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无数次的看过奶奶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是那么的端庄秀丽，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黄埔军校这一世界军事名校挂钩。奶奶已经去世80周年，她的人生影像定格在1941年伯父于赣州烧制的瓷像上，身后留下的故事甚少，她的一生完整的经历也无人知晓，一切就这样在历史的时光里的静静地流淌。如果不是在2021年1月，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寄来的两份档案中，发现当中的记录顺着追寻，那就不可能知道奶奶曾有过那么一段光辉的人生。
    2013年，我向江西黎川方向迈出寻亲的脚步，追寻爷爷在黎川的足迹和最后的人生岁月，收获甚丰。2014年清明前后，我写了一篇纪念爷爷的文章发表在风雅黎川博客上，并把奶奶的照片一起发出来。我在文章中许下小小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奶奶娘家的亲人，不管是在大陆还是港澳台、或者是世界各地。
在过去的几年里，追寻路上的种种困难让我心里意识到寻找奶奶的信息可能是一种奢望，所以我把业余精力都放在爷爷身上。感谢众多朋友和热心的人们，8年来让我收获到爷爷不少的珍贵资料，以及诸多的感动、惊喜。我也三到黎川，在这有“梦里江南”之称的遥远地方留下纪念和追思。当这一切成为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后，也加深了我心底追寻奶奶娘家亲人的渴望。
    正是这种对亲人的怀念与责任，2020年世界性突发的新冠疫情也没有阻止我的脚步。虽然有行动的想法，却像大海捞针般的没有头绪，不知从何入手。在2020年春节疫情加班期间，当有一天独自一人冥想时，我萌生了从最有可能留存信息的地方开始寻找的念想，于是在2020年2月，我发了一封邮件请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刊发我的寻亲文章，文章打动了二史馆的领导并得到同意。与此同时，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与工作人员的沟通过程中，竟然找到奶奶的兄长的档案和照片。2020年5月，我的寻亲文章《八十年沧桑，跨世纪追寻》正式在二史馆公众号民国大校场发表，成为我寻亲的一个新起点。
    在艰难不易的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感谢上天的眷顾，二史馆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两张爷爷在世时的照片，一张75年前、一张85年前。得到消息的当刻，我情不自禁欣喜若狂，兴奋了一整天。找到爷爷的这两张照片对我来说，可谓是多年来的祈盼，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那就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让我等了太久！” 。
    幸运接踵而来，2021年1月中旬，我从二史馆同时找到爷爷、奶奶的档案，这是四年多来的第一次收获两份礼物。正是在这次收到的珍贵档案里，我发现了奶奶不为人知的身份。
                              
