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这是前几年六站战友编写回忆录的征稿。他们说您是六站建站时的老领导（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您是六站站党委委员---当时没设常委）。这是我交的回忆文章。后来主编突然去世了，回忆文集就没成书。今天在这里我把它献您。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回想。

六站建站初期生活的回忆点点
----以一个孩子的眼光
 
   我是军营长大的孩子。幼年一直跟随父亲辗转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在初建的军营里。
   对于六站的记忆，因为那时年龄太小，现在回想起来，仅存的都是些点点滴滴的场景碎片。这里有军营里的父母、战友，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留下的故事。
 
“大尉连长----我的爸爸”
   我的父亲苏海忠，是组建20基地时调来的第一批干部。最先是在基地通信团当连长，负责基地通信官兵的训练，不久后调来参加六站的组建工作。大约也是最早调来六站的干部之一吧。后来父亲的战友们评价他的军旅生涯，说：“他总是被放在刀尖儿上使的”。他早年曾在军委情报部、军委通信部总台、总参枢纽部、通信部独立无线中队等要害部门工作，负责保障中央首长的通信联络工作，被认定是“政治可靠，技术优秀，纪律性强，作风过硬”的军事技术干部。在父亲晚年病重时，我守在他身边，他回忆起年青时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十八岁就因为技术过硬成绩优秀而坐上党代会的主席台了”；“1955-1956年期间，曾经跟随毛主席的专列去北戴河、广州做随行的通信保障工作，那是我最难忘的事情”（这段经历在他的战友李锦华的回忆录《难忘岁月----一位通信战士的岁月记忆》里有记录）。父亲1957年初被选送到高级通信学校上学，1959年毕业时就被选调到20基地来了。看到这些历史，觉得我爸爸很优秀！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渐渐知道了：其实我们部队每一位小伙伴的爸爸，当年都是从其他部队里优中选优挑选出来调进20基地的。
据妈妈回忆，大约是在1961年春节后不久，我们全家就来到库尔勒了。
   小时候，我只记得父亲穿着戴军衔的军装，瘦瘦高高的，很帅气也很和气。我上学时，他把旧军用挎包的背带收短，然后帮我左肩右斜挂在身上，那就是我的书包，把一个吃饭用的大搪瓷缸子拴在书包上，目送着我上学去。他用灰色的旧包装纸裁成近似32开或64开大小，帮我订成不同规格的草稿本，教我把草稿纸折叠出均匀的横格代替铅笔划出的格子。他是报务员出身，最会削铅笔。他手把手教我把铅笔削成露出一公分黑色笔芯两公分黄色木杆、呈现出均匀斜度的样子，非常漂亮。他说，写字的时候经常转一下，字迹均匀，笔也耐用，可以一直用到笔芯磨秃。在我上学的时候，因为铅笔比别的同学削的好看，还感到很骄傲呢！直到今天，我的笔筒里始终有几支削成这样的铅笔，陪伴着我终身学习的日子。
   那时候，我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星火炬》和《小喇叭》节目。每天都守在我家那台从北京带到新疆的“熊猫牌”收音机旁边，听小叮当读信，听曹灿叔叔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当被问到将来想干什么的时候，随口就说：当广播员!爸爸说，广播员要口齿伶俐，阅读通畅，那你就要天天读书读报纸，要练到拿起来就流利地读下去不磕巴，还不能有不认识的字才行。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读书读报，不仅看还要读出声来，而且养成了遇到生字生词就查字典的习惯。当兵的时候，挎包里装着一本《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手边也一直有本《现代汉语词典》。再后来，我真的有机会到广播电台做了8年的业余主持人，我又想起了父亲早年的教诲。
   对军衔有印象，是来自部队的官兵。那时周围的叔叔们常常在我面前很夸张地翘着大拇指说，“你爸爸！那是大尉连长！”当时，我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也搞不清楚军衔和职务的对应关系。但是那个镜头，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妈妈被火车甩掉了
  记得第一次进新疆时，是随着部队坐火车专列去的，车厢都是那种黑色的货车车厢，俗称“闷罐子”。人货混装，车厢里摆着各色大小不等的箱子、包裹和工具，父亲连队的官兵和我们一家也坐在里面。车厢的地板上铺着一些的草席。草席又少又短，遮盖不住地板上残留的煤渣和尘土。在车厢的一个角落，用箱子搭成墙，围了一个狭小的空间，算是我们家的“家”。
   回忆起来，小时候觉得坐闷罐子车挺新鲜挺好玩儿的。吃饭是一路沿途有军供站供应的，有大筐的窝头和馒头，大盆的菜和粥，很香。睡觉就更容易啦，铺盖打开躺下就睡。躺在车厢里，身子随着车厢晃悠，挺舒服的，在地板上可以随便滚，比客车宽敞。但是，有个最不方便的事情，就是上厕所。所以每当停车的时候找厕所，就成了我妈妈的大事情。专列停靠在那些小站、货站的旁边，没人知道它停多久、什么时候发车。也许一停几小时，也许立即就走。部队有纪律，不允许随便下车。可我妈妈要上厕所怎么办啊？于是就有了那次妈妈被火车甩掉的故事。
   大概是经过武威车站的时候，列车停靠站，大家认为可能会停一阵子的。我妈妈就跑去找厕所了。我们站在车门口望，谁知让人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妈妈还没回来的时候，车突然开了！我们着急地喊“妈妈！妈妈！我的妈妈还没上来！”但没任何效果，车厢门口的梯子被拖倒了，火车鸣着汽笛，车轮越转越快，列车出站了。......到下一站停车，父亲连里的一位分队长（妈妈记得叫洪德安）带人下车返回去找妈妈。爸爸说别担心，洪叔叔已经去找妈妈了。他们会搭下一趟列车，客车比专列快，他们会赶上我们的。就这样，我们一路提着心念叨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妈妈终于回到了我们身边。后来妈妈说，她回来时看见车走了，上下车的扶梯被甩在铁路旁。她还过去扛了梯子，独自沿着铁路向着列车行进的方向走去......，这个画面我们常常在电影里看到。也正因为这样，洪叔叔他们才能沿着列车开出的方向顺利地找到妈妈。
 
