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门崇德世代昌
周门崇德世代昌
——沉痛悼念我们的好父亲周世昌
一、父亲的生平
父亲周世昌（昶、字：连生），1928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九）出生在山西省平定县西关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为自汝南烈公一世始祖起第90世（自第60世师常公起第29世）平定西股第7世。2014年6月17日（农历五月二十）11点46分在原籍与世长辞，享年87岁。
父亲在家中男丁里排行老三，上有大伯父周其昌（昶）、二伯父周寿昌（昶），此前，还有一大姑，可惜在1926年10个月大的时候不辛夭折。
父亲出生时，家境极为贫寒，当时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二祖父母。家中生计全靠祖父和二祖父二人在北京前门外的皮货店打工维持。
父亲出生的1928年，祖父周祖毓进入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的鸿记皮货店工作。由于每天坐在室内干活，室内不见阳光，而且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屋内到处散发着呛人的气味（皮袄上的皮硝），空气非常不好。工作一年多后，祖父就开始出现咳嗽，以后转变为经常性咳嗽。后经医生诊断是患上了肺结核病，当时无法医治，回家养病不到两个月，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逝世，时年三十九岁。
靠着二祖父在孙家钱庄贷出的30元钱，全家才草草安葬了祖父。那一年，父亲才刚刚四岁多一点。
为了维持生计，祖母托人在阳泉平潭街找下一份侍候一家病妇的工作。同时还在粮店里缝补麻袋、面袋、洗衣服、做饭，除了能在外面勉强糊口之外，还多少能给家里添补点。
那一年恰逢伯父周其昌七年制小学毕业，他是多么愿意升入中学继续读书。可是家庭实在无力维持。为了减少祖母身上的担子，伯父只好到舅舅、姨姨家的农田里干活，除了养活住自己之外，秋后还能给家里送回新粮和瓜果。后来，经宋家老伯介绍，伯父又先后来到阳泉下站积义生粮店和平定测鱼盐店当学徒学买卖，虽然离家很远且收入不高，但只要能够为祖母分担一点苦难，伯父总是任劳任怨。
一九三四年春，祖母托人将十二周岁的二伯父送到获鹿县的一家油坊糊口，一年后，又介绍到北京晋和染坊当学徒。
1936年，大伯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平定县小学教员资格证，随后来到平定东乡的麻巷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薪酬为：半年工资三十五元，第二年全年工资按规定一百二十元，家中的生计多少可以过得差不多一点了。
靠着祖母给人打短工和两位伯父的养活，父亲在本村度过了童年并在本村学校读完了初小。看到祖母和两位伯父苦苦付出支撑这个家，年幼的父亲从小就萌发了要为家庭分忧愁的想法。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39年4月，刚刚度过11周岁的父亲为谋生而随大伯父来到日本鬼子占领下的太原。先在太原铁厂（现太钢）炼铁部当学徒兼做勤杂，1年后又来到太原铁路工厂（今太原解放北路的铁路机车车辆厂）当见习工、实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1943年1月转到太原铁路工厂铆锅厂工作，后又在铁路工厂当工人。
为了照顾年迈的曾祖母，1944年5月，父亲回到阳泉铁厂（也就是后来的阳钢），先后在铆锅厂、气风机房，耐火砖厂电碾房等车间当工人，直 到1947年5月2日阳泉解放。期间，父亲每天上下班都要挑着装有粮食和蔬菜的担子徒步沿陡峭的山路往返阳泉平定之间，既要回家照顾患病的曾祖母，还要把粮食与蔬菜卖给摆摊的小贩，挣点微薄的“脚钱”。
1947年5月——1947年8月，由于阳钢尚未恢复生产，父亲在原籍参加了的土地改革。
1947年8月，父亲带着母亲长途跋涉，来到上党解放区的太行实业公司长治华丰工厂当钳工。两个月后，同在华丰工厂的二伯父腿部因公负伤。为了护送二伯父回家养伤，父亲忍痛辞去了在华丰工厂的工作，带着母亲返回了平定。
1948年10月，父亲再次应招到华北电业局微水发电厂当检修工，期间曾带人安装了阳泉发电厂那台由河北平山葫芦旺解放区转回的阳泉市第一台650千瓦机组。之后，父亲又在华北电业局属下的石家庄第一发电厂、华北电业总局太原检修工程队等单位当检修工。由于离家较远，加之曾祖母长期患病，父亲于1950年两次请假回家。
1950年，随着原井阳矿务局的解体和阳泉矿务局的成立，父亲于当年12月正式调入阳泉四矿。先是工人、工段长、修理厂厂长等，并被评聘为一级技术员。
1960年3月，父亲被提拔为阳泉四矿机电科副科长。那年8月，原机电科长调走后，父亲全面主持工作，随后正式担任机电科长。
1961年3月，父亲调任阳泉三矿机电科任科长。
1966年，“文革”开始，8月5日，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先后下放到机电科筛选队、机电科铁工组、运销下料组、竖井矿灯组、官沟风机房修理组、机电科铁工组压力机房、机电科安装组等单位劳动。期间曾被造反派关押到“牛棚（文革中的所谓学习班）”中批斗，倍受欺辱，身心受到极大损伤。
