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2012年8月25日的上午，我们亲爱的父亲在饱经无尽的病痛折磨之后，撒手离开了我们。
    想起陪伴他的最后的日子，我还是禁不住要流下泪来，因为满心的酸楚和疼痛。我一直很心痛也很遗憾，他的沉默他的寡言他的安静他的随和，伴随着他重病在身几十年。我心痛他年轻时为军队通讯为航天事业在最艰苦的戈壁沙漠奔波，休息后又承受着严重心脏病的折磨；我遗憾最后没有听到他内心太多的话说出来；我不舍父亲从此与我两世相隔永不相见......；矛盾的是，我又愿意他从此摆脱疾病这魔鬼无休无止缠绕的痛苦......
    在父亲离开的一年里，我总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每当我夜间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爸爸。想爸爸的神态和动作；想爸爸对我说过的话；想我们共同相处的珍贵的日子...... 我的泪水就会顺着腮边无声地流下来......
    我很早就离开家了，所以记忆深刻的大多是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儿时在北京他与妈妈一起带我去北海公园划船；记得在库尔勒帮我背上书包（一个旧的军用挎包），书包上系一个吃饭用的搪瓷缸子，站在军营大门口招着手依依不舍地目送我踏上去建设兵团住宿学校的路（爸爸说，他看着我小小的，书包和缸子打在腿肚子上，好可怜儿的）；记得他用灰色的旧包装纸帮我裁成近似32开或64开、订成大小不同的草稿本，教我把草稿纸折叠出均匀的横格代替铅笔划出的格子；记得在东风他把开会时发的、当年很罕见的白面包带回来给我们吃；记得在和田站逢周末他在家时，就会亲自洗衣服做饭说要放我的假，记得因为停电停水他挑着两只水桶带着我一起去军营外老乡的涝坝里挑水......。后来，记得有一年父亲病重，我在病房里陪伴了40多天，他对我讲了他军人生涯里中的许多故事，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只可惜我没有及时把它整理成文字（这也是我至今最后悔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零散的碎片，难以把它们连接起来。
    比起其他孩子，我和父亲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很短。也许是性格的缘故，也许是职业的要求，父亲的话不多，但他的语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得很小的时候，广播是当时我能接受到的最常规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外来信息源。曾经被问长大了想干什么，我随口说当“广播员”（那时候还没有主持人的说法）。于是父亲说，那你要天天听广播，向播音员学习。后来，我喜欢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星火炬》和《小喇叭》节目。每天一做完功课，就守在我家那台从北京带到新疆的“熊猫牌”收音机旁边，听小叮当读信，听曹灿叔叔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再后来，我会经常听着新闻广播、看着新闻电视来纠正自己的发音和错别字。小时候，我会很自负地指出爸爸妈妈的山西口音，说不是“抓子”是“桌子”，爸爸笑着说“对对对，是桌子，我们小英的普通话标准”。
    后来再大一些，爸爸又说，你不是要当广播员吗？广播员要口齿伶俐，阅读通畅。那你就要天天读报纸，要练到拿起来就流利地读下去不磕巴，还要不能有不认识的字才行。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读书读报，不仅看还要读出声来，而且养成了遇到生字（词）查字典的习惯。当兵的时候，挎包里带着一本《新华字典》，后来进了医院坐了机关，手边一直有本《现代汉语词典》，记得最早的那本词典定价是5元的，现在这本是2006年第5版刚发行不久买的，68元。
    2000年，因为我们开办了“绿荫妇女热线”，我被推荐到南宁电台做夜间谈话直播节目《妇女热线》，以“舒心”的笔名做了主持人（业余的），多是谈婚姻情感问题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面向社会、与听众直接对话互动的，时间是每周一期，每期2小时，后来改为《相约今晚》。电台领导似乎很放心，这个栏目交给我后，他们再也没有干涉和过问，也没有培训和特别的约束规定。我有时很奇怪，主流媒体啊！“怎么这么放心？”但是同事们说，他们的台长一直在听节目，认为我的普通话标准，知识经验和价值理念没有问题，综合素质好，说“这个人很难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节目我一直做了8年。后来我突然想到，幼年时“想当广播员”的梦想似乎是在这里实现了。
    虽然 “想当广播员”是小儿信口的随意之言，但爸爸对我的引导和指点确是真的影响到我对语言表达的重视、读书看报习惯的养成。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与这些习惯分不开。
    我们那里没有比你水平高的医生
    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
    宁当鸡头不当马尾。
    想着您在最后几天病情危重时还说，你回去吧，去照顾阿宁（刚刚经历腔隙性脑梗）
    父亲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人们说“父爱如山”。我说，父爱如山也如水，因为它令我敬仰、遵从，同时它也在我的身心成长中浸透、滋养。
                             （小英  2013-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