妈妈丢了工作
   我的妈妈家乡在山西老革命根据地，是高中生，还是学生党员。当年她老师曾对她说：你成绩好，不许上中专，一定要考大学！她是1953年进的北京。在随我爸爸调动进新疆之前，她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外办事处当文教干事。1961年，我妈妈随调到新疆库尔勒，被安排到巴音郭楞自治州农业机械厂当工会专职干事。我们也有一段时间住进了工厂宿舍，那是一排红色的砖房，我每天可以在院子里玩儿。谁知好景不长，“六二压”政策（1962年，国家财政困难，精简压缩城市居民户口，让部分人到农村去）实施，农业机械厂整体解散，全部人员都失去了公职。我的妈妈是军属，是随爸爸来新疆安置的，压缩她她又回不了农村。对国家来说，并没有减少财政支出，没有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可是她却丢了工作。在后来跟着我爸爸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东奔西跑，工作也是一直不稳定，经过三起三落，做过好多个工种，到最后退休还是工人的身份。后来，初见面的陌生人常说，看妈妈的样子像是个教师。她对我们说，本来可以当教师的，可惜这辈子没当上。这也是她一辈子的遗憾。
   她的经历，是老一辈国防航天科技干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真实写照，看来还得加上“献亲属”才行。
 
我们走错了路
   下了火车，我们从大河沿坐汽车去库尔勒。至于为什么没跟上大部队，我确实没有一点印象了。只记得我们坐的是“嘎斯69”吉普车，一路向南，颠簸在戈壁沙滩上。那道路看不出是怎么修的，倒像是纯粹被车轮碾出来的，车就跑在那两道车轱辘印上。两道车辙在圆圆的大地上向远处延伸，直到视野的尽头。以至于后来地理老师说“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我都会立即想到：我在新疆戈壁沙漠里“看见”过。
   天越来越黑了，我们依然看不到人烟。全凭着车灯照耀着前面的车辙前进。现在想来，就像到了一个没有生物的星球。我们心里嘀咕：怎么还不到？但在这种时候，只能往前走。继续走下去，好容易看见远处一点昏暗的灯光，就说，有人了，可能快到了，但走近跟前，灯光也没变大，还是那么丁点儿，并没有城市或村庄。只好到那小土屋前去敲门询问，那是一家面粉厂！原来我们走错了路，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偏离了一百多公里。好沮丧！只好又返回头，连夜赶路。
 