“文革”后期的1969年11月，父亲终于得到初步“解放”，先后任阳泉三矿机电科修配队副队长、队长。
1971年4月，随着“落实政策”工作的逐步进行，父亲担任阳泉三矿机电科副科长。
1973年4月，强加在父亲头上的诬陷和不实之词部分得到推翻，父亲重新担任了阳泉三矿机电科科长。
1978年6月，强加在父亲头上的所有诬陷和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父亲被提拔为阳泉三矿机电副矿长。
1980年5月，父亲调任山西省金属支柱厂任分管生产、经营、人事、基建的副厂长。
1983年4月底，山西省金属支柱厂并入阳泉矿务局且与阳泉矿务局机电修配总厂合并，父亲退居二线任机电修配厂巡视员。
1988年，父亲从巡视员的岗位上离休。
二、父亲的政治生涯：
1947年3月，身为阳泉铁厂耐火砖厂电碾房工人的父亲每天都要往返平定老家，既要照看生病的曾祖母，还要上班维持家中的生计。
1947年4月底，阳泉解放前3、4天，市区外围已经被解放军包围，父亲不能再返回平定照顾曾祖母，只能和大多数工人留住在厂里。 一天晚上，留在厂里的工人被阎锡山的守备部队抓去在厂子里留守。5月1日，厂方告知，战争不打了。当天，厂方以开会的名义把所有工人召集到阳钢南门里，以演习为名，让有的工人扛了手榴弹箱子，有的扛了破枪支，欺骗工人跟着他们跑。途中在阳泉西边的侯家山附近被解放军拦截，在弄清是阳钢的工人后，父亲他们辗转返回了原籍。
1956年5月30日，在阳泉四矿机电科，经支部书记李贵成、支委孟如林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1月30日转正。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场“运动”，当时全国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几乎均在一夜之间被造反派冠之以“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而打到，身为阳泉三矿机电科长的父亲自然也难逃这种被打倒的“厄运”，关牛棚、挨批斗等非人待遇在父亲身上也司空见惯。
令父亲感到非常不解的是，他曾经的一位部下——身为三矿机电科调度站长的某君，居然昧着良心将父亲1962年在三矿蒙村降压站召开的一次纯技术专业会议诬陷为反党“黑会”。硬是将三矿机电科所有队长以上的领导打成了所谓“反党集团”。还顺势揪出了所谓的“二康、一梁、十员大将”。
此君的这一突出表现，颇得当时“文革”小组的赏识，由其一举夺了机电科的党政大权并取而代之。之后，此君顺理成章的当上了三矿机电科的“文革小组”（文革中造反派掌权的一种特殊形式）组长，在阳泉三矿演出了一出打倒皇帝座皇帝的闹剧。
要知道，就是此君，文革前曾在三矿选煤厂（当时叫筛选队）发生过触电事故，父亲在现场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才将其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如今，面对这个恩将仇报的人，父亲的心情怎能好受，自那时起，时年39岁的父亲就有了冠心病的记录。
一九六九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是我们祖母去世的日子。此前两天，随大伯父一起在太原生活的祖母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她那被造反派限制着人身自由的小儿子，期盼着那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小儿子能够来到身边。农历八月十一那天，我们收到了大伯父发自太原的加急电报：“母病特重，速来”。面对这样一封加急电报，一些好心的群众组织的小头目本来已经同意父亲前往太原探视。但是那个造反派头头就是不批，硬是将本来已经出发的父亲从赛鱼火车站的站台上弄回了“牛棚”。无奈的父亲只能仰天长叹，可怜的祖母直到咽气，也没能最后见上她那小儿子一面。提起那次刻苦铭心的经历，父亲至今追悔莫及。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们对世间人的认识有了一个质飞跃，越是在你面前阿谀奉承，越是在你面前邀功摆好，往往就越是口蜜腹剑之人，就越要备加警惕。这也是我们不喜欢身边有人恭维的理由之一。
1978年揭批清“四人帮”时，那位造反派头头在文革中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问题得到揭露。其自感罪孽深重，曾畏罪服药自杀。住院抢救期间，已经身为三矿副矿长的父亲不计前嫌，亲自前往医院，向其晓以大义，希望其认真改错。父亲的举动，令此君感激涕零，当众跪地向父亲赔罪，表示定要痛改前非。
三、父亲的技术生涯：
父亲自幼好学，加上自少年时就开始学徒生涯，走南闯北几十年，技术上颇有建树，一直是技术工人中的佼佼者。
1956年6月，父亲被提拔为四矿机电科的一级机械技术员，首次工作是在推行“一班采煤”试点时负责检修班技术工作。试点结束后，父亲调到四矿坑口修理厂任厂长。主要是针对事故多，解决好计划检修问题，组织对预备工作面的搬家进行提前试车，解决长期存在的“将军搬家”的问题。
