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直，淡然，幸福
                               ——熊德倪教授访谈
熊芸芸 王砚

没事，没事
第一次打电话联系熊德倪教授确定采访时间时，接电话的并不是教授，而是教授的儿子。他告诉我们，教授刚刚做完手术，不知道身体状况允不允许他接受采访，得先问问教授的意见。第二次电话联系时，得到了确切的答复，熊教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表示他不用提前准备采访问题的答案，我们到时候直接提问就行了。
采访当天，熊教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天的室内采访共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哪怕是身体好的人，一下子回答这么长时间的问题也够累的，何况是刚刚做过手术的熊教授，他的疲劳可想而知。可是，期间熊教授哪怕一次都没有主动提出过要休息，只是在我们要他休息的时候才会喝上几口水，休息片刻，然后便马上回到采访中来。我们担心教授太过疲惫，可是他连忙说：“没事，没事。”非常为我们着想。
现如今，熊教授虽然已过耄耋之年，腿脚也不方便，但是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早起后，都会看看新闻，关心一下时事。每天也会抽时间去户外锻炼身体。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陪熊教授去门口的小花园走了走。熊教授的戴着棕色绅士帽，穿着白色衬衫、军绿色毛衣外加彩色外套，整个人精神奕奕，也颇具学者范儿。期间，看护担心教授摔倒，老是试图去搀扶他。但是，熊教授不停地摆手拒绝，说：“没事，你回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能行。”看着教授颤颤巍巍的背影，我们不由得心生敬佩。

我是中国人
在熊教授的人生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他的父亲熊式一先生。事实上，熊式一先生也是写作和翻译方面的一代文豪，先后创作《王宝钏》、《大学教授》等作品，并将《西厢记》译成英文，得到郑振铎、徐志摩等文学大家的肯定。徐志摩还推崇他“对英美近代戏剧，很有造就”。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对熊教授而言并非压力，而是一种无形的动力。熊教授对戏剧这方面颇为喜欢，在相关翻译方面造诣匪浅，风格上也与父亲较为相似，这与熊式一先生对他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当问及对其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否是父亲熊式一先生时，熊老微微一笑，认为影响他的人是很多的，并不只有父亲。
熊式一先生曾在牛津求学，而熊教授也是牛津优秀的学子，难免有人会认为熊教授的选择是子随父愿。确实，熊教授也表示他的父亲是希望他进入牛津深造，但之所以能进入牛津也存在各方面的原因。百年名校牛津并不是任何人想进去就可以轻易进去的，需要各方面条件。因为父亲早年在牛津立足，熊教授耳濡目染，在求学前期便已对牛津有了一些基本认识，这是一所凝结人类智慧，见证历史转变的名门学府，“这样的大学在世界上也只有一两所”。在无限的憧憬中，年轻的熊教授发奋图强，刻苦钻研，如愿考进牛津大学。
学成以后，熊教授便面临着如何选择发展方向的难题。一直以来，不少精英出国后不愿意再回来。熊教授在童年时期便随父母旅居国外，在国外度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却在1950年底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发展教育事业。对于众人的不解，熊教授果决地说道，当初出国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是要回来的，从来都没有说一定要在国外留下来。“我是中国人，根就在中国，我的前途当然是在中国”。
在祖国最渴求人才的时候，熊教授回国的决心感动着当时一大批仁人志士。但是中英两国的传统和文化相差迥异，仅凭着爱国热情，回国初期的熊教授并不太习惯国内的风土人情。然而随时间的推移，怀揣着为祖国做一番事业的理想，熊教授整个人生观发生了巨变，迅速调整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积极地融入新中国的建设中，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北京早已是一个古老城市，大致也有一些传统。熊教授犹记得那时的北外是革命的殿堂，而回来后做的最大决定就是参加革命。对于生活上的不适应，熊教授不无感概地说，学校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从西方回来的，照顾得很好，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在重新审视自己后，熊教授发现自己心里想的一直是参加革命。一方面领导照顾，另一方面心里多少也有些准备，所以对于回国后的生活，熊教授坦言“没有什么特别不适应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回国后，摆在面前有很多其他的择业机会，但熊教授却依然选择了教育事业，留在北外执教。熊教授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从事教育，相较其他事业而言，相对容易些，另外选择在充满浓厚外语氛围的学校教英文也比较容易。熊教授在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的是历史，历史与上层建筑戚戚相关，但却与革命的现实要求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最需要的是英语教学这方面的人才，熊教授之所以选择北外，一是考虑到自己在英国学习这么久，英文也算是长处之一，二是北外在当时是国内英语教学的著名学校，所以选择了在北外教书。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虽然熊式一先生的英文特别好，但却并未注重从小培养儿子的英文能力。因此，熊德倪教授随父母出国之前完全不会英语。到英国之后，熊式一先生也没有亲自教授儿子英语，而是将儿子送到了家庭式学校。这种学校在狄更斯小说中有被提到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身处英语语言环境令熊教授很快地掌握了英语。在熊教授看来，对于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虽然没有英语语言环境，但若想要学好英语，也不是不可能。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学习英语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区别，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践，都必须在听说读写方面下苦功夫。
熊教授也特别指出了自学在英语学习中重要性。这里的自学可概括为言语与沉默两个方面。教授曾经在《Speech versus Silence》,即 《言语与沉默》中辩证地分析了沉默是金，言语是银。而在英语学习中，言语和沉默也都不可或缺。言语即多说多练，多找机会和外国人交谈，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毕竟多为口头形式，因此口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不应害羞，不应怕出错。常言道“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经过不断地练习，总有一天我们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沉默即多进行课外阅读，多思考，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为了从阅读中学到又好又地道的英语，他建议我们细读甚至对好的句子和段落加以背诵，还告诫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应该只限于写一些漂亮句子，更重要的是获取信息和知识，这里的知识不仅是指专业知识，而且还包括广泛的人文知识。在他看来，学到知识才是学好英语的关键之所在。50年代初，在英语教学和学习方面，大家都较为偏重语言本身，而忽视了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这一弊病导致人们并没有通过学习英语而真正地学到了知识。针对当时的情况，熊教授提出了“read for information”, 为信息而读，强调了理解的重要性。只有充分理解并获取信息后，才算得上是掌握英文了。熊教授一向秉持着快乐至上的人生态度，认为虽然学习任何东西都免不了要下苦功夫，但是这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是个快乐的过程。因此，后来又提出了“read for pleasure”，为快乐而读。在教授眼中，只有将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才能真正地学好。由此可见，不管是信息还是快乐，对于英语学习都很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read for both information and pleasure”，为信息和快乐而读。
可是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自己要有这样的觉悟，把学习当成是件可以收获知识的乐事，而且还需要外部因素的促进和支持。老师的教学方式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而快乐教学法便是这样一个能够起到促进和支持作用的教学方式。快乐教学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是教，一层是学，而分别贯穿这两层意义始终，并将它们串联起来的便是快乐。具体来讲，老师不但自己要快乐地教，而且还要营造一个快乐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愈发觉得学习很快乐。熊教授正是这样一位以快乐教学为教学理念的老师。他本人以教书为乐，而他的学生以学习为乐。有学生就评价熊教授是一个快乐并让学生快乐的人。此外，熊教授也告诫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光是达到这一境界还不够，我们还得要一生一世地保持这个境界。

