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萋萋  父茔何处
       ——怀念父亲陈钦仁
陈学梅  陈学兰  陈学强
我们的父亲陈钦仁是一位为中国早期新闻和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平在《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及《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上均有介绍。1946年父亲离开我们去南京时，我们三姐弟分别是15岁、14岁、9岁，但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8年左右。就是这8年中也未能朝夕相处，加以当时年幼，所以对父亲的事迹知道得不多。我们一直想为他老人家写下点纪念文字，特别是在得知他在台湾逝世的消息以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这里我们仅凭幼年时的点点滴滴的记忆，写下这篇纪念文字，以表达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无尽的哀思。
 
    少年负笈远行
   
父亲1900年10月21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现为崇州市）白马乡（现锦江乡）乌尤寺（现乌尤村）一个贫困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陈赓堂是清末秀才，家中有薄田数亩。祖父为贴补家用，在成都锦江书院担任讲习，父亲也随同就读于成都南城小学。祖父家距成都100华里，年近花甲的祖父为了省下钱来孝敬曾祖父母，往返均靠步行。年仅10岁左右的父亲，自然也就常常跟着祖父从早晨走到黄昏。幼年贫困的家境。磨练了父亲的性格和意志，并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1913年，北平清华学堂在四川招收5名公费生，父亲被录取。考入清华学堂，是父亲一生的重要起点。后来父亲回忆此次负笈远行之事，曾深有感慨地说：“当年我家若是个有二三百亩田的大财主，那我现在大概也只会躺在床上抽鸦片了。”特别难得的是父亲是祖父的独生子，父亲出生时，祖父已近50岁。晚年得子，又让他少年远行，此举足见祖父的胆识和胸襟，而父亲小小年纪，离家远行，也足以说明他的勇气和抱负。
据我们所知，1922年夏，父亲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先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获新闻硕士学位。毕业后被选入全美大学高材生荣誉学会，获金质钥匙。1924年秋，转入哈佛大学，专修政治与历史等课程，192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赴俄亥俄州立大学及康乃尔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后又游历欧洲各国，于1927年夏返国。15年间，父亲由一个农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一个高级新闻人才，他的这段经历，至今让我们做子女的佩服不已。
 
办报·育人
   
父亲一生担任过不少职务，大多与新闻有关。1927年在上海与清华师友刘大钊、朱少屏、桂中枢等创办英文《中国评论月刊》；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应国民政府外交部之聘，担任在汉口发行的外交部机关报英文《自由西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38年汉口沦陷前，父亲主持了《自由西报》由汉口迁重庆的工作，并继续担任原职，共8年之久。《自由西报》是当时大后方有一定影响的英文报纸，发行对象为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中国读者。该报主要报导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状况，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在争取国际人士对我国同情和支援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1948年去台后，1953年起兼任英文《中国邮报》总主笔。60年代初，又任英文《自由中国评论月刊》编辑，直至逝世。父亲一生所编辑的全部是英文报刊，一般国人不太知晓。
    父亲除了办报，还在大学新闻系、英语系教书。1929年父亲29岁时即任广西大学教授，1930年应东北大学之聘，任该校文学院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内迁，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兼任国立政治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在上海，仍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去台后又先后兼任师范大学、淡江文理学院、铭传商专等校教授。他的学生很多，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新闻战线的著名记者，如子冈、陆诒等。
    父亲英语水平很高。他所著《鸦片战争与中英关系》一书及其它文章，均用英文写成发表。我们年幼时，父亲的同学、朋友和学生，都对我们说：“你们父亲的英文好得很!”邵先生（邵力子先生之子）在《回忆南开大学早期的英语教学》（收入《回忆我国早期的外语教学》一书）一文中曾提及：“南开大学的英语口语教学，最初由英语专家陈钦仁教授负责；”
    除教学外，父亲所担任的其它职务也都与英语有关。抗战期间在重庆时，父亲兼职颇多。每星期两个半天去复旦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授课，主要用英语讲授。其余时间轮流在外交部参事室、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自由西报》、中央社外文部处理对外交往的英文稿件。有一次因空袭躲进防空洞，父亲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迅速将二篇稿件译成英文，这事曾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父亲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仅此点点滴滴，留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永生难忘的。
   