从加强基础工作入手，父亲成立了施工组。把安装、检修、制品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变配件生产的零打碎敲为有计划的批量生产，从而减少了辅助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父亲非常重视图纸资料的积累，改变了靠实样绘制草图，逐步用上了蓝图。到1958年配件有了相应储备后，开始上架、建账、设立专人管理，对计划检修的完成率和事故下降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根据当时的图纸资料，组织绘制了设备图册，对全矿设备的齿轮、传动轴、轴承型号做到了心中有数，方便了管理方面的查对，为编制年度计划，确定储备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受到了矿领导的支持。同年，又将配件的调拨和资金计划划归机电科，理顺了业务关系。
由于设备器材的限制，当时井下工作面的搬家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搬家后总有几天不能正常生产。为此父亲从安装工段的三名段长中各抽调一名机、电的副段长，深入井下及时组织更换，拆除下来的及时升井维修。同时根据各工作面缩短后负荷减低的情况，及时调整电气设备和电缆，安装后的设备经提前带负荷运转，避免了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的问题，降低了事故率。
1958年，。四矿开始推行远距离操作和简易自动化，父亲带头在坑口的250马力绞车上进行了安装和测试并取得了成功，受到了矿领导表扬和物质奖励。
1960年3月，父亲被提拔为四矿机电科副科长。同年8月，原来的科长被调任机电副矿长后，父亲开始主持机电科的全面工作，随后被正式任命为机电科长。
1961年3月调任三矿机电科任科长后，父亲面对的是设备拥有量多，系统集中，管理赶不上生产需要等问题。在领导的支持下 ，他将机电处下放到采煤队的几名大中专毕业的机电干部抽调回了机电科，充实了资料、配件维修和设备管理力量。此举有力的促进了设备的定期检修，对改善井下设备状况和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针对选煤楼的两套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经过充实新系统的备用设备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取消了旧系统，节约了设备和人力。对选煤楼的两部配煤机和配煤机的底板改用铸石材料代替，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事故率，还节约了钢材，开辟了选煤厂使用铸石的一条新路。
井下下山的定型绞车体积较大，受顶板条件的限制不好安装。父亲他们利用库存配件和毛坯、备用减速器等自制了两台100——130ＫＷ的绞车，既适应了自然条件，也满足了生产需要。
为了解决三矿的供热问题，父亲他们通过调查，发现石卜嘴车站、局医院、局机关大院的三台废旧锅炉尚有使用价值。随即协调有关部门将其调回三矿后进行了改造，建成了沙台锅炉房。此举解决了一号井宿舍、机电科宿舍和沙台小学和以及矿机关楼以南宿舍的取暖，这也是三矿最早的一个锅炉房。有一次，父亲他们在京西煤矿参观时发现了煤粉炉，当即绘制了图纸，回来后制作了设备，当年冬季就把K4锅炉改成了煤粉炉，比原来的实际蒸发量提高了近两倍。后来，他们又从外地参观K型锅炉改装沸腾炉的实例后，根据《压力容器管理条例》的规定，提出改装方案并上报市劳动局。批准后，在麻地巷新建了沸腾锅炉房，取得检验合格证明后，建成了全矿的沸腾炉供热系统，保证了全矿的供热。巧的是2002年，作为阳煤集中供热工程施工常务副总指挥的次子瑞宏，亲自组织了对该沸腾锅炉的拆除改造，也算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继承吧。
1971年，刚刚被“解放”不久的父亲受命组织三矿甲醛厂的筹建，这对只有小学文化又是工人出身的父亲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使命。在那段时间内，伴随着父亲的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化工类专业书籍，只要一有时间，父亲就会一头钻进书本中，头也不抬的看下去。当时协助父亲的是三矿中学的老师郭兆龙（后来曾长期担任阳泉矿务局副局长）。这位1968年毕业于山西矿院的大学生此前在三矿中学高中班任物理教员，是在带领学生下矿实习的过程中与父亲相识的，他对父亲负责筹建的甲醛厂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父亲和郭老师的努力下，三矿甲醛厂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甲醛，填补了阳煤集团的一个空白。现在，每当我们们提起阳煤化工这个名词时，就会想起父亲当年白手起家建设甲醛厂的那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的三矿甲醛厂就是今日阳煤化工的最早雏形。
