设立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实验区。为了贯彻费老的这一建议，大哥受州政府委托与一些同志到青海海东地区考察学习，为州政府提出一份可行性调研报告便于与海东地区建立了协作关系。他发挥善于调查乐于交友的特长，为州政府决策做了大量论证工作。为了促进临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副省长刘恕同志多次深入临夏调查研究，大哥跟随州上分管领导陪同刘恕省长调研，筹备召开了省政府临夏教育工作座谈会，出台了一套尊师重教，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临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临夏教育史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作为主要工作人员，大哥起草了许多讲话、意见和决定，在工作过程中，大哥诚实的态度、幽默的性格和娴熟的工作能力，给刘恕副省长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刘恕副省长在调往北京工作时，特地到临夏辞行，在刘家峡水库游艇上，大哥赋诗一首：“润苗陇原慈母心，寄情河州留倩影；惜别泪雨洒碧涛，满船吟诗载深情。”刘恕副省长满怀深情回应一首：“久饮黄河水，专念陇原情；人别心常在，情系河州城。”
    为了学习先进地区的教育改革经验和开拓教师视野，在时任州长喇敏智同志支持下，州政府决定由大哥和州教育局副局长王贵同志带队率州、县优秀教师代表一行十多人出外学习考察，先后到重庆、武汉、上海、南京等地，使一些从未出过远门的老教师大开眼界，临夏中学李生岳、新华小学李国珍和王贵同志至今对这次出行引为佳谈而追怀不已。1987年开始，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开始评聘职称，由于限额紧张，加之一些单位对执行政策产生偏颇，产生许多不团结的因素和上访现象，大哥陪同州政府领导同志多次深入学校、医院逐一化解矛盾，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大哥嫌弃阿谀奉承之风，对一些假大空现象予以抵制，引起个别领导的不悦，但他生性幽默放达，对个人职务的升迁从不放在心上，所以不计较后果。他对领导同志不分场合凡讲话都要秘书给他们起草文字材料的习惯看不惯，曾善意劝说领导同志在非正式场合迎来送往活动中最好即席讲话，以利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展示自己的才华，结果引起个别领导同志的不满，认为这是给他们制造难堪。由此产生一些误解和偏见，使大哥在工作中有时不够顺心。有次州委有位主要领导布置大哥为他写一篇欢迎一位院士到临夏的宴会祝酒词，大哥出于衷心劝其即席讲话而未能起草讲话稿，引起这位领导的愤怒，不久大哥就被调到州文联工作。
    七、踌躇前行——在州文联工作时期
    1990年大哥到州文联任主席、党组书记。州文联是县级群团组织，与工会、妇联一样由州委直接领导。州文联人员编制不足三十人，既无车辆又无实体单位，办公经费十分拮据，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河州》因经费困难常常延期出版。大哥到文联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召开第二届文代会，总结第一届文代会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文联领导机构。当时文联有一批素质较高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如文联秘书长兼《河州》期刊执行总编胡继先同志，戏剧工作者丁少汤同志等。大哥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联系和团结州内各方面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生动活泼、颇有影响的文学艺术活动。他组织州内优秀书法家、画家在举办全州书画展览的基础上，选出精品组团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书画展并进行交流活动，团员中有我州著名国画家孔德良、油画家贾文忠等。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引起新疆美术工作者的重视，乘此机会与新疆的临夏籍文学艺术工作者加强了联系。在新疆期间孔德良先生生病，经大哥多方联系予以及时治疗。他组织全州花儿工作者在康乐莲花山、积石山县盖新坪举办了花儿演唱会，吸引省内外花儿专家踊跃参加。在胡继先同志英年早逝后，他组织了全州文艺工作者的深情悼念活动，并在《河州》上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他与我省著名作家赵燕翼等同志应邀参加了在西双版纳、大理召开的少数民族文艺研讨会，在会上热情介绍了临夏花儿这一独特的艺术奇葩。他与我省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作家、诗人、画家、歌唱家如柯 杨、汪玉良、苏 平、曲子贞、谢富绕、陈伯希等交流往来频频。他还写了一些散文和诗歌，如《临夏酒文化》、《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家族略述》、《河州八景》等，还为许多同志的文集撰写了数十篇序。
