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9年3月写的随笔，今日清明，用以在天堂网上怀念我们的母亲。
这次春节，回太原陪妈妈过了个年。准确地说是初二回娘家开始陪的。以往总是嫌妈妈不停地叨叨，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耐心倾听她的故事。这次，决定坐下来听妈妈聊聊她过去的事情。
妈妈1932年出生在山西阳城县。姥爷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姥姥只有兄妹三人，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她。姐姐哥哥都比姥姥去世的早，哥哥是抗战时期的担架队员，在战场上牺牲的，是烈士。姐姐嫁了个富农，后来打土豪时被整的够呛，还被人们吊起来打过。姥姥是因为患了癌症，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
妈妈是家里的老大，有姐弟6人。比她小3岁有一个弟弟（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只知道她有5姐妹），现在的二姨则比她小6岁。所以她总是说小时候很苦，3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了，或是带弟弟或是跟着父亲到地里牵着牛干活。因为她常常很委屈的念叨这事儿，我们姐妹们早已经听厌了，也不当一回事。总觉得她说三岁就开始干活，实在是太夸张了。不过有依据的是，弟弟小她3岁，因为带弟弟不小心把他摔在地上，所以弟弟脑袋上留下了伤疤。而在地里牵着牛犁地，因为摔倒了，所以牛从她小小的身躯上踏了过去，结果还被姥爷一脚踢到了一边。为这个事儿她非常的委屈，经常念叨。她说当时旁边的邻居看到了还骂他父亲说是个傻瓜，怎么这样踢孩子。
1945年妈妈到阳城县第五区高小读书，曾和爸爸是低一级的同学。1947年爸爸在学校被部队招“有文化的小兵”招走了。1950年爸爸从北京请假回来跟妈妈结了婚，然后爸爸把妈妈送到就读的山西省立中学（在晋城），才返回北京部队。妈妈读了两年半初中，直接上了高中两年。算下来，妈妈从上高小到上高中应该有8年的时间。跟爸爸结婚后，因为是军官家属，学校就免了妈妈的学费和伙食费。1953年得了结核病。有老师说，你爱人在北京，你去北京治病吧。于是她暑假就去了北京治病（302医院），后来就随了军。刚去北京时住在中南海招待所，在西单缸瓦市。父亲执行完任务后，回到通信兵部，她就住通信兵招待所，后来住到了八大处，那是通信兵独立中队所在地。李锦华是中队长，我父亲是付中队长，郝明是协理员。1955年生了我，1956年亚英又出生，妈妈患病带不了俩孩子，接奶奶(爷爷后续的妻子)去北京想让她帮帮忙，但奶奶没住几天就吵着要回家，妈妈只好把亚英送回去让姥姥帮带，同时把奶奶送回老家去了。1957年初爸爸去张家口（后来搬到沈阳）高级通校上学。我们家就搬回通信兵部大院里，先住临时小仓库，后来住在东楼，那就是正式宿舍楼了，在通信兵部的食堂打饭吃。在那里我家和圆圆家关系很好，圆圆爸爸是李锦华，妈妈是杨西琴。
妈妈说她小时候曾有一个走街算命的，提着黄雀抽签的笼子，让黄雀为妈妈抽了一个签，画里是个圆圆的铜钱，上面盘腿坐了个人，意思那就是为她算的命。她那时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长得白净好看而且乖巧聪明。所有的叔叔大爷婶婶们还有教过书的老师都非常喜欢她。当时在村里上初小时，那老师还想收她为养女，跟姥爷说，让她跟我走吧，我把她带到外面去，她会有一个好前程（后来这老师参军了，离休在东北）。姥爷没有同意，最后敷衍了一句，说那就当干女儿吧，这事儿就过去了。但姥爷就此坚持让妈妈上学了（也让其他四个妹妹读书了，后来都读到了中专，3个当了教师，1个当了助产士）。在学校上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好，又很用功，老师曾经对妈妈说，你不要上中专，一定要上大学。