翻译可不简单
熊教授的教学领域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但主要从事的还是翻译实践方面的教学。对于翻译学是独立学科，还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这一争议，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起初，熊教授并不觉得翻译学是一个独立学科，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翻译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于是改变了自己当初的想法，认为翻译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学科，而且翻译学还涉及社会学、语言学和文学，是一个杂糅了多方面知识的学科。熊教授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了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还是两种文化的交流，所以要想翻译地好，不仅到精通两种语言，还是熟悉两种文化。翻译人员只有做到了以上所示的两点，才能译地好，才能使译文具有可读性，才能很好地将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外国读者。但正是由于一些翻译工作者未能达到以上的标准，才使得有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有了一定的误解，认为其不具有可读性。
此外，在熊教授看来，其实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两者都不简单，但若硬是要两者在难易程度上一较高下的话，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相比汉语以及汉语文化，若译者更为熟悉英语以及英语文化，那么汉译英相对而言要简单。反之，若译者更为熟悉汉语以及汉语文化，那么英译汉就相对要简单。熊教授自小在英国长大，受到英文大环境的熏陶，实际上英文比中文要好。因此对于他而言，汉译英与英译汉相比较，前者比后者要简单。熊教授觉得他自己的中文不够好，因此比较青睐汉译英，而一般都不会从事英译汉的工作。其实，这恰恰体现了教授对翻译的审慎态度，宁缺毋滥，宁可不翻译，不愿译得不好，糟蹋原作，误导读者。熊教授汉译英的代表作为Heavensent,其原作为老舍的《牛天赐传》。之所以决定将《牛天赐传》译成英文，除了自己的英语比汉语好以外，更外一个原因便是熊教授个人比较喜欢老舍的作品。熊教授对英语驾轻就熟，加上身为中国人，中文水平自然不在话下，因此翻译《牛天赐传》对他而言，虽不简单，但也并不太难。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贴近英语读者，使英文版本更具有可读性，熊教授更青睐意译，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老舍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同凡响，而《牛天赐传》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同样不同凡响，因为该书标志着老舍创造风格的日趋成熟。熊教授选择并成功翻译此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化，实在是功不可没。
根据自身的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经验，熊教授指出虽然会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人都可以做翻译，但是并非会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人都可以做好翻译这门工作。译者必须不断地积累翻译经验，改善自身的翻译能力。若是有语言能力较之更好的人帮忙修改就愈加有利于提高了。熊教授就曾应《英语沙龙》的邀请，在该杂志上为读者开设了“习作点评”专栏，亲自纠正读者的中式英语，帮助读者改善英语水平。前面提到了会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人都可以做翻译，但是尽管如此，翻译教学并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熊教授指出，实际上，翻译教学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帮助译者比较快速地提升水平，因此翻译教学对于翻译实践而言当然有存在的必要。