                                           二、
     
     2021年1月中旬某天晚上，加完班准备回家的我不经意的翻看了一下奶奶的档案，一条信息引起我的注意。奶奶的档案中，出身一栏显示，她曾毕业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怪我历史课没上好，我当时以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培训班，如浮躁的今天很多人简单镀一下金而已。所以，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我才发现它原来跟黄埔军校有关，黄埔军校招收女生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我马上想到对黄埔军校历史十分熟悉的朋友建华，于是发微信向他请教有关黄埔女兵的情况。恰巧也在加班的建华告诉我，黄埔武汉分校女生班的学员有学者专门梳理过，他第二天帮我核对一下。建华同时发了一张全体女生队的黑白合影给我，但不清晰；他说办公室里有画面质量好一点的，第二天发给我。建华跟我讲，这一张合影原版在海外，照片中的人基本可以辨别出来。我把二史馆的档案截图发过去给建华，他说奶奶的历史信息很清晰，应该有线索可查。
    这燃起了我心里的一股希望，如果黄埔女兵的档案能找到的话，那说不定可以找到奶奶的不少信息，我心里一下子有了期盼。建华说，这是重大发现，并向我祝贺。我耐心的等待建华的回复，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建华回复我说已经找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袁继成教授写过一本《武汉黄埔女兵》的附录后载有名单，但暂无详细记载。我心里瞬间闪过一丝遗憾，只能说，看起来天意如此。建华将书中的名单拍照发过来，我一看发现名单中奶奶的名字对应的信息基本一片空白，没有籍贯、毕业学校、入军校前情况，但可以看到军校解散后分流到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和市总工会女工部。
     我心里燃起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相当于这里的线索也基本断掉了。建华说，按照这个情况，武汉应该能找到更多的材料。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我马上问建华是否认识袁继成教授？建华回复不认识，没有直接的交往。他同时给我发来一个电子版的女兵大合照以及已经辨认出的人员名单，这一张确实清晰不少。据建华讲，有一位北京的收藏家见过原版照片，但后来没有下文了。原版照片很特殊，曾寄过给斯大林，在加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招收女兵，这一张历史照片的价值太大了。
     建华虽然没有《武汉黄埔女兵》作者袁继成教授的电话，但帮我在网上找到该书另外一位署名作者的联系方式。于是，我联系上了袁继成教授的学生吴明堂先生。我主动说明自己的身份，并把奶奶的名字告知他，吴明堂先生查对后，跟我要了一份奶奶的文字材料。他说黄埔军校有海内外的同学会，很多黄埔军校的后人致力于完善这一段历史，可以帮忙将先信息发过去给湖北黄埔军校的同学会。我跟吴明堂先生讲，如果有息传来请通知我，我再提供奶奶的照片，以作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我通过吴明堂先生帮忙，找出版社购买了一本《武汉黄埔女兵》作为纪念。摸着这本书可以，仿佛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烟云、90多年前激荡厚重的历史。《武汉黄埔女兵》一书出版于2014年，那时我正向黎川苦苦寻找爷爷的历史信息，不知道奶奶有这么一个身份，更不知道爷爷奶奶有那么多的历史等着我去探索。   

                                         三、

     我找了一个周六的下午，在办公室里认真的翻看了《武汉黄埔女兵》一书。从二史馆的档案到黄埔军校研究学者的著作，信息已经吻合对上。当然，对我来说，愿意把书本啃上十遍，一心里万个的希望除了名单之外，书里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的出现奶奶的名字，这样的话，我有机会沿着线索往下寻找。但是，非常遗憾，我的愿望落空，在书中记载的人物故事中并无提及奶奶。
     静静的下午一个人的时光，《武汉黄埔女兵》这本书向我展开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画卷；当中的时代背景、人物故事及其人生经历，让我诸多感慨。今天，有历史学家认为1926年底黄埔军校破天荒招录的一批女生，是中国妇女之翘楚，开创了中国军校女兵教育史的先河。在男尊女卑观念盛行的当时社会，黄埔军校招收女兵像是春天的炸雷，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里程碑，引领了世界的潮流。
    历史是那么的巧合，在96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以黄埔女兵的后人在翻看这一段历史。1926年10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创立，初称“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班”、11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科”。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这正是奶奶档案中的军校名字，因为是女兵，档案中多了“女生队”几个字。但可惜的是，军校解散后，“有关档案、文件资料尽数散失或损毁，无从稽考”。看到这一状况，确实让人扼腕叹息。
也许理解追寻历史的艰难，我认为作者袁继成教授写黄埔女兵的成书过程也颇为不易，一份份资料的寻找、一个个名字的艰难确认，寻找知情人及其后代做访问，要抽丝剥茧去完善支离破碎的零星信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我更不容易，相比袁教授而言他有团队我是个人，我能动用和借助的资源更少，也没办法放下时间来专注做这件事，很多时候往往还要凭一己之力。 
     当然，袁继成教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为了不起的黄埔女兵留下了历史记录，为黄埔军校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应当受到尊重。虽然放眼今天，黄埔女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当年，将近200人的女兵各怀梦想和目的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高尚伟大，通俗一点来讲这是她们选择的生活出路，就像如今谋求一份工作和职业一般，没有谁能想到结局。但这里面确实涌现出了众多的巾帼英雄，她们有的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有的成为社会的脊梁和榜样、有的为国捐躯已经走进教科书，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如我们读书时就熟知的东北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黄埔军校女兵队的一员，只是她考入军校那时的名字叫李淑宁。20世纪50年代，电影《赵一曼》风靡全国，人们记住了赵一曼这个英雄的名字，却不记得她的原名和出身于黄埔女兵。赵一曼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她在宜宾县女子中学读，并于1926年春转入到重庆就读。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交集，赵一曼与我奶奶毕业于重庆同一间学校，她们是师姐与师妹的关系。这一情况，容下再叙。
    女兵队中，还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曾宪植，她是曾国藩弟弟、曾任满清两江总督的曾国荃的玄孙女，其毕业于徐特立任校长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显赫的家世加良好的教育，曾宪植无疑是当中的优秀代表。军校解散后，她加入军官教导团，经过一路波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南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刚满18岁的曾宪植嫁给了叶剑英，并生下儿子叶选宁。书中描述，1929年曾宪植去日本留学时，遭遇日本政府清查中国革命党人时被捕，日本人知道她是曾国藩后人时另眼相看，让她躲过一劫；但文革期间，她受尽磨难。
    据书中记载，曾宪植才貌双全。曾宪植从日本回国后，与叶剑英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但她“天生丽质，美若天仙”，怎么打扮都引人注目，难于通过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而网上有信息显示，女兵队的颜值担当是来自安徽的孟庆树，她加入黄埔军校女兵队时芳龄十六，是女生队的分队长。孟庆树人长得漂亮，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天生丽质。到苏联留学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花，受到比她大7岁的安徽老乡王明的热烈追求，最后王明抱得美人归。解放后，孟庆树陪同王明去苏联治病并在苏联度过了余生。王明得以善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孟树庆的照顾，其次则应该说躲过了1966年后的十年。 
     从书中所述得知，第一批的黄埔女兵显然是才貌双全的。当然，招生的时候，颜值是必须考虑的，“这是个看脸的世界”的规则放在哪个年代都管用。在那没有环境污染、只有黑白照而没有美颜、廋脸软件和整容的年代，一个人的美是能真实呈现掩盖不住的。按照黄埔女兵的颜值，很显然，我的奶奶年轻时真的是美得冒泡、天生丽质。今天再看看奶奶的照片，我也知道了为什么看起来有一股英气，那是经过黄埔军校磨练后的气质。
 