妈妈到北京以后，因为爸爸工作需要，搬了好几次家。1959年后半年北京市在部队家属里招工，那次有60多人被录取，只有妈妈和石金梅（音）两人当了干部，其他人都到工厂当工人去了。妈妈回忆说，可能因为我是高中生，有文化，又是学生党员的缘故吧。妈妈被安排在宣武区广安门外公社办事处当文教干事。妈妈上班了，就把我送到小马场幼儿园。我还隐约记得一帮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或者是个大炕？）上，晚上灯光很昏暗，夜里阿姨挨个把孩子们叫起来，拿个痰盂给孩子们接尿。
1959年爸爸从通校毕业回来，就被派到宝鸡，为20基地训练通信兵，一期接一期，连轴转。那年爸爸趁休假时顺路从山西老家把亚英接回了北京。
1960年10月，妈妈还有我们姐妹跟着爸爸去宝鸡住了几个月，然后1961年春天我们就跟部队坐火车进新疆库尔勒。我们先住了一段时间的土房子，就是那个在回忆六站经历的文章里提到过的“骑兵团的马棚”。进疆后，妈妈被安排到巴音格勒自治州农业机械厂当工会干事，我们就住在机械厂的宿舍里，那是一排红砖房子。不过好景不长，“62压”时期，农业机械厂被解散，厂里全体员工失业回家，我们就回到六站。这时六站大院里有了正式的住房。也是一排排的砖房。1963年妹妹新雅出生，妈妈这时正好没工作，自己在家带孩子。妈妈说，我和新雅是她自己带的。1964年8月，我们全家随父亲调动回了东风基地。当年9月就得到了姥姥癌症去世的消息。于是妈妈独自带着11个月大的新雅回阳城给姥姥出殡。因为没看见姥姥最后一面，到现在妈妈说起来都觉得很难过，觉得愧对姥姥，还反复念叨说是因为把二妹亚英送回老家，给姥姥增加负担，把姥姥给累死了。在新雅两岁时（大约是65年）基地的家属助理员找到妈妈，说你原来是有工作的，就安排你做后勤仓库的保管员（工人）。那年，她还得了“五好战士”的称号。后来又被调到军人服务社，在文具组当售货员。
1966年，父亲又被调去组建新的落区----七站，番号“训字208部队”。1968年春节期间父亲回来休假，把我们全家带去新疆和田的七站。妈妈被安排在七站的军人服务社，我记得那时服务社很小，只有两间房，但是被摆的满满的。因为地处偏僻和文革时计划经济的物质缺乏，周围根本没有其他的商业服务网点，军人服务社的服务既面向营区官兵和家属孩子，也服务周围的地方群众，还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销售的货物从自行车缝纫机到针头线脑，从木耳黄花到核桃葡萄干，从不要布票的人造棉到纯羊毛毛线，从各色调味品到小五金修理零件……，只要军民有需要，什么都卖。而且还兼代办军民个人储蓄。妈妈每周都有一天是采购的日子，她要直接上和田地区（距离8公里外）的五金公司、副食品公司、针织品公司、果品公司、布料公司等进货，一天要跑七八个公司；还要到设在拉斯奎缫丝厂（距离两公里）的人民银行营业点办理存储款业务。那时在军人服务社里开门卖货，是不分什么上下班的，越是下班时来买东西的人越多，而且常常是人刚到家，就有人喊买东西，妈妈放下饭碗就走了。妈妈那时是经理、采购、出纳、核算、销售、保管、柜员一肩挑。工作非常繁杂辛苦。与她同在服务社的还有位刘彩兰阿姨，她有个小儿子“东东”。有时刘阿姨忙不过来，就把一岁的东东抱到我家来让我临时带会儿。就这样工作直到1976年父亲再次调回东风，我妈妈和全家又一起回到东风基地。这次被安排到服务社的小卖部，那是大服务社的补充，百货之类的什么都买。大服务社关门了，小服务社还不关门。这个小服务社一共只有四个人。俩人管修理，俩人管卖货。顾客们会私下传授：你去买东西，别找年轻人，要找那个老同志。就这样又一直干到1983年，我父亲离休进太原干休所。妈妈1986年办的正式退休手续，退休金每月49元。