我不进马棚
   终于到了库尔勒。在新疆，在西北的沙漠中行走，每当看到一片绿色就会激动起来，那是有树荫有水渠有房子偶尔会看见有人在户外活动的地方，那叫“绿洲”。当然库尔勒就叫“库尔勒绿洲”。不过当年的库尔勒大多是一些的平房。按照现在的说法，我们来到一片很天然的地方---一排很低矮的土房。房间里地是土的，墙是土的，炕是土的，炉灶是土的，有个小台子也是土的！屋顶很矮，在墙上靠近房檐下面有一个像牢房气窗那样的小窗户，所以屋里很昏暗。小土房倒是打扫的很干净，没有杂物，但有股马粪与尘土混合的气味。父亲说，这是兄弟部队对我们六站的支持----骑兵团借给我们的房子，好像是马棚或是存放马料的仓库之类。那骑兵团的马棚，就在库尔勒的孔雀河边，旁边是河滩和荒地（后来因为困难时期没菜吃，爸爸妈妈还开了一块荒地种蚕豆）。屋里那个土台就当它是桌子了。没有电没有灯，妈妈做了一个最原始的油灯碗儿。用一个小饭碗盛了小半碗菜籽油，里面浸了一根粗的棉线绳，线绳一头伸出碗边，用火柴点着，然后把它放在那小窗台上。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那天刚到的时候，我在屋门口看看，就走的远远的，在屋外的小土坡上蹲了好久，哭着不肯进屋。我说要回家，要回北京的家。爸爸说，北京哪儿还有家呀？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幼小的记忆里，在通信兵部大院里，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白瓷的自动冲水蹲厕，在饭堂里有漂亮的白馒头和花卷，早餐连小蝶咸菜都有七八种可选......，那个家才是我们的家。现在......，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啊，我心里好委屈呀！但是大人们都是“革命的砖”，已经被搬到远离北京的天山脚下来了。他们忙着呢，没人顾及我这个孩子的内心感受。
   后来，我蹲在山坡上不肯进马厩的事儿被周围的人当成了故事，经常拿来调侃我笑话我。直到我后来当兵了，叔叔们还拿它说事儿呢。
 
许叔叔的魔术
   这里说的许叔叔，是后来担任过六站站长，又担任落区部主任的许宗明。认识许主任的时候我才六七岁，他那时很年青很帅气，很聪明机灵爱说爱笑，拿现在的话说，是阳光帅哥一枚！他最爱在我们小姐妹面前变魔术。他拿出一枚5分硬币，说我能把它从眼睛里放进去，再从脖子后面变出来。你们信不信？我们说不信。于是他就开始变。他一本正经地拿着硬币，说看好了啊，我这样这样......，他边说边比划，用手把硬币从眼睛到脖子比划了一圈，假装很费劲地在眼睛上按按按，嘴里还哎呦哎呦地喊着，脸上做痛苦状，然后摊开手让我们看，说看没了吧？再拍拍手，然后用很夸张的动作把手伸到脖子后面，突然拿出来一枚硬币说，你们看，变出来了没有?我们就跟着他的手看看看，找找找，大家一片欢笑。后来我们很认真地找到了他的“秘密”。然后他说，嗯，下次再给你们变个新的魔术。
   许叔叔一直是我们家思念军营战友的话题。父亲很欣赏他，经常夸赞他。说他聪明能干，办法很多，很注意协调上下级和战友之间关系，会团结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用现在的话说，是智商高，情商更高。
   近年来通过六站战友已经电话联系上许叔叔，也能经常看到战友们拍摄的有关许叔叔现状的视频。看到他八十岁高龄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还常常在战友聚会的时候即兴写诗作赋，真的很为他高兴，也很想念他。我和我们全家都祝他老人家平安健康幸福长寿！
   
两代战友的蹭饭情
   父亲连队里还有位战友叫黎启程。他是广西人，他的新婚妻子小邓阿姨是个广东人，初来部队很不习惯，常来我家和妈妈聊天。她不会做饭，就常蹲在我家炉灶边，看我妈妈做饭，帮她往炉子里添柴加煤，往锅里加水。也常在我家里吃饭，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后来小邓阿姨从广东老家回来，给我和妹妹带了红色透明的塑料拖鞋和杏黄色的塑料凉鞋，还有那种细细的彩色珍珠项链。这些东西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也是第一次穿塑料凉鞋。觉得好新鲜。
   后来我当兵到了24基地，黎启程调到24基地通信总站当参谋，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我们的部队在云南大山里，条件依然很艰苦，只是这次他是干部我是兵，他有家有灶，我们是大食堂，于是轮到我去他家蹭饭了。他见到我会说你想吃什么？正好我家有！有时他做了好吃的还会给我送去。印象最深的是有次他用饭盒装了刚炖好的牛肉，热腾腾的，就给我拿来了，好香啊！
   转业后，黎参谋回到广西钦州，当了一家工厂的厂长。联系上以后我们断断续续会有来往，我也去钦州他家里看望过他们两次。可惜他和小邓阿姨都因患病早早离开了我们。痛悼他们！愿我们这有着两代情缘的战友在天堂一切安好！
时光如梭，幼年和戈壁都已经远去，但军旅、军营和战友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
                            苏雪军  2017-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