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家庭情况与我的生活

我生于1923年，河南省济源县西摇头村，是个贫农家庭。家里有五口人，房子六间，地五亩，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务农。父亲在我六岁时就去世了，听母亲说父亲主要是种地农闲时挑担卖书画，串各村的小学堂。这就是父亲的职业，大哥，二哥从小就是务农，只进过私塾师学堂二三年左右。爱好劳动农忙时给有钱人家打短工，二哥是共产党员，曾任本村农会副主席。母亲，大嫂纺织，母亲于1939年亡故，另外有一个三哥在我未出生之前因生活困难，将三哥给了人家，现在家务农。还有一个大姐很早出嫁，她家是中农成分。

由于家庭生活贫困所致，使我们兄弟们得不到念书的机会，很小就开始劳动。特别是我的两个哥哥，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劳动，渐渐大了，就跟亲戚到外省去学木工，每年寄家里一些钱，家里生活逐渐好转，母亲将我送入本村小学念书，断断续续的读了四年，在农忙时还要帮助做活。因哥哥都不在家，家里的土地是由母亲，嫂嫂和我来耕种。为了耕种自家的地，没有牲口，还要向有牲口的人家变工或借亲戚的牲口来耕种。这时我一面上学，一面要耕种庄稼。母亲看我能做活了，就不愿要我去读书，要我去学徒做事。但我愿意继续读书，就未得母亲允许考入了本县私立第四高小，母亲知道了无淪如何不让我去读书，说家里没钱供不起。不是不给你念书。的确母亲说的很对，上学校是需要钱的，没钱怎能上学去呢？为了使我能上学，跑到校长那里，要求不给学费，书费自备。后来母亲同意进入了高小。学校离我村一里多路，每天清早去，晚上回家，就这样勉强读了半年后又失学了。一方面是家里不让去上学，另一方面是抗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南逃，再加上地方的土匪骚扰，兵荒马乱的学校就不欢而散了，就此结束了学校生活。

1937年冬，参加红枪会（本村自卫队迷信团体）。当时地方很乱，土匪又多。为了自卫，防止土匪的骚扰。说什么？参加后土匪来打枪，子弹不过人。但要经常去磕头才能顶事。我为了试试心，将来一旦顶事，子弹打不死我，对自己有好处，就参加了。我刚参加没有很长时间，国民党队伍就我村，将我们磕头的房子，给国民党兵住了。大家也再不去磕头。自此而散。村里住的部队，弄不经是哪部分，有来的，有走的。反正都往黄河以南去。这些部队纪律很坏。弄得老百姓不敢在家过日子。经常隐藏起来，不敢见队伍。母亲看这世道没法过，又怕我被队伍拉走。就把我送到姐姐家里，让姐夫给我找事干，姐夫就在他们村里找到一家药铺，让我去当学徒，为了生活就去了。干了一个月就不干了，主要是太受气，少有不周的地方就要挨骂。当掌柜的不正干，通夜打牌，而你也需要伴他通夜，白天掌柜睡觉，学徒却不能去睡觉。柜上的一些杂事，做饭做菜都得自己去干。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姐夫就回到家里。到家后，母亲责备我一顿，说你不愿干，你愿干啥？我没话可说，只好呆在家里。

抗日战争开始，敌人很快占了我们县城。八路军开到我们那一带，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有的教员，同学都参加了八路军，并经常来我们村开会进行宣传抗日，并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我在这抗日号召下，再加上村宣传的刘同志鼓励下十多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当时的唐支队）。

第二部分参军后的经历与变化

一，在唐支队时期（1938——1942）。我于1938年3月到了军队（山西晋城某村），有的同学分配到其他地方去，留下我和比我小一两岁的同学送我们去往民中（山西长治县）学习一年。我就要求回到唐天际支队，分配在民运工作队工作。1939年12月政变。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队伍东进，撤出晋东南。这时工作队分配到营里。队伍在这时改变为129师新编第一旅二团，队伍东进到山西省平顺县时，调我下连队当副排长。时间不长，又改做文化干事。后调旅政工轮训队。在此期间光荣的加入了共产党。学习期满又回原单位做文化干事工作，不久调团政治处做民运干事，1942年入太行陆军中学。在这阶段中，在党的教育下，使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更加确定，使自己认识了党，认识了革命，再加上自己主观努力而光荣的加入党，在未入党之前，特别是刚参加革命，对党认识是非常不够的，自己思想单纯年幼无知，亦不懂得什么，只知道共产党好，为穷苦人谋幸福。坚决抗日好，但不知道党有他的最终目的，不懂得坚决抗日，而且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使广大劳苦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由于参加革命后，党不断培养教育，使自己在各方面的认识上都得到了提高。