辛劳·正直
 
    父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抗日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当时的国统区，除少数达官贵人和发国难财者外，广大公教人员待遇菲薄。加以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一般的工薪家庭，生活相当困窘。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父亲尽量多兼职，多领几份薪水。有一段时间，他同时兼职达六项之多，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同住重庆，父亲仅星期日回家一次，一到家就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我们那时虽然年幼，也深知父亲的辛劳，一见他打瞌睡，就都悄悄地不再出声。
    虽然父亲如此辛劳，但我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仍不宽裕。抗战期间，我们一直吃政府分配给公教人员的平价米。那是一种混杂了不少谷粒、稗子和碎石的红花米，不经过筛选是难以下咽的。当时重庆住房奇缺，租金也贵得惊人。条件好点的房子租不起，一般的房子又租不到。父亲虽为大学教授，又多处兼职，但我们的住房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我们全家曾住过半年旅馆，这种负担远非父亲的薪水所能承受。无奈之下，只得将祖父留下的几亩薄田变卖。那时候，变卖祖上留下的产业，会被认为是不肖子孙。所以，对亲戚们谎称说是为了作生意。半年之后，迁入父亲朋友所办公司之职工宿舍居住，才算解决了住房危机。
    那时我们的生活完全依靠父亲的薪水，父亲每星期回来也只能给家中带回一周的生活费。可惜那时我们对父亲的拮据还不太懂得体贴，只要看见报上介绍什么读物，就要求父亲给我们购买。记得有一次父亲应我们的要求，买回了《小三子抗敌记》和文学名著《飘》，当时我们的年纪是无法理解《飘》这样的作品的。但是，父亲对我们这些虽然正当但却不无幼稚的要求，从未拒绝过，现在想想，那一本本读物，不知是父亲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心血换来的。
    父亲衣着简朴。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常常穿着一套深色的旧西服，冬天加上一件呢大衣。这些衣服都还是抗战前购置的。
    父亲对清苦的生活，安之若素。虽然他的同学和挚友有不少是当时政府的要人，如吴国桢（曾任当时外交部长、上海市长）等，应该说父亲还有向上攀附的条件和机会，但他却一直清贫自守。他从事的职务，级别虽然不低，但从未担任过行政主管官员。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品。
    父亲为人正直。抗战时他长期担任《自由西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报社收入不小，他不但不插手报社经济，而且对贪污之类丑行深恶涌绝。当他获悉一主管报社经济的人员有贪污行为时，立即向部里反映，将该员撤职查办。
 
    不忘传统
 
    父亲的一生主要是接受西方教育，思想观念上有很多属于西方文明的东西。但我们深感父亲身上属于民族传统的东西仍是很多的。父亲热爱家乡，始终乡情不断。他在重庆、南京、上海任职期间，凡有家乡人去看他，他总要热情接待，若有所求，他总是尽力相助。抗战在重庆时，每当谈起家乡的苕莱、豆腐乳、豆花，总是兴味盎然。每逢进城，必定带我们到有名的“高豆花”饭店去吃豆花饭。母亲每年都要请家乡的亲戚摘一些苕菜，做一些白菜豆腐乳与豆瓣酱邮寄到重庆。对这些有着浓厚家乡风味的小吃，父亲总是赞不绝口。令人遗憾的是，父亲从12岁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去过。在重庆时虽已离家乡不远，也有回去的心愿，但始终未能成行。工作繁重，无暇抽身，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经济拮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父亲12岁入清华，又留学美国，在家乡是尽人皆知的。从世俗的观点看，应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应该是衣锦荣归了。面对乡亲们的这种心态，父亲也自然回乡情怯了。 
    还应该一提的是父亲非常喜爱北京，他一直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30年代初，他由北京大学转至南开大学任教，他只一人前去天津，仍将家眷留在北京，就是这个缘故。因而我们三姐弟中，有两个出生在北京。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举家南迁。50年代中期，当他辗转得知学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曾来信说：“知你复又北上读书，欣喜莫名。”并告知说：“你出生在外交部街76号，可前往一访。”对北京的眷恋向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父亲虽为四川人，但对京剧情有独钟，酷爱听京剧。他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有过较深的交往，曾教梅先生学英语。在重庆时，他的桌上始终放着梅先生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可惜这段珍贵友谊的详情，我们无法叙述得更为详尽了。父亲去戏园看戏时，他总是闭目听戏，那种身心投入的神态，至今回忆起来，清晰犹如昨日。父亲对北京的喜爱，及于京腔京调。记得一次在重庆街头，有两位女士互相招呼，有一位说：“哟，瞧我尽直走：差点儿没瞧见您。”我们正好从旁经过，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听，北平话就是好听!”
    父亲忠于朋友，乐于助人。抗战时期，我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父亲仍克己待人，乐于帮助朋友。他的挚友黄方刚先生（黄炎培之子，四川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因病去世，黄先生的美国妻子带领3个子女欲返回美国。父亲和朋友们曾为她筹措路费，还带领我们全家为黄夫人饯行。记得在席向谈起黄方刚先生的为人和英年早逝的不幸，我们都潸然泪下。对于其他朋友，每有相求，父亲总是鼎力相助。如罗隆基先生抗战期间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如遇手头拮据，父亲常常予以资助。有时就吃住在林森路“嘉庐”父亲的两间寓所内。对清华留美同学聚会这样的事，他也从不吝啬，为此母亲曾戏称他是“穷大方”。由于父亲以诚待人，所以他一生有很多挚友，多是他在清华和留美时期的同学，如吴国桢、孙立人、沈镇南、贝时璋、彭开煦、罗隆基、潘光旦、黄方刚、吴文藻、刘攻芸、肖公权、冀朝鼎、王芸生、何浩若、陈石孚等。这些父执的名字，我们至今印象犹深。
    父亲受传统文化薰陶很深。听老一辈讲，父亲三岁识字，五岁能吟诗，八岁会作文。一天祖父友人来访，见桌上沏茶的铜壶，便以“铜造壶，腰间长嘴”的上联试之，父亲即以“铁打锁，肚里藏须”的下联对之，在亲友中间传诵一时。在重庆时，父亲曾教我们读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但更多的时候是教我们念唐诗。有一些诗句就是那时候记住的。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等等。现在想来，父亲教我们反复吟诵、这些诗句；也正是在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思乡之情。
    父亲对待个人婚姻的态度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对他的深远影响，那是任何西方文明都无法抹去的。我们的母亲羊心芸系当地有名的乡儒羊皋仙之长女，父亲与她的婚约是双方老人在他们还是孩提时（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定下的。父亲去美国留学以后，曾写信回家流露出有解除婚约之意。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对包办婚姻提出异议，本是无可厚非的。这时外祖父才不得不将父亲家庭巨变如实相告。原来在父亲求学于清华学堂及留美期间。祖父母已相继病故，家中唯存年幼弱妹陈慧仁。在此种情况下，母亲在13岁时即已到了陈家当童养媳。多年来的书信，均由受过旧学薰陶的母亲代笔，对父亲则假称祖父因酒疾手指颤抖不能握笔。父亲在美得知家庭巨变大恸不已。回信表示，外祖父对陈家的照顾和母亲对幼妹的抚育，恩重如山，今生再也不提解除婚约之事。外祖父为了缩小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差距、将母亲送至崇庆县女子初级师范学习了一年。父亲由美国归国两年后，外祖父千里迢迢护送母亲至上海与父亲完婚，婚后感情甚笃。即使步入中年以后，他们在性格上的某些差异逐步显现出来，父亲也从未有过离异的念头。他曾表示，为了报外祖父大恩于万一，绝不有食前言。1953年他在台湾辗转得知母亲去世，才与汤明华女士（江苏无锡人，艺专毕业）再婚。他深恐我们三姐弟不谅解，在信中解释说，继母看了我们的照片，听他讲起我们姐弟童年趣事，对我们是如何喜爱。看来父亲从他再婚之日起，就在为了日后的团聚而努力消除我们和继母之间可能产生的隔阂。父亲当时53岁，且只身在外，续弦再娶，乃人情之常，又何须求得子女谅解！仅此可见父亲为人为父的一片诚挚至爱之心。当时学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将父亲来信在宿舍同学中传阅，同学们都说：“我们总以为去台湾的都是坏人，看来也有像你父亲这样的好人。”
    父亲不忘传统，但在很多观念上又超越了传统的局限。解放前在我们川西，传统的人生追求是买田置地；为子孙攒下一份大家业。父亲却完全超越了这种理想模式。抗战以前，大学教授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若要买田置地还是有条件的。但是父亲从不看重这些，他1927年回国，20余年间从未购置过房地产，也没有任何黄金外币等储蓄。父亲常常表示，他的责任就是使我们姐弟三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父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所播下的热爱知识的种子，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
 
