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石父先生诞辰100周年
我的父亲唐石父先生（1919年4月8日-2005年2月17日），天津市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早年在天津崇化学会和天津五十中学先后任教。“文革”后调入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务理事、第五届名誉理事、《中国钱币》杂志编委、天津市钱币学会副会长、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说一说父亲生平的一些小事，用以表达对父亲的怀念。
父爱如山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出去总是把我扛在肩上，我骑在父亲宽大的肩上，一下子视野开阔了，看得好远、我感到好美、好高兴。这个美好的记忆，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成立了无线电爱好小组，引起了我的兴趣，参加无线电爱好小组要自己购买一些无线电元器件，我买了组装矿石收音机需要的矿石、接线柱、漆包线等。我还需要买一个头戴式耳机，这是主要的元件，也是最贵重的元件，要5元钱才能买到。当时的五元钱可是一个人半个多月的生活费！我向父亲要钱买，父亲没有给。我还是缠着父亲要买，最后父亲带着我去无线电元件商店给我买了上海生产的高阻抗头戴式耳机。我回家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当耳机中传出杂音和广播的声音我高兴极了。父亲看着我高兴的样子也笑了。
我的姐姐上中学求学和我父亲任教是在同一所学校。父亲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在同一个学校能够给予多一点的照顾。当时父亲担任306班的班主任。姐姐在308班求学。1968年在我姐姐被动员下乡的时候，父亲很为难，姐姐不想去（说实话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去的）。父亲还要动员本班的学生上山下乡，在学校里的压力很大，自己的孩子也舍不得送去下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天父亲在巨大的工作压力、思想压力下拿起刚开的水壶，把开水倒在自己的双脚上，找借口不去给学生做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父亲承担多么巨大的痛苦，是平常人难以承受的。
记得在节粮渡荒低标准的年代，那时候物质匮乏，肚子吃不饱，时常挨饿。买东西都要票证，限量供应。当时没有农贸市场。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里卖东西的。农民卖东西也有偷着卖的，能碰上能买到实属不易。父亲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卖胡萝卜的，没有袋子装，急中生智就把裤子脱下来，裤管口用绳子扎紧，装满了胡萝卜搭在肩上扛着走。完全不顾形象了，只是穿着大裤衩子，喘着粗气，满头大汗，把胡萝卜扛回家来。为的是不让我们挨饿。我们见到胡萝卜，一阵欢喜，让我们太高兴了。
1969年我也上山下乡了，在生产队我有幸当上了“赤脚医生”。经过公社卫生院的短期培训就上岗了，我在生产队上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学习材料，只能看到一些药品说明书。当父亲得知此事后，给我邮寄来最新版本的“赤脚医生手册”以及许多医学上的学习资料。这些医学资料书籍让我受益匪浅。父亲给我邮寄来的医学资料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生活乐观
记得父亲在天津五十中学任教的时候，每天上班是从家里走到学校要走近一个小时，每天来回就要用将近两个小时。后来父亲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就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样每天在路上用的时间减少了许多。他常乐观的说，在路上用的时间减少了，工作用的时间增加了，等于延长了生命。
记得我们住在大杂院里的时候，每年过年，父亲都要写好多对联，送给邻居，不收分文，与他们共享节日的喜庆氛围。
记得有一年在快过年的时候妈妈在洗碗，我弟弟从外边跑回家撞到桌子上把一摞洗好的碗碰掉到地上，打碎了。我们全都愣住了，弟弟也吓得呆住了。我父亲没有训斥弟弟。而是说“碎（岁）碎（岁）平安！岁岁平安！”，然后拿出纸笔，写了一副对联大意是“岁岁平安，年年有余”贴在门框上。
在“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把祖上传下来的和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书籍、字画、瓦当、古钱、瓷器等文物进行了烧、砸、抄，许多稀世珍宝毁于一旦。父亲也由一个教书匠而成了臭老九，被关进“牛棚”二十多天，遭到红卫兵多次的批斗、侮辱和打骂。这并没有阻断父亲搞历史研究工作意志。父亲曾经跟我们说：好好学习，把知识留在脑海里，记在心里是任何人都抄不走、毁不掉的。
工作严谨
我父亲是研究历史的，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都倾注在研究工作上，经常是工作到凌晨。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有十五六个小时。常常是在我们夜里醒来时，父亲还在灯下工作。我们小的时候，全院里所有的用电都是走的一个电表。父亲点灯照明为了避免给邻居们增加电费负担。就自制了小电灯用来照明。父亲自制的小电灯结构非常简单，用一节一号电池、一根电线、一个小电灯泡和一个猴皮筋。就是这样简陋的照明，陪伴了父亲许多年。直到家里安装了分表。
当得知某地发现什么古迹，父亲常常要亲自去看看。一次父亲带着我、三弟唐昭还有张建设，一行4人骑自行车到静海唐官屯某地去。当地有古代的石碑，父亲亲自铺上白纸，用水踏实，再用墨踏出来。我们也给帮忙。去了一天，回来我们累的一塌糊涂，我的父亲像没事一样，体力比我们好。这是他经常骑自行车走远路锻炼出来的。
父亲的工作很平淡，他记录信息用的是旧书本的边条空白处。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经济条件差，所以把没用的旧书空白边条都裁下来，留下备用。父亲写的小条很多，都用四角号码来排序。你说一个字父亲可以很快的说出这个字的四角号码。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教我们使用四角号码，我也可以应用四角号码查字典。就在前些日子我们的小学同学聚会，曾经和我同桌的同学都有五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还提起我用四角号码查字典。只是现在用电脑打字，使用汉语拼音，我已经把四角号码遗忘许多了。
父亲一生都是在为了弄清问题、解答疑问而辛勤的工作着。对于甲骨文研究第一人之争，父亲和他的同僚以历史资料阐明了，天津人王襄先生才是最早开始研究甲骨文，并且写下关于甲骨文的论著。而不是北京人王懿荣。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有严重的失实问题。父亲为了真相不畏权势，查找了大量的历史史料，把历史史料整理出来，有理、有据论证“甲骨文之父是天津人王襄先生”，至于北京人王懿荣只是一个收藏者。王懿荣的收藏是在天津人王襄先生收购鉴定甲骨之后，才花大价钱购买了许多甲骨（尽管相隔的时间不长，也是王襄先生鉴定收购在先，王懿荣购买甲骨在后），一九零零年王懿荣自杀殉国，并没有写下关于甲骨文的论著。所以天津人王襄先生才是当之无愧的“甲骨文之父”！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淡泊名利、不求官、不敛财、只为真相。 父亲收藏的古钱币，曾经有人来出高价钱收买，都被父亲拒绝了。但是很要好的同僚，真正是研究古钱币的人，可以分文不取，无偿赠送。父亲清贫一生，只为寻找历史真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们的崇高品德和共性。
我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执笔 唐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