70年代前，阳煤三矿是全局唯一拥有立井提升机的矿井，也是全局拥有大型固定设备最多的一个矿。大动力设备的安全运行始终是父亲心中放不下的一分子，执着的父亲每个月都要认真执行到大动力设备检查的制度。对主副井天轮不明原因的磨损，父亲一连观察几天，终于发现是由于轴的密封不好，雨水从轴向进入轴承箱，将润滑油置换后破坏了油膜所致，他们及时加装了防雨设施后使问题得以解决；主立井绞车的天轮系钢材焊接而成，由于原来衬板焊偏造成一侧磨损，抱闸时总是出现弹性大、抱不稳的问题。经反复研究，加装了新衬板，同时解决了车削加工方法不对头的问题，消除了隐患。
1976年夏季，一名竖井的主井提升机司机在驾驶中精力不集中，边开车边背诵准备要在当天晚会中表演的快板词，导致发生提升机“过卷”后冲向防撞梁，钢丝绳断裂、载荷8吨的箕斗坠入井底的重大事故。记得那天中午刚过，正在午休的父亲接到电话后一溜小跑来到竖井井口，迅速调集抢险人员，研究制定抢险办法，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抢险。在那全矿关注、全局关注的三个昼夜中，父亲愣是没合一下眼，直到事故全部处理完毕，生产全部恢复。在全局召开的多次会议上，矿务局领导都以此为例对父亲进行了表扬，父亲也由此被当时的阳泉矿务局局长赵芝田称为“最清楚科长”。当然，父亲对于这次事故也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并对预防同类事故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制订了安全技术措施。
1978年6月，父亲被提拔为阳泉三矿机电副矿长。他结合实际，深入调研，积极推动三矿机电系统的升级改造。同时，整章建制，下大力解决管理制度缺陷，为迅速医治“文革”对三矿机电系统的破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5月，父亲调任当时隶属于山西省煤炭厅管辖的阳泉金属支柱厂任分管生产、经营、人事、基建的常务副厂长。
早在父亲他们到任前，该厂已是连年亏损，经营状况很不景气。他们到任后通过积极调查、采取一系列扭亏增盈的措施，到年底一举摘掉了亏损的帽子。
针对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父亲他们从产品的外协件入手，下大力整顿外委、外协件购进的环节，对于不达标的外协件一律不得用在产品上，同时清退了大量钢材材质和产品外形不合格的配件。
随着热处理、模锻、电解床等一批新装备的到位和新工艺、新技术的实施，父亲他们在支柱厂的改革初见成效，产品迅速占领周边省市的市场，当年实现利润75万元，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价值了。
父亲酷爱学习，勤于动手。文革中，父亲已经靠边站了，但是他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亲自动手组装电子管收音机，那时候半夜起来，总能听见电烙铁和焊锡的“吱吱”声，家里的那台电子管收音机被父亲拆了多次，修了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然而，那个时期，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却从未间断。
父亲很重视技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后来曾先后担任过阳泉矿务局选运处处长、阳泉矿务局副局长、局长、山西省煤管局局长、山西省国资委主任的张崇慧当年曾是金属支柱厂的车间技术员。正是由于父亲的签字放行，崇慧同志才被推荐到秦皇岛煤干院（后来的北京煤干院）学习深造，为以后担当大任储备了知识。
父亲他们那辈人非常艰辛，路子走的也非常坎坷，为了家庭的生计到处奔走求生。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父亲得到了锻炼，在技术上日益成熟，小到家中簸箕、水桶的制作，大到当时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父亲都无所不精。以致在文革中被打倒时，竟然被造反派在冠之以“走资派”帽子之后又附加了一种“反动技术权威”的罪名。
父亲80多年生涯中，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干到老、学到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不管干什么，都百分之百的投入，这是今天一直影响我们姐弟几个成长的最大动力。
四、父爱如山
生活中的父亲对子女恩爱有加，记得学龄前瑞宏前胳膊脱臼时，父亲背着他在周边地区到处寻找“羊倌’，以致跑遍了石卜嘴村附近的大小村落；记得瑞琦年幼时被荆棘扎伤了眼睛，刚下班回家的父亲二话不说，抱起他就往中心矿（今四矿大食堂附近）的医院跑，途中摔了多少跤已无从记起。
我们刚上学时，父亲亲自到商店中买回来一大摞草纸，亲自动手给我们砌好了一摞草稿本。我们姐弟每个学期的课本和作业本的书皮，都是父亲用旧报纸为我们包的整整齐齐，还要工工整整的为我们写好名字。父亲的字写得非常工整、漂亮，常常让学校的老师羡慕不已。