    遗恨终生 
 
    1948年，父亲随供职单位迁往台湾后，万分牵挂在大陆的我们。从50年代起，他多次拜托香港的章显荣先生寄信大陆打听母亲和我们三姐弟的消息。后来由于得到章先生的长公子章子良先生的热情相助，在1956年至1958年的两年间，父亲曾与我们通信数封，还寄来了继母和胞妹学琪的照片。1958年后，两岸关系再度紧张，我们和父亲之间的微弱联系，就此完全中断。那些珍贵的照片也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迫付之一炬。
    1963年和1973年，我们曾多方设法打听父亲的消息，但一直未能成功。直至1983年，我们又辗转拜托友人，才得知他已在台北去世多年。我们是从《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和《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才证实父亲于1976年2月12日去世，终年76岁。
    对父亲的去世，按理说，我们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一旦成为事实，我们还是震惊和悲伤不已。1946年在重庆和父亲分别时，哪里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我们翘首盼望了40年，传来的竟是噩耗！父亲去世20年了，坟上定然早巳芳草凄凄。作为子女，我们至今仍不知他老人家的遗骨安葬何处，更无法去他老人家的坟前表达哀悼之情，人生骨肉的别离，伤情者莫过于此矣。我们深为父亲感到痛惜，他12岁离乡，直至以古稀之年客死异乡，双脚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他终于没有等到海峡两岸和解之日，终未能叶落归根，竞作他乡之鬼，他的灵魂当是寂寞的。
    父亲1948年去台后，孤身一人。我们远在大陆，无法随侍左右。我们感到欣慰的是，1953年父亲再婚后，有继母照料，又生了琪妹，使父亲再度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不论以后发生什么变故，对继母在长时间内给予父亲的照顾和体贴，以及为抚育琪妹、料理父亲丧事所付出的巨大辛劳，我们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我们姐弟3人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历经坎坷，但都受过高等教育，目前正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他的孙辈6人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有消息说，定居在美国的妹妹学琪，已是学有所成。在此我们顺便遥寄琪妹，你生在台湾，不论你回过大陆与否，大陆有你的亲人，血缘亲情是无法忘却也无法割断的。
    我们相信，我们定能等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我们将迎父亲的遗骨归葬故乡，让他老人家魂兮归来!
 
（本文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