                                          四、

     1926年11月下旬，黄埔军校招生广告在长沙、武汉、四川、上海、天津等全国多家报刊发布。招生消息公布后，热血巾帼奔走相告，原计划只招收100名女学员，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择优录用并报到183名，单湖南考区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最后，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录取人数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总人数扩大为213人。
    录取的女兵，以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籍居多。四川在民国建立后，军阀纷起、混战不休。在国民革命北伐军于两湖所向披靡的大形势下，四川军阀倾向革命，因而更多的优秀女青年报考军校。其中，受恽代英、萧楚女影响甚深的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为多，初试就有1000多人。
    根据2021年1月二史馆提供的档案，我看到了奶奶曾经就读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信息，这是我首次看到关于她的求学经历。同时，也印证了奶奶与赵一曼是校友、师姐与师妹的关系。
    1927年1月，包括罗瑞卿、陈季让（陈毅的弟弟）在内的男生，加上李淑宁（赵一曼）、胡兰畦、游曦以及我奶奶在内的男女生200多人，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到湖北宜昌的“长春”号客轮，开始一段改变她们命运的旅程。当然，她们没有想到，军校生涯只有几个月。
    黄埔女兵队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以及通过北伐战争的磨练，已经成长为合格的军人。但1927年的中国正处于风云骤起的大变革中，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和清党掀起的血雨腥风，女兵队在风雨飘摇中于7月解散，200多名女兵拿到毕业证后各奔命运未卜的前程。在《武汉黄埔女兵》一书中记载，奶奶于军校解散后去了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和市总工会女工部。
     在妇女部和女工部的时候，奶奶与中国女权运动先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相识并有短暂的共事。我自小曾听闻镇上的一位老奶奶讲起往事，她跟抗日战争期间回到小镇的奶奶认识，提到奶奶讲起过与何香凝认识。为这事我又专程打电话给母亲，请她再给我回忆一下。因为母亲跟镇上那位老奶奶相熟，讲起过家史。这位老奶奶与我家有渊源，据母亲说我的曾祖父认她做过义女。
     但我现在的手头的档案已经比《武汉黄埔女兵》一书更为具体点，奶奶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和市总工会女工部并没有呆多久，随后她进入了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前身）读书。在形势趋于稳定后，她到了民国江西省政府做事。我翻看奶奶兄长余天阁的档案，刚好看到有他在江西省党校任教授的经历，在局势纷乱之时，兄妹能团聚也是一件好事，亲人间有个照顾。有些事情冥冥中已经注定，奶奶跟江西还真的有缘，包括奶奶最后因难产长眠于我的江西乡下。
     从现有的历史信息推算，到民国江西省政府做事不久，奶奶再次到了上海求学。在这里，她终于遇上了人生的真命天子我的爷爷，姻缘让他们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童话。在那一个动荡不堪的年代，他们经历过生死考验，两情相悦在乱世中结为情侣。从经历上来看，爷爷20岁之前的人生路看起来好像稍稍平坦一点，没奶奶那么多的波折。在上海读完大学后，爷爷东渡日本留学，他们之间有了一段守望相助、隔海想思的岁月。1930年，爷爷留学归国与奶奶团聚，经历过感情考验的两人在上海《申报》刊登订婚启事，宣告结成夫妻。1931年，我的伯父在南京出生，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诞生了。