三年困难时期，家中缺衣少食，但为了让我们姐弟们不受制，父亲带着我们上山挖野菜，摘槐花。为了让我们吃饱，父母总是省吃俭用，宁可自己挨饿，也要儿女吃好。记得家里蒸窝窝头时，刚一出锅就被我们兄弟几个全部包圆，而父母则是稀粥就着咸菜凑合。
小时候，每逢买回来新背心，父亲总是先用清水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父亲告诉我们，新背心上面有一层浆糊，洗不干净就会粘在身上导致皮肤病。
父亲对儿女非常疼爱，但绝不是溺爱，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要爱学习、爱劳动、遵纪守法。
文革中，靠边站的父亲带着我们上山割荆条，回家后亲自编制箩筐，哥哥瑞福是大号的，瑞宏是中号的的，小弟瑞琦是小号的。挑着父亲编织的箩筐，我们兄弟三人每天早上都要往返于官沟口的悬窑沟与清水洼的二号井排矸场之间，愣是从矸石中检出一筐筐炭块挑回家中。在那些年代，我们的生活用炭就是这样一挑挑担回家的。
家里姐弟中，姐姐瑞卿、长兄瑞福、小弟瑞琦都曾先后上山下乡而离开过父母，那些日子里，父亲对远离身边儿女可谓关怀备至。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年仅17岁的长女瑞卿和16岁的长子瑞福选择了回原籍农村。逆境中的父亲推着小排车步行20多公里，将她（他）们的全部家当送回老家，还亲自和泥为他们砌好炉灶。临行前还特意叮嘱千万千万不要关严窗子，防止煤气中毒。
那时候，年仅16岁的瑞福身子骨尚未完全发育，却要赶着小毛驴拉着小车步行数十公里到阳泉矿区送砖。瑞卿每天一大早就要到大队的砖窑上和泥、码砖坯。父亲对此十分牵挂，要么电话询问，要么托人送去食品。只要有时间，父亲就要骑着自行车赶回老家，为姐弟俩排忧解难。
三子瑞琦下乡后担任了知青点的“赤脚医生“，父亲嘱咐其一定要好好学医，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尤其是要在那些常见病和多发病上下功夫。70年代，瑞琦参军赴边疆后，父亲更是牵挂万分，每逢瑞琦探家回来，父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那年，瑞琦他们驻地附近的罗布泊发生“彭加木失踪”事件后，父亲思子心切溢于言表，每天都在关注着电视中的搜寻新闻。
197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瑞宏在和小伙伴们打篮球时不慎被对手的胳膊肘撞击，口腔内的肉被牙齿垫破了一个大口子。当父亲了解到他晚上还要到三矿下坑支援高产时，立即带他来到三矿医院，找到值班的高玉亭大夫，给他做了口腔缝合处理，当晚，父亲又亲自将他送到三矿二号井的坑口。临下井前，父亲再三叮嘱一定要带好口罩，千万不要弄脏了口腔，以免感染。
参加工作后，瑞宏的身体一度不好，父亲硬是自学中医，除了给他扎针治疗之外，还自配草药贴在肚脐上进行治疗。1975年夏天，瑞宏在峰峰矿务局金属支柱厂考察模锻锤时，因步行穿越废弃的铁路隧道而中了湿气导致长时间皮肤瘙痒，医院怎么也治不好。父亲知道后整天都泡在中医书籍中寻找偏方，将由他亲手采摘的几种中药配在一起，终于治好了他的皮肤病。
盈盈父爱，从小就在我们们姐弟四个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化为长大后报恩的愿望。参加工作后，无论工作再紧张，无论条件再艰苦，报效父母是我们们最大的心愿。每天一次的问候是必不可少的。
五、父亲病况：
年幼时，父亲为了家中生计，过早参加工作，节衣缩食、奔走他乡，身体收到极大损伤。
担任领导干部后，父亲又以极大地热忱投身其中，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身体严重透支。
文革中，父亲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备受摧残，在大负荷、高强度的劳动和频繁的批斗下，父亲患上了高血压、阑尾炎，黄疸型肝炎，冠心病等症，多病缠身。
尤其是过了78岁之后，本该颐养天年的父亲身体逐渐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
1）感冒露出血管疾病，阜外加装支架疏堵
2006年的8月4日，年近8旬的老父亲先是由于感冒住进集团公司医院老干病室，继而又查出患上了肺炎，在集团公司医院住院20余天 ，在那些日子里，瑞福和瑞宏兄弟俩只要一有工夫就到医院陪侍父亲。
8月27日一整夜，巨烈的咳嗽使父亲无法入睡，几次心电图检测都未捕捉到心脏有异常，直到早上医院组织的专家会诊检查中，才查出心脏部位有早搏的现象。
为了及早治疗父亲的心脏病。我们姐弟四人商定将父亲转到北京的阜外医院治疗。
在中国人的普遍印象中，国内治疗心血管病的最好医院当属位于阜成门外的阜外医院和位于北三环安贞桥北侧的安贞医院。两家在治疗手段上医院各有千秋，安贞医院以药物治疗为主，而阜外医院则以手术治疗见长，由于阜外医院名气大一些，我们们选择前往阜外治疗。
8月29日一早，瑞宏驾驶一辆越野车拉着父亲前往北京，长兄瑞福因当天下午要参加阳泉市党代会的预备会议，未能同车前往。
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后，承蒙正在北京的原工程处医院刘文珠院长等几个朋友的帮忙，父亲没费多少周折便住进了阜外医院心血管专科的15病区。