二，由陆军中学到抗大七分校（1942年4月——1945年5月）。1.陆军中学时期。我与1942年四月被调到陆军中学学习。这个学校是抗大总校附设的，直接属于总校领导。我们主要是学习文化，次要的是政治、军事学习。由于学校是处在敌后环境，物质条件很差，敌人扫荡又频繁，再加连年灾荒，使我们衣食都成问题，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还得担任生产战斗的任务。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学习，特别是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及43年的五一大扫荡中，敌人采取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采取蚕食解放区，在军事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拂晓袭击，铁壁合围等，来消灭解放区的人民及军队。不管敌人采取任何形式，并未将我们消灭及阻止我们学习。当然在这两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们学校是受了一点损失，经常与敌人遭遇，有时候采取分散与敌人周转打游击战，但是经常吃不上饭，我们就用野菜充饥，坚持到反扫荡胜利，再继续学习，当时学校就是三个任务，学习生产战斗。学校虽然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党和上级领导我们仍然坚持着学习任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曾在这学习期间受到了奖励，并被当时环境所动摇，这由于内心有一个信念，就是党和党的组织，我是共产党员，要依靠组织，相信组织，党和组织告诉我们的话是对的，正确的，以后的抗日战争会取得胜利的。虽然敌后战争频繁，我并未失去抗日胜利的信心，反而使我意志更坚定，大胆，对敌人残酷烧杀，更引起憎恨。2.抗大分校时期。1943年秋天，整个陆军中学有敌后调往延安，开始行军，直到1944年三月才到延安，整个陆军中学都转入了抗大七分校（住在甘肃省化池县平定村）。到校后，每人发了一把锄头，参加大开荒生产，建设学校。连续两年，我们就没有学习。当时学校提出生产就是学习，劳动就是整风，要想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在那个时候，自己思想上不很通，认为学校应该学习为主，不应该生产为主，我们从敌后那么遥远的地方，又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行军才回到后方来，认为到后方来可安静的学习。但是却不是自己所认为的。后来，经过上级党和领导同志的讲解，从思想上才逐渐弄通了，但是在实际劳动中还有些抵触情绪。另方面，在劳动中不愿落于别人后，再加上整个边区党政军民都参加到生产高潮运动里去，我随着生产高潮运动而消失了在生产劳动中的抵触思想。当时，除吃并完成了每人一年一石九斗的公粮任务，并超过此数。在红五月突击周里成为丙等突击手。在当时，劳动力是按身体条件自由结合起互助组。到冬天建设校舍，我被派到木工组拉大锯一个多月。以上是在抗大七分校的情形。3.在陆军抗大七分校的整风学习情形。1942年，在陆军中学的时候只听了几次整风文件的报告，以班为单位联系自己进行讨论，每人写了一次自传书就结束了。在抗大七分校的时候开展一次坦白运动，互相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块儿提出，包括对领导的意见进行了一个礼拜就结束了。在这两次整风学习中，只是在抗大七分校的一个礼拜的坦白运动对我有点教育。尤其是校首长以及本队的领导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检讨，使我对问题的看法有偏差，与不正确说法给以有力的回击，如果说生产只是学员生产，领导同志不生产，表现了平均主义思想很浓厚。经过这次运动后证明，才知道校首长并没有例外的参加了生产。

三，中共中央机要处工作时期（1945年5月—1950年12月）。我我光荣的被调到延安中共中央机要处工作，我觉得很幸运能到中央工作，真是我的幸福。到了中央机要处做译电工作。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译电员的工作责任重大，特别是机密性，重要性。政治责任心不强，就会发生漏洞，岀了漏洞就是有关国家、党的机密等。我在这译电工作中未发生错误，也未压误过一份报，都是争取时间把工作顺利完成。由于工作中能熟练的处理，因而表现了傲气，与别人的能力比工作。就与当时我们股长比，认为股长做的工作不多，不如自己。在同志之间也有时比长比短，表现不虚心，不能很好的向别人学习，只看到别人的缺点，不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直到1948年8月，“三查”，才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下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要虚心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向领导同志学习。1948年十月，组织上派我到东北机要处学密码机。我愉快接受任务，学好后就与49年5月回中央机要处任股长工作。工作中表现积极负责，工作顺利，每月都能完成任务，这是由于自己心担任领导工作，怕在工作中出漏洞，处处表现得很谨慎，思想上就比较安定。1950年3月，调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任王明同志的机要秘书。任秘书期间，自己一个人工作，开始工作很忙，自己搞不来，但又不增加人。后来工作慢慢的有了规律，也不觉得忙了。在这时期，个人生活散慢，严格要求自己不够。自己是处在单独工作，并且住在首长家里，与本机关驻地又远，所以在生活中表现散慢，说明自己再单独工作中把握自己不够。

四，军委空司机要处工作情况（1950年12月一）我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下，要求来到空军。空军是新成立的，有发展前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自己要求到空军。我先被分配在机要训练队工作，后调回空司机要处工作。在集训队工作是安心的，干部之间没有发生过问题，调到机要处分配做协理员工作，一直到现在还不够安心，主要是自己能力不足，想着去学校来提高自己，未批准。内心总是不安的。有时想东想西，愿回中央工作不愿再此工作，由于工作上不安心，所以在工作中表现的不够主动、深入，工作上的成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