妈妈在10-11岁的时候，家乡的孩子们都开始被大人说亲了，爸爸妈妈也都分别被大人带着相亲。看来老根据地当时就比较开明，即使父母为儿女相亲，也是让孩子们见面，并且征求孩子意见后才决定的。爸爸当时已经见了几个姑娘了，都没同意。后来见了妈妈以后，爷爷问他说这几个孩子你喜欢谁呀，爸爸说“我就要就阳泉那个”，他就认定了妈妈。妈妈这边姥姥说，因为自己一辈子都住偏房，就想让我女儿找一个能有正房住的家庭。当时爷爷家里虽然房子不大，但确实是能够住正房的。爷爷是农会主席，土改分的房。因为奶奶去世的早，家里只剩下了一个17岁的姑姑和11岁的爸爸。双方家长没什么意见那算是定下亲了。后来在阳城县城上学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还曾经同过学，但是不同班，也没什么更多来往。解放后爸爸在通信兵总部，在中南海，在最高指挥机关，身边有许多女军官，都是学生出身。有不少老同志都说，这里有很多上海杭州的女兵，给你介绍一个啊，就别回山西找乡下人了。爸爸说不行，我们早说好了，人家也等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要回去接她。爸爸妈妈的婚姻是父母帮忙，自己决定的，他们在艰苦的奔波中相互扶持着走了一辈子，也相互影响了一辈子。
妈妈一生做事认真负责。上学时就是每天晚上要把所有的功课复习一遍，在岗位上做工作也是一丝不苟。在和田军人服务社，每月营业额一万多元，能净赚一千多元钱，还兼管储蓄。从未出过差错，也从未领过补贴，从未报销过什么工作手套劳保用品之类。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场景，不是靠制度、规定的管束，而是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也可以说是自我约束，也可以说是自己根本没想到为自己谋点什么。是自律还是没想到？不管怎么说，用“一心扑在工作上”“专心于此，心无旁骛”等来形容她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傻劲儿也遗传给我了。
妈妈说，当时部队后勤服务社系统也有人贪污出经济问题被处分，“可是我始终是清白清楚的，对你爸爸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评价也有我的贡献！我要是出问题，他不早被处理复员了？”还真是的。
关于妈妈的工作问题，在我的《在六站建站初期生活的回忆点滴----以一个孩子的眼光》里写过。妈妈跟着父亲，一辈子在边远艰苦地区的戈壁军营里奔波，在六站的时候因为“62压”丢了干部的身份。1964年从临时工开始做起，以后就变成工人了，在军人服务社的系统里转来转去。到最后以工人身份退休。直到退休进太原干休所向民政部门移交档案时，妈妈才看到自己的档案。里面有一张20基地李福泽司令员亲笔写的“条子“（妈妈的话），是安排妈妈到七站当宣传干事的，谁知道是哪里阴差阳错的，就没人给安排，给安排到军人服务社了。这件事也没人提起，大概也没人知道。如果那时当文化干事的话，后来早就穿上军装了。唉，可惜！后来因为这件事，妈妈心里有很多的不平不满，经常埋怨和责怪爸爸，爸爸能说什么？只好不吭气。想来是爸爸全心全意在他的工作上，根本没想到、没过问的缘故。常有陌生人说，看妈妈的样子像是个教师。妈妈说，本来可以当教师的，可惜这辈子没当上。这也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反正，她的苦也是跟着父亲吃的，福也是跟着父亲享的。
最后，我问妈妈，您对您这辈子满意吗？她说我觉得还可以，每次到关键时刻待遇都能接上：比如读书的时候就有了奖学金；三年自然灾害时就到了新疆，机械厂给我29斤/月粮食定量，困难时候我没吃过糠；文革时在部队，我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退休后跟你父亲进了干休所，待遇和照顾都挺好；现在年纪大了，又正巧社区办了养老照护中心，这里的生活和照顾也不错……。我继续问，您对您自己的待遇满意吗？她说满意；我又问，您对您自己一生的表现满意吗？她说满意；我又问，您对我们也满意吧？她笑了，她说对你满意，对你们都满意，就是对个别事情不太满意（顺便说一句，关于聊到父母对是不是亲自带的孩子会有亲疏不同的问题，但她始终是否认的）。我说您对您这一辈子综合评分，包括贡献和获得，能评多少分？她说80分，我说那就行了，我都觉得我60分就满意了，您都80分了。
有了这次深聊，后来，她很开心。
小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