经初步诊断，父亲患的是心血管堵塞，需要在血管内加装支架。长子不在身边，次子责无旁贷，瑞宏当即在医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8月30日晚上，利用阳泉市党代会小组讨论的间隙，长子瑞福特意请假一天，于当晚23点50分赶到北京。
8月31日下午2点，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同时被手术的一位是四川省委的张副书记，还有一位是前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二儿子。
父亲的手术时间比较长，原本以为通过手腕处的血管可以将支架直接送达心脏附近的血管堵塞部位，但几次尝试后均不理想，被迫改在大腿根下进行。
由于父亲年事已高，承担手术的大夫们十分小心，而守候在手术室外的我们更是担心，毕竟父亲年近8旬，毕竟阳煤59岁的郭守荣处长在被实施同类手术时曾有过失败的教训。
直到下午五点多钟，父亲的手术才算正式完成。
安顿好做完手术的父亲，瑞福急匆匆地连夜赶回阳泉，照顾父亲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瑞宏和大嫂的身上。一天两夜36个小时，为了防止主动脉出大出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不能动弹，我们也只能在临时布置的折叠床上略为伸展困乏的腰腿。因为瑞宏有打呼噜的毛病，故每当稍有睡意便立即站立起来，或到走廊上慢走，或坐在床边看书解闷。或通过电脑上网浏览信息。为了父亲的安心休息，纵然再累也要坚持。
9月2日早上，父亲终于可以解脱止血带而下床了。
9月3日，经过观察，父亲的伤口已无大碍，那天晚上，瑞宏驾车拉着老人家专门来到宽街附近的一家“老北京”面食馆饱餐一顿。
9月4日，父亲结束了在北京的治疗回到阳泉。
2）再做手术疏通心血管
2011年开始，84岁的父亲再次进入了患病高潮期。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三，距离父亲84岁寿诞还有六天。
父亲早上起床穿袜子时从床上摔了下来，摔伤了左侧的髋骨。瑞福闻讯后急忙赶了回去，给父亲涂抹了跌打摔伤药，然后上床休息。此后的每天晚上，瑞福和瑞宏每天都要轮流负责给父亲洗澡，擦拭身子。
5月2日，父亲晚上心脏病发作，很不好。经检查，父亲的心脏血管再次出现了堵塞现象，只是这次堵塞的位置是另外的一条通路。
5月4日，父亲的心电图，血液化验已经出来，验证前天晚上的那次发作属于心肌梗塞，问题还比较严重。我们姐弟商定，尽快给父亲安排再次安装心血管支架的手术。
5月14日，早上7点30分，放支架手术正式开始。到上午10点钟，排在父亲前边已经有六人完成手术回到房间。
随着手术的进行，年龄越大的越在后面，我们的心情越加焦急。直到中午12点，父亲才被用手推车推到了创伤急救大楼一层的手术室门前。父亲的手 术极为艰难，其他被手术的人由于年轻，每个大约只需20分钟，但父亲的手术却用时70分钟。由于血管堵塞较为严重，医生使用的导丝无法进入，只好采用微导管进入。而微导管又导致球囊难以进入，只好再用双导丝进行，但这又导致了支架无法进入。医护人员累的满头大汗，加上父亲疼的厉害致使配合不好，搞的医生护士很难受。费尽周折，最后总算是将支架放了进去。手术结束已经是13点20分了，我们用手术车直接将父亲推回病房后立即输液消炎，直到下午17点，父亲才开始恢复神智。
父亲的心脏手术后感觉挺好，当得知腿部也有了血管放支架疏通的技术后，从减少父亲痛苦的愿望出发，长兄瑞福提出要给父亲做腿部安装支架，姐弟四人均希望尽快进行手术。
7月19日，父亲再次进行安装血管支架的手术，不过这次是在腿部做的，主要是解决腿部血管栓塞。手术从8点30分开始，9点10分结束，手术效果非常明显。
让人不安的是，父亲作完腿部手术后反倒走动少了，估计是刚做完手术的原因。那以后，姐姐一直陪伴着父母生活在平定老家，姐夫每天乘坐公交车前往协助照顾二老。而瑞福和瑞宏则轮流着回去为父亲擦洗身体。
2012年春节过后，姐姐为了减少两个弟弟长途行驶的疲劳，同时为了能照顾刚刚生育儿子的外甥女郑欣芳，提出要带着父母到太原居住。这就意味着留在阳泉的两个弟弟将长期帮不上忙，照顾父母的重担将完全压在姐姐和姐夫身上。对此，两兄弟均不同意，但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经姐姐多次劝说，只好同意了。
3月11日，父母亲随着姐姐前往太原居住，每天，姐姐都要为父亲洗净身体，姐夫每天清晨都要推着父亲到太原市的大街上转一趟。那段日子，姐姐常常是刚给小外甥做完饭，紧接着又要给父亲做饭，常常累的上气不接下气。
7月，父亲身体再次出现不适，姐姐、姐夫推着父亲先后造访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武警山西总医院等地。但均未收到明显的治疗效果。
8月11日，三弟将父亲接至解放军306医院，对身体进行了全面扫描检查，除了发现前列腺不太通畅之外，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
那段时间，姐弟四人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问讯父亲的病况，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父母的养育之恩，报效父母是我们们应尽的义务。