                                            五、

    虽然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但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网上有“南京十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的说法，这十年是指1927－1937年间建都于南京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的时期。不难理解，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之中岂能良好发展？这一时期，作为外乡人的爷爷奶奶，在南京谋生诚如今日的“北漂”一族。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爷爷奶奶的职业生涯在实业部任职的时间最长，爷爷在实业部多个部门都有历练，并升任到科长一职。   
     在翻看奶奶的历史档案时，我看到了奶奶当时的薪酬待遇。根据档案显示，当年奶奶的月薪为三十元，根据民国的经济水平这应该是一名普通白领的收入。也许幸运的是，那时的房价还没有飙升到让人望其项背的地步，估计也还能承受得起租金的压力。而爷爷的收入则明显要高于奶奶，他有一百八十元每月。
    在翻看奶奶与爷爷的档案时，有一条信息让我确定了曾祖父去世的时间。1933年4月，曾祖父于江西寻乌乡下病逝，爷爷向实业部申请两星期的丧假。此时，爷爷担任实业部度量衡局的会计员，在请假期间工作需要交接。其中，“生活所需离乡千里，既未能菽水以承欢”、“更不得视殓于事变”的表述，令人动容。这显然是一件大事，有好几页的档案都是关于爷爷请假的内容、批示等，想必爷爷在实业部还蛮有地位，一件事情牵动那么多领导操心和处理。 
    当中一页文件显示，实业部度衡量局提议由奶奶来接手爷爷请假期间的工作。虽说是内举不避亲，但毕竟还要避嫌，最终安排了另外一人陈木良接手。我估计奶奶当年没有与爷爷一起返乡奔丧，一来走不开、二来当年伯父还小，没办法送曾祖父最后一程，亲人们也可以理解。我现在无法勾勒出爷爷当年从南京返回寻乌奔丧的路径，如果快的话，那么应该是经水路从上海到汕头，再沿韩江逆流而上经梅县到平远的坝头，还得翻山越岭走好一段路。如此算来，两星期的假也是满打满算。只是，今天已经无人知道爷爷当年返乡送别曾祖父的情形了。
    四年后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爷爷奶奶再次回到赣州。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奶奶于1939年左右回到江西寻乌与广东平远小住。1940年底，奶奶因难产不幸于寻乌乡下的小村子里去世。随后，因爷爷长眠在黎川、伯父也不知道奶奶的情况，再加上与奶奶娘家中断了联系，导致奶奶的身世埋藏了半个多世纪。
    直到80年后的今天，一连串的努力和幸运，我才一点一滴收集到一些信息，关于爷爷奶奶的历史，依然还有很多的情节要了解和完善。也许，确认奶奶是黄埔女兵的身份，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注：部分文字信息摘取于《武汉黄埔女兵》一书，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