低调但不失热情
尽管在学术上能够独挡一面，但是在大家的印象里，熊教授很淡然，是个低调但不失热情的人。当谈及为人处事的原则时，熊老泯然一笑，认为自己确实是个低调的人。退休前是这样，退休后也是如此。平平淡淡，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这就是幸福，这亦是性格使然。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大家都喜欢亲切地称熊教授为“小熊”。但是其实“小熊”总会让人联想到憨厚可爱的样子，和教授严肃做学问的形象似乎是不太符合。但熊教授却认为这个昵称反映出来形象和他本人的性格还是相符的。当时有学生称熊教授为small teacher。已经记不得是谁先开始叫的，因为那时候还年轻，一点架子也没有，所以谁都叫小熊，就这么叫开来。熊教授还挺喜欢这个昵称的，他认为这样的昵称一点恶意也没有，也不是叫不起，起码说明和群众关系还是挺好的。
在业余生活上，熊教授非常喜欢跳舞，舞技纯熟。不少人以为熊教授是在国外开放而又注重社交的氛围下学习跳舞，然而熊教授却表示跳舞是在回来后才学的。因为当时的国外舞会很少，像熊教授这样的大学生，差不多一年才参加一次。回来以后，时值解放初期，每个礼拜都举行舞会，由此为契机，熊教授以北外的同事为师，勤加苦练，跳得曲曲喝彩。熊教授认为学跳舞和学英语一样，都要培养兴趣，需要下苦功夫。在当时，熊教授每个礼拜参加一次舞会，虽然没有参加相关的比赛，但却将跳舞当成一种兴趣，生活的调剂。熊教授爱好广泛，也喜欢球类运动比如网球。早年的北外操场上，时不时便可看见熊教授挥拍奋战的英姿。

可以，可以
采访快要结束时，我们掏出相机合影，教授一眼便认出了相机的品牌，还和我们谈起了MP3和MP4。看来，虽然从职位角度而言，教授的确是退休了，但是从心态而言，教授可一点儿都没有退休啊，一直都在与时俱进了。快要离开时，我们问熊教授以后若是有需要，可不可以再采访一次。教授爽快地答应了：“可以，可以。以后要是还有问题，可以直接到我家敲门就行，或者这个公园来找我也行，只要天气允许，我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这里散步的。哪天都行。”教授笑着，我们也笑着，笑贯穿了整个采访。于是，我们的采访在笑声中，在小花园明媚的阳光中结束了。

附：熊德倪教授简介
熊德倪，出生于1927年，祖籍江西南昌。1937年随父母定居英国，早先居住在伦敦，后因为德国纳粹对伦敦的轰炸而迁至牛津。熊教授于1948年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52年再获硕士学位。1948至1949年期间，熊教授奔赴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历史。1949至1950年期间，又转至希腊联合国巴尔干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随后，于1950年底回国，并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主要译作有老舍小说《牛天赐传》的英译本Heavensent；其文章Speech versus Silence，即《言语与沉默》被收录为《大学英语泛读3》的第一课；此外，熊教授还担任过《汉英词典》修订版的英语顾问；并受邀在杂志《英语沙龙》上开设“习作点评”专栏。熊教授爽直、淡然，并相信这样便能收获幸福。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50年后，熊教授开始享受起自己简单但不乏味的晚年生活。
主要著作和译著：
Heavensent（《牛天赐传》）。1951年由英国Dent书局出版；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Speech versus Silence(《言语与沉默》)。2006。《大学英语泛读3》第三版。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