9月，父亲被转入解放军301医院，由301泌尿科张主任为其做了前列腺手 术，9月底返回阳泉，入住瑞福家，弟兄两个每天轮流值夜班照顾父亲。远在深圳的长孙周学智、长孙女周学慧、远在北京的次孙周学勇等也利用假期返回阳泉伺候。
3）病榻前尽孝，报答父恩
2012年12月，父亲被查出贲门部位有病变，经北京306、301医院检查后确诊。之后，就长期入住集团公司总医院老干病房治疗，由于瑞福、 瑞宏两兄弟白天均在单位担负重要工作上班，不得不雇佣护工来照顾父亲。
一年半以来，除了正常雇佣的两名护工之外，姐姐瑞卿、姐夫保天和瑞福、瑞宏两兄弟均轮番在医院陪侍父亲。瑞卿除了承担照顾年迈的母亲和照顾外甥女郑欣芳那个宝贝儿子之外，每天还要赶到医院将做好的饭菜一勺一勺的喂进父亲的嘴里。而外甥女郑欣芳更是每个星期都要驱车往返阳泉，一方面照看外祖父，一方面照看儿子。瑞卿、瑞福都浑身有病，不是腿疼就是胳膊疼，有时候疼的翻来覆去。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中断一天。瑞琦全家也隔三差五的从北京赶回看望和照顾父亲。瑞宏工作地点远在寿阳的七里河，每天都要很早出发，很晚才能回家。只要不是单位值班，总要赶到集团公司医院与护工一起上夜班照顾父亲。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父亲，以让瑞宏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重要的工作中，经七元安监处长王核提议，总经理乔金亮特别批准，七元公司特别免除了瑞宏的值班，并适度减少了下井跟班的时间。这种体贴让瑞宏倍感关怀，从而以更加努力的工作业绩来回报领导的关怀。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开始还能在轮椅车上坐上两三个小时，但长期保持坐姿又导致双腿肿的很厉害，不得不躺在床上。同时，父亲的脑子也出现了记忆力下降、说胡话等症状，以至不得不依靠其他人帮忙来实施身体的挪移。看到慈祥的父亲遭受如此痛苦的折磨，想到父亲从小的教诲和培育，我们的心如同刀绞一般难受。但我们知道，这种病在国际上尚无治好的先例，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亲，最大限度的减少老人家的痛苦。
从2013年11月开始，父亲的食道就很难吞咽，瑞卿、瑞福姐弟每顿都要将做好的饭菜用豆浆机进行粉碎后一勺一勺的喂给父亲。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一直坚持到2014年的5月23日。
5月24日，父亲开始不再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5月25日，瑞卿、瑞福动用120救护车，护送父亲回到了原籍。自此，全家人开始24小时轮番守候，靠不停的输液来维持父亲的生命。
6月17日，连续几天，父亲已经出现了呼吸急促，喂水困难等症状。特别是今天早上，父亲更是一反往常的呼吸困难，全家人围在父亲的身边不忍离 去。11点46分，在无数次闯过医学界划定的鬼门关后，经全力抢救无效，父亲那颗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7岁。
六、视父训为座右铭，走正道无悔一生
成人之路万千条，父亲引领走正道。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们：为人要忠厚，做人要正统，待人要诚实、憨厚、本分。
周家是孝道治家，打小时候起，父亲就给我们讲家史，教育我们要敬师长、懂孝道、懂礼数，而且处处言传身教。当年祖母在原籍居住时，只要一有时间，父亲就要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回去看望祖母，给祖母送回食物之际也将殷殷孝心传递给我们。
从我们有记忆时起，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从来不让我们去占国家的便宜，占别人的便宜。父亲作风正派，毕生不同麻将之类赌具有染，更以骄奢淫逸为戒，留下一身浩然正气，也留下一世英名。正是这种崇高的风范，正是这种浩然正气，正是这样的父亲之魂，才使他成为我们仰慕的偶像，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父亲从来不让子女们打他的旗号干事情，沾他的光。1970年瑞宏初中毕业时，学校的领导提出让他留在父亲工 作的三矿，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一定要让他独立创业，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 就是在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下，瑞宏来到了阳泉矿务局工程处，在这里一干就是40年。