    经费困窘、单位个别人的胡搅满缠和家庭不和是困扰大哥在文联工作时期的三件烦心事，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兴趣，开始过量吸烟和饮酒，颇有参透人生，率性自然的状态，对一切已经无所谓，不时和文艺界的朋友如王   魁、谈永忠、贾文忠和老同学姬 润、张启仁、张永忠等相聚，在诙谐幽默的谈笑饮酒中打发时光。他积极支持和参与王尚书墓的重建工程，与一批热心临夏历史文化的人士如袁云、马效融、王 沛等多方求援，出谋划策，甚至驻守在工地。应潮音寺、宝觉寺主持的邀请，协助处理寺院修建和举办法会，是佛教文化的热心研究者和积极支持者，在释俗两界留有良好口碑。那时父亲患病不能下床行走，他每周都来看望一次，鼓励父亲写完了近十万字的回忆录。
    八、苦闷寂寞的退休生活
    1999年3月12日父亲在卧床五年后逝世，随之大哥也退休了，儿子广虹调往兰州，大哥从机关搬出后暂住到红园新村没有暖气的一套小居室，从此陷入苦闷寂寞的退休生活时期。大哥从小没有自己做过饭，上大学以后一直吃食堂饭、住宿舍直到退休，独立生活的能力较差，尤其在吃喝方面。在无可奈何中分未经深思熟虑，也未征求兄弟姐妹子女的意见，与马玉珍女士同居，暂时解决了吃住问题。因为和马玉珍共同生活，加之前妻贾春英在兰州罹遭车祸受伤，子女们中断了来往。在同马玉珍共同生活的五、六年间，他帮助马玉珍拉家务、看孙子，生活渐趋清苦，使身体因缺乏营养日益衰弱，本来洒脱浪漫的性格也受到限制，在无奈之下，于2006年转到兰州老年公寓生活。到老年公寓后在兰州工作的儿子每周带女儿去看望一次，兰州的弟妹亲朋也经常给予关照，大哥的情绪略有好转，他还与大姐、明香相约结伴到上海看望二哥，还兴致勃勃地重游南京、苏州和杭州，实现了他久宿的愿望。在公寓生活期间，他和住在兰州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学有了联系，不时相约聚会，感觉比较愉快。还不时到临夏参加文友们的作品发行会和聚会，有时执笔写一些短文和序、跋之类的东西，曾给谈永忠、张启仁的作品集写过序，还写有《河州牌坊琐谈》、《追忆二叔》等文章，计划要写回忆录已经起草了提纲，不料到2009年6月发现视物模糊，到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这是由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疾病，于是立即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一月后回到公寓，从此开始长期服抗糖药丸并注射胰岛素。糖尿病需要严格的食疗和戒烟戒酒，公寓的伙食达不到这个条件，所以治疗效果不明显，加之在寂寞中禁不住要喝点酒，病情实际在加重之中。由于目疾所限不能外出活动，只好把活动范围局限在公寓之内，苦闷极了，就给亲朋打电话，最多的是与远在上海的二哥交流，两人在电话中追忆过去表达思乡之情而多致悲伤。到2011年元月13 日早晨在洗脸时晕到，突发脑出血、心肌梗塞和肾衰，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抢救十天后未能苏醒过来而辞世。大哥在我们兄妹中天赋最高，满腹才华而没有得以充分发挥，积有上百万言文稿而未整理付榟，助人编辑文集画册写序题跋而自己却未留下成书文集，殊为可惜可悲。大哥身为长子长孙，深得祖父母疼爱和父母、叔婶器重，二叔、四叔在世时十分关心大哥，大哥与二叔、四叔关系密切，大哥心中的二叔、四叔是做人治学的楷模。大哥关心弟妹，明香的上大学、世明夫妇的工作都得益于大哥的鼎力支持。大哥生性幽默达观，对人对事放得宽看得轻，与朋友交往很轻松，与谁也不争也不死拗是非曲直，发生不愉快往往以调侃诙谐态度处之，所以能和许多人和谐相处。他在官场干事多年，从不曲意奉承奔竞活动，最不愿意违心屈从长官意志，因而上司对他爱恨交加，爱他的才华和能力，恨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在工作中总是出力多而讨好少，职务升迁十分缓慢，数次职务变动都是在无可奈何中被动安排的。大哥一生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吃饭穿衣很节省从不讲究排场。一生中从没多沾公家一丝一毫便宜，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别人眼中是无本事是书呆子，但他从不艳羡任何名利，怡然自乐。
    大哥在十天的弥留时间中未曾说出一句话，只睁过几次眼睛，我们知道他心中肯定藏着许多话要说，然而最终未能表达出来，他无言地带走了七十三个春秋的喜怒哀乐和悲欢苦楚。大哥在临夏旧日的居室中辞世，距他七十四周岁生日还有五天。我们葬他于祖父母、父母的墓旁，让他在九泉之下永远陪伴先人。
                                       四弟世雄于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