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1日，民勤一中高中64届毕业生在民勤聚会。这是50年来的第一次聚会，从各地来了20多人。除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和因病因事不能来的，能来的都来了。昔日的少年男女一个个都成了老翁老妪，聚首回顾往事，不免生出白云苍狗之慨。住在民勤城里的陈兆兰没能参加聚会，民勤的同学说是病了，因为怕聚会影响她的情绪便没有给她打招呼，并叮嘱如果我们之中谁去看她，也不要提及聚会的事。问什么病，说病在肺上，情况不太好。
     24日聚会结束，我给她家打了个电话，她老公毛建中电话里说，他也正在找我，打了几次电话打不通，让我去他家里。10点钟左右到他家，陈兆兰病怏怏地从床上挣扎了起来，强打精神跟我说了几句话，老毛体贴地接过话头，述说了发病和检查治疗的情况—患的是肺癌，已经转移了。我听了心情很沉重，又怕她太累，安慰了几句便告辞出门。她坚持把我送到门口，我的眼泪已经忍不住了，不敢再看她，急忙掉头就走。
    老毛把我送到大门口，我问他怎么没说找我什么事。老毛说，陈兆兰本来想请你给她写悼词，因为知道了你也有病，便没有让提。我说我是慢性病，一时半会儿还不要紧，老同学最后的要求，我一定要满足。于是约定次日上午再来听她讲述生平。
    回到住处后心里很不好受，一直在想人生的无常，自然也想到了50年前写给她一封信。陈兆兰是我高中的同学，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然而高考却落榜了。上中学时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至于怎么个不好法却不清楚。因为我家虽说是上中农，但因为父亲是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根子也“不正”；自己的情况尚且如此，又怎么好去打听别人的事情呢？
    1964年秋冬之际，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说，她想明年改考文科，问我能不能把中学用过的文科复习材料寄给她。当时我们系正在搞小整风，批判学生中的白专道路，我是重点，正被整得焦头烂额。自己当时报考兰州大学中文系纯粹是出于爱好，想不到学文科跟政治有这么多的瓜葛，以至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再者那些复习材料也不在手边，忘记了到底还在不在。她的高考成绩我是毫不怀疑的，估计大学没能录取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于是回信告诉她，改考文科恐怕也不一定能行，因为文科的“党性”更强……
    从那以后，她再没有来过信，这成了我和她仅有的一次通信。后来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她的消息，说没有再考大学，也没有参加工作，后来又听说结婚了……而再次见面，却是在十三年之后。1977年10月中旬，武威地区文化馆馆长梁新民，委托我去民勤红沙梁公社孙指挥大队，找一个叫张有鹏的业余作者，谈他投寄给《红柳》杂志的一篇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完后闲聊，他说公社中学有个社请教师叫陈兆兰，问我认不认识。我说是同班同学，张便领着我去找她。
    见面后她很惊讶，便邀我到家里去叙谈。那天是10月15日下午，好像是星期六，到家不久她的丈夫毛建中就从城里回来了。老毛很健谈，和我海阔天空谈了许久，吃过晚饭才告辞分手。那天晚上感慨万千，写了一首诗：隔绝音容十三年，乍逢尚觉如梦幻。少年壮志今何在，对坐相忆叹喟然。
    20世纪80年代后，我每次到民勤出差有空就要到她家去一趟，一是看看她，二是和老毛聊天。老毛关心时政，和我很聊得来，也喜欢我去聊。我到金昌后，去民勤的机会少了。想不到这一次见面却要给她写悼词，心中的伤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天我如约前往。她侧卧在病榻上，有气无力地讲述着，而我的思绪中却总是浮现着中学时的情景：1961年秋天第一次见到她，中等个，长得端庄秀丽，穿着也很朴素。她对学习抓得特别紧，一天到晚都在埋头读书，那种认真刻苦的劲头真是令人钦佩。我们在一起排演活剧《年青的一代》时，只要有空她就把作业拿出来做。她很能吃苦，记得有一次我向她请教一道数学题，发现她手心里长满了老茧。我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淡淡地说，暑假里给生产队提斡杆浇地磨的。
