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川寻起，我找到爷爷85年前的照片

                                                             文/潘叶挺

                                     一、

    我第一次看到爷爷的照片，是在江西黎川的网站上。准确的说，是黎川有人将照片发到了网络。那一年我刚踏入不惑，所以我曾跟人说，自己是人生四十开启艰难的寻根之旅。网络上的那张照片是一张合影，拍摄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1945年，是民国黎川县第一届参议会成立时的留影。
    跟别人不一样，我还不敢与爷爷“相认”，家里从来就没有过爷爷的照片，我只好结合自己小时候的记忆，找乡下亲人再三确认，回想起来颇为心酸。这张流传于网络的照片并不清晰，我在电脑中对它进行过各种的技术处理，都不能让自己满意，更无法复原。即便是如此，我也非常珍惜，将爷爷的头像从合影中截出来做成一张单人像作为纪念。
    过去的六年里，我三到黎川、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纪念文章，不少人都会在我的文章中看到那一张1945年的黑白照。对我而言，每一次选用这张照片时，心里都充满了遗憾，感叹人生的不幸。想到这一生已经没有三代同堂的照片，但家中连三代人的完整照片都没有，我就会觉得非常之可惜。 
爷爷潘明光作为黎川民国时期的“父母官”，当地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都知晓。但见过爷爷还记得他样子的人，恐怕世上已经没有，时间过去太久了！两年前，爷爷在黎川的旧属张炳炎去世，他生前曾经这样评价爷爷：
    “潘明光到黎川前，担任江西公路局党部书记，寻乌县人。作为东京早稻田毕业的大学生，学问很好，一手中楷毛笔写得相当漂亮。潘明光长得一表人材，为人也谦和、没什么架子，一口的土话，一个很有才华和抱负的人。”
     怎样的一表人材？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没图没真相，只是听人转述而已。爷爷的情况与奶奶不同，奶奶那张秀丽端庄的照片足于证明，她曾经留给世间美丽的倩影。
多年来，我每一次顺着线索寻找爷爷的历史档案，总盼望有奇迹发生，渴望里面会有一张他的照片。但愿望总是落空，这种失落有时真的难于言表。
     2020年2月，我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发了一份邮件，希望可以刊发我的寻亲文章。这是我跟亲人商量后的行动，决定寻找爷爷档案的同时，也找一找奶奶娘家的亲人。幸运的是邮件打动了二史馆的领导，文章得以刊发；更幸运的是，找到奶奶兄长信息的同时，竟然找到这位舅公的照片。5月中旬，我的文章《八十年沧桑，跨世纪追寻》刊发在二史馆的公众号民国大校场，不少热心的朋友帮我转发，希望我能达成愿望。虽然眼下并无进展，但我还是要向有心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二、
                              
     2020年在世界的动荡不平和新冠疫情不时爆发个例中，渐行渐远。这一年没有诗和远方，转眼就到了12月。12月上旬的一天，二史馆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找到有爷爷的档案，可以快递过来。我刚好出差在外，请同事帮忙签收，并在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办公室拆看文件。二史馆寄来的档案是民国内政部和铨叙部颁发给爷爷的县长甄审证书，以及一份黎川县第一届参议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
     
    我惊喜的发现，档案上的甄审证书有一张爷爷的单人照，但小而且模糊，十分可惜。不少朋友安慰我，说就当作已经找到一张爷爷的单人照吧，这已经不容易了。我心里虽然觉得遗憾，但心有不甘，于是电话联系二史馆的老师，恳请帮我再找找，看看能否找到甄审证书？如果能找到证书，那么照片的清晰度肯定会更高，那对我而言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我诚恳的向二史馆的老师说明对我的重要性：“我现在手上没有一张爷爷的单人照，拜托我们二史馆了”。三天后，一早到办公室的我接到二史馆老师的来电：“潘先生您好，竟然真的查到了潘明光的照片，领导同意提供电子版给您，过会儿寄出，请查收。”我一下子被惊喜包围，心都在颤抖。我赶紧回答：“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感谢感谢”、“70多年了，这是梦里的事，感谢老师您的用心”。我想如果是提供电子版和刻录光盘的话，应该还有不少信息吧？那一天工作时因为这有好消息，人都特别的精神爽利。