工作中的父亲非常敬业，非常朴实，处处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周家两代四人长期供职于阳煤的机电系统，先后担任过阳泉矿务局四个矿和一个工程处的机电科长，二伯父周寿昌担任过二矿机电科长，父亲周世昌先后担任过四矿、三矿的机电科长，长子周瑞福当过五矿的机电科长，次子周瑞宏担任过工程处的机电科长。父亲和瑞福还分别担任过三矿和五矿的机电矿长，瑞宏也先后担任过工程处和七元煤矿的机电副总工程师。严谨、认真是父亲那一辈人的一贯作风，正是这种作风的传承，使我们姐弟四个在工作中从来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哪怕是工作中有一点点的疏忽或纰漏，也要为此进行深刻自省。尤其是瑞福和瑞宏都在煤矿中承担着重要技术岗位的领导责任，只要单位一有事，总要像父辈那样闻风而动、倾尽全力。
父亲只有初小文化，参加工作后不断自学，解放后通过夜校学习，知识大长。自小从父亲的谈话中，我们就领略了父亲知识的渊博。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很有功力，从父亲的字中，能够感受到父亲的内心世界。
文革时期，由于姐姐瑞卿和哥哥瑞福下乡，弟弟瑞琦尚小，父亲的书面“检查”几乎全都是由二弟瑞宏来抄写。渐渐的，父亲的那段历史，瑞宏已能倒背如流，那些“检查”，让他近距离的了解了父亲，了解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从父亲的“检查“中，我们渐渐悟出了人生的坎坷，看到了世态炎凉，同时激励我们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今日我们之所以能不断地写一些心得之类的文章，完全是父亲那时的“检查”启发的结果。
将爱心奉献社会。是父亲传艺育人的基本原则。父亲非常注意政治理论的学习， 1966年父亲被关入牛棚时，我们前去给他送饭，记得那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问父亲孙中山是什么人？父亲边吃饭边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讲戊戌变法、讲武昌起义，讲辛亥革命的历史，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父亲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受益匪浅，就连看守他的两名“群专”队员也被他的博学吸引了，躲在一旁窃窃私语：“这样的人怎么能是走资派”。
父亲在逆境中的鼓励，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动力。在学校，姐弟四人均品学兼优，在工作单位，更是技术精、业务熟的强者，姐弟四人均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和业务能手。多次荣获所在单位授予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承父辈之长，富自己之本，成为我们做人的基本准则。父亲的勤劳善良、严谨认真、刚直不阿、高风亮节、刻苦钻研，都在我们成长中耳闻目染。正是父亲在我们成长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指教、点拨，使我们在自己成长的不同时间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业环境、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不断修正自我、不断完善自我，方才铸就了我们今天这独特的“个性”。能够亲身得到父亲的指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幸事。我们姐弟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完全是父母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感化的结果。我们为有这样伟大而平凡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德高方气正，父亲因德高而深孚众望，因才高而倍受尊敬。德是恩的基础，是前提，是核心、是父辈之魂。恩是德的表现，是形式，是效果。
父慈子必孝，从父亲身上，折射出的是一种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礼教文化；体现出一种传统，就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放射出一种光芒，中华大家庭和谐共生，发奋图强，屹立世界之林的光芒。
愿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有幸福的晚年，都能接受来自子女的衷心祝福。
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得以匡正，得以传承，得以发扬光大。
安息吧，伟大的父亲。您的子孙一定以您为楷模，继承和发扬周门崇德扬善的优良家风，将您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
长女瑞卿
长子瑞福
次子瑞宏
三子瑞琦
2014年6月17日18点于阳泉市平定县盛大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