    她是民勤县红柳园乡小西村人，生于1944年农历9月26日。父亲生了六个孩子，两个男孩，四个女孩，她排行老四。20世纪50年代土改被定为地主成分后，家境开始败落。因家中人口多，劳力少，缺吃少穿；后来父亲因修剪农业社果树，被人诬告砍伐树木，被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被捕入狱，1957年病逝狱中。从此以后，全家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她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对子女上学读书非常重视，长年用纺线织布、采摘枸杞换来的钱，为子女缴纳学费。上高小时，一次植树回家吃中午饭，母亲出外要粮食没有回来，她没有吃上中午饭，只好饿着肚子再去栽树。考上初中后，家中实在没有力量再供她上学，幸亏一位老师再三动员，才到民勤二中上学。当时，大姐、二姐正在上武威师范，从微薄的学费中省吃俭用，替她缴纳学费。上高中时大姐、二姐已经工作，便拿出一部分工资帮助她读书。
    1964年高考时，她报考的是兰州大学化学系。兰大化学系是全国的名牌系，分配去向大多是科研单位。在当时阶级斗争讲得震天响政治氛围中，虽然她的数理化课学得出类拔萃，且不论地主家庭成分，仅就父亲病逝狱中这一条，政治审查肯定对她很不利。那时的她，怀揣着多么美丽的梦想，而又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啊！
    当年秋天，苏山小学打算聘任她担任代课教师，被当时红柳园公社的领导以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拒绝。就在那时候，我的那封信又无情地击碎了她渺茫的希望。尽管拿惯了笔杆子的手提不动锄把子，尽管她不甘心，但走投无路的她，最现实的选择莫过于结婚了。1966年5月，经由别人介绍，她同毛建中结了婚。
    老毛是红沙梁乡孙指挥村人，家庭成分也是地主，1963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觅矿专业，在广东有色金属管理局工作。老毛理解她，并体贴她。二人生了三个孩子：长女毛霞、儿子毛晖和次女毛丽。老毛远在南国的广州，她苦苦厮守在塞北的老家，二人聚少离多，日夜担忧孩子的生活问题。长女毛霞出生时，因为老家分的口粮不够吃，只得赴新疆投奔公公和小叔，她没有奶水，靠那里的羊奶喂养大。毛晖和毛丽出生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困难，靠小米面糊糊加一点老毛从广东寄来的炼乳喂养。1973年元月，老毛从广东调回民勤，在政治歧视、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二人以沫相濡，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三个孩子。1976年，经过老毛的不懈努力，她当上了红沙梁公社中学的社请教师。
    她虽然身体柔弱，性格温婉，却不愿向不公正的命运低头，曾多次奋力地拼搏、抗争。1978年恢复高考后，她报考了张掖师专数学系，那时她已经35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参加了县上招收高中教师的考试，先后都被录取。权衡再三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于1978年底成为公办教师。1988年秋天，她投考武威教师进修学院培训班时，已经45岁，而给她上数学课的，正是中学的同班同学朱力学。后来几经辗转，她回到母校民勤一中任教，2000年底56岁时以中教一级职称退休。
    三年同窗，一封信，50年的歉疚。后来我和陈兆兰见面都没有提起过那封信，也许是她忘记了？她不提，我也不好提，再说提起来又能说些什么呢？但那封信似乎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一旦被碰触就会隐然作痛，就像这次，还有1977年见面的那次。我追悔的是，当年那封信写得太草率了，说不定也是造成她坎坷人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当时我伸出援手，鼓励她改考文科，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会从细密的政治网眼中漏过吗？但时过境迁，追悔、歉疚，过去没有用，现在更没有用了——陈兆兰已于2014年12月14日凌晨三时告别了这个世界，她一生的坎坷和痛苦都归入了沉寂。希望她在通往天国的路上走好，假如有来生的话，更希望她下辈子投生到一个没有人为地把社会撕裂成两半的世界里，没有歧视，没有磨难，快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