    结果不到一小时，二史馆老师再次电告：“居然又找到一张照片”。我心里一阵狂喜：“我恨不得飞到南京，到二史馆来了”。快件在当天安排寄出，我知道第二天一定可以收到，所以晚上下班时特意跟公司楼下的顺丰小哥阿福打了声招呼，告诉他我有南京来的快件，一到就发信息给我，因为我要出差。当晚，我兴奋得有点睡不着。 
    临近第二天中午，我给二史馆老师打了电话，拿到顺丰的电子运单详情，得知早上快件到了广州，预计下班前派到。我跟阿福讲，再晚都等一下我，我一定回来取。结果不到下午两点半，阿福就发信息给我：快件已到！我控制着自己的迫切心情，想第一时间看到照片，于是请集团企划负责人帮我签收，并读取光碟发给我。
    结果同事说光碟里的信息不好拷贝，用了两台电脑后才读出里面的文件，随后我在微信中收到同事发来的爷爷的两张照片。
    我收到第一张照片与甄审证书上的是同一张，甄审证书上拍的部位多一点。这一张已经清晰很多，在档案馆里存放了75年多，能保管得这样完整已经很不错了。这一张拍于1945年的照片中，中年的爷爷脸庞明净、温润如玉，眼神如此祥和明亮。随后，第二张照片发过来，我一看惊呆了。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照片是爷爷在1935年所拍，当年爷爷26岁。照片中青年的爷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帅气逼人！我心里发出一阵赞叹，家中只有伯父有此容颜。
     我因工作延缓了返程时间，不想让人久等，就请同事将光盘塞入到我办公室，等我回来取。我回到公司后，小心翼翼拿起光碟带回家。晚上十一点时分，我用随身电脑接上光碟机，这是我买给小孩读英语光碟用的。光碟的照片很顺利读取了出来，我把信息浏览了一遍，避免因同事用的电脑型号不同读取文件有困难，把其中的照片遗漏了。当然，心里也很期待光碟里还有第三张、第四张的照片。

                               三、

     我按捺住心头的喜悦，将拷贝出来的照片发给香港的亲人。第二天，伯母回复了语音信息，她很开心的用粤语说：“看到老爷（香港儿媳对公公的称呼）潘明光的照片，好靓仔英俊，伯父都不及他，呢哋（你们）都不如他，好犀利”。伯母有说话权，她也是现在最有评价资格的亲人。伯母告诉我，她曾经看过伯父手里有一张爷爷的办公照，但后来因为政治运动不断，无法保全，估计被伯父给烧掉了。为这件事情，伯母抱怨过伯父，认为伯父无论如何都应该想办法将照片保存下来，这么珍贵的物品，当时只有伯父手上才有。
   伯父被迫烧毁爷爷照片的事情，我想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客观评价。伯父从武汉华中工学院调到湖南大学教书，脱离了当时比较左的工作环境，人身是安全了一点。但伯父也曾因为政治运动中，被人逼着要与伯母离婚，他抨击了一些人的无耻，导致被关进牛棚和剃了阴阳头。2018年6月，我到湖南大学寻访伯父的旧同事钟教授和温教授，当年与伯父同宿舍的钟教授笑言，他是保送到湖南大学、组织重点培养的干部，与伯父同宿舍时还肩负着关注伯父的思想动态的任务。结果大家相处以后成了朋友，钟教授也就忘了组织交待的任务了。
    隔天后，我给伯母打了个电话，讲述了寻得爷爷照片的经过。伯母提出，让我将照片打印出来给她一份。伯母说她手上已经有了奶奶的照片，加上爷爷的照片就完整了，这样先人的镜框里也不会空着啦。我请伯母稍作等候，因为我给钱托人去做照片复原，虽然不能百分百恢复原样，但也希望最接近原照。
     我把爷爷照片分享到朋友圈，这是我追寻爷爷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我曾经希望找到他单人照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如果自2013年计起，历时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我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收到最多的留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祝福我有所收获；毕竟这些年来，有很多朋友一直关注着我的寻亲之路，非常清楚当中的不易。而其次的留言是称赞爷爷长得帅气，给了我好大压力；我也承认已经费尽了全身力气，就是长不好，没办法与爷爷相比。
     欣喜之余，我更希望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这么多年的努力，我要的只是对亲人的怀念、对家族尽一份责任。就如父亲生前所言，我们不去沾染政治的东西，过好自己的人生足矣。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是出类拔萃的，无论从形象，还是从学历、能力、国际视野、施政业绩，他都当之无愧。通过历史遗留的照片，透过那炯炯的眼神、青春的笑靥，我充分感受了血脉的传承，亲情的温热，也充分理解了爷爷的报国情怀，近距离领略了爷爷的学识与风采。
                                 四、

     收到爷爷照片光碟看到爷爷照片的当日，也是父亲的忌日。父亲已经离开15周年，在他生前我没有这个意识和能力做到这些事情，给他看到爷爷的照片后再离去，当然或许条件也不具备。但我想父亲会在天上看到我为爷爷所付出的努力和恒心，他也会为我高兴，说不定他正一路保佑着我，让我执着前行中不断有收获。
    我想爷爷奶奶也会宽慰，虽然我不成器达不到他们对子孙的要求，但起码心中保留着对自己先人的崇敬，没有遗忘他们、没有在这喧嚣浮华的社会里迷失自己。我自己也感慨，从南京到广州，这一份有爷爷光碟的快递花费不到24小时；但从上世纪中叶到2020年，潘家人等了70年才看到爷爷的单人照；而从我懂事算起，自己这一心愿也延续了30多年。
     我找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却最终在档案管里寻得亲人的照片。但不管怎样，这个小小的梦想已经实现。我曾期盼过世间还有爷爷奶奶的全家福、结婚照，不知道未来这个愿望能否得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