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于1948年初，我和邦佐同志在海安县级机关工作，这样接触渐渐多了起来，相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终身伴侣。从此，一起战斗，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相濡以沫五十几个春秋。他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严于律己一贯工作作风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也令我敬佩、令我终身难忘。值此邦佐同志九十诞辰之际，撰述此文记载他的身平，作为永久的怀念。

    邦佐同志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杭日战争阶段历任泰兴县区长、区委书记、县政府秘书、县民兵总队副、西北边区书记等职。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当地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家庭多次受到敌伪的迫害，仍坚定不移，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雄气概。
            解放战争阶段，在敌强我弱的残酷环境下，邦佐同志与广大军民一道在敌后坚持斗争。历任泰兴县代理县长、华中党校十二队队长等职。在工作中不畏艰险，能上能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表现了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历任苏南行署农水局副局长、省农业厅副厅长、泰州县委第一书记、扬州地委常委副专员等职。为了把祖国建设成富饶强盛的国家，邦佐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刻苦钻研业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省农林厅，省报有关指导农业生产的社论、评论等，多数由他撰写，当时一些领导同志戏称他为农业专家。
           文革后，邦佐同志任江苏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五年多时间，直至离休。离任后仍任江苏省农学会副理事长。这一阶段，他任劳任怨，坚决执行党的科技先行的方针政策，千方百计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四化人才。
           邦佐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干一行爱一行。一生兢兢业业，勤奋谨慎，严于律己，对党无限忠诚。受到挫折从不灰心，事情过后，毫无怨言，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他能从旧社会的小学教师成长为新社会的大学校长，这一生的经历，所有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党的培养和教育，以及他个人宽广的胸怀和不懈的努力。
           邦佐同志幼年丧父（两岁不到），因家中破产，靠母亲帮人家做针线及农忙时打短工，将他抚养成人。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读不起中学，故就读于无锡洛社乡村师范。1935年乡师毕业，先后在镇江、南京任小学教师。1937年七七事变，回到原籍泰兴任小学教师。1938年曾与曾涛、谢克西等同志约好，准备同去陕北或皖南找共产党，后因家中有事，他未能去成。同年，与李学民同志等参加“砥砺社”，购买了不少进步书籍阅读，后被敌人发现，就设法将书藏到黄桥镇典当内。1940年，他在黄桥小学任教，同年8月，新四军东进黄桥，他立即投身革命，先任军民联合办事处教育科副科长，后任五区区长。在区里积极收缴枪支，扩大武装组建区队。10月初黄桥决战，他全力以赴做支前工作，组织群众从河里打捞枪支弹药，并打扫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他对敌斗争坚定，以致他的家庭多次遭受敌伪军的迫害，除东西被抢劫一空外，他的母亲及年老的外婆还有不到十岁的长子，都被敌人抓去坐过牢，敌人的威胁，丝毫未能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1944年4月，邦佐同志去苏中党校整风学习，党校在宝应县境内，学习期间，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学员，都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同年12月学习结束，回到三分区（抗战时期，泰兴属苏中三分区），当时的地委书记韦一平同志跟他谈话，安慰她，并向上级反映他的情况，后由苏中区党委做了平反结论。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泰兴县被反动派军队占领，全县军民在敌后坚持斗争。由粟裕同志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第一仗，宣泰战斗（宣家堡、泰兴城）中，邦佐与黄仆、张仲凡等同志一起做后勤工作，邦佐同志是主要负责人，积极组织担架队和军需供应，保证战斗部队的需要。1947年初，敌人以强大兵力向解放区进攻，我军主力撤离南线，泰兴境内，只靠县独立团的武装及民兵坚持反清剿斗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斗争十分艰苦。1947年3月17日，姚家庄战斗中，泰兴县军民遭到顽军四面包围，在突围中，县委书记叶梯青同志阵亡，县长张鹏举同志被捕，押进局点后不屈牺牲，县团武装伤亡很大，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邦佐与一部分同志，涉过几条河，冲过周桥据点（该据点是土顽把守），侥幸突出重围（当时，地委副书记许家屯、专员汪海粟，主持南线党政军委员会工作，驻泰县境内）。当天的下午，敌人大部分撤回据点，邦佐与一些同志联系后，组织乡村干部，打扫战场，将叶梯青书记的遗体，收棺掩埋。为防被还乡团挖掘，特埋平坟，并留下暗号，以备日后重葬。初步清查损失，邦佐与朱映山同志一道去向南线领导汇报情况，汪海粟专员接待了他们，并说，地委领导已从敌人广播中得知泰兴县机关受损失情况，并以研究决定，派谢克东同志任泰兴县委书记，谢邦佐同志为代理县长（因张鹏举县长被捕，尚未牺牲，故用代理一词）。并决定抽调泰州县团一个连武装，由周开锋同志率领，随同邦佐同志回泰兴坚持斗争，原泰兴县团剩下的人员，进行修整。任命邦佐同志代理县长的介绍信，由当时的秘书倪浩堂同志交给邦佐本人的。他们原拟当即返还泰兴，因等泰州连的同志提取换季衣服（在战争时期，多余用物都打埋伏在群众家中，不可能随身携带），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突然情况变化，得到情报，敌人将合围这一地区。领导决定，连夜撤出包围圈，要邦佐和周开锋同志及一个连部队，一齐随他们行动，向如皋境内转移，白天埋伏，夜晚行军，冲过如黄路封锁线。3月19日白天，分区部队打下如皋境内的据点谢家甸，全部人马冲过谢家甸，到达如皋境内东王庄。这时群众家中十室九空，没法筹集粮食。当晚只搞了点山芋，烧山芋茶当晚饭。邦佐同志因疲劳过度，躺在床上不想吃，汪海粟专员亲自端了一碗山芋茶送到他面前。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上级领导对下级的关怀体贴及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令人感动，终生难忘。
         由于机关、部队在此不能久留，领导决定：乘谢家甸（交通要道）尚未被敌人占领，连夜撤离如皋地区。南线领导机关及部队，过通扬运河封锁线，转移到海安县去，并决定：邦佐同志和周开锋同志带一个连武装在原地坚持，理由是怕他们当夜赶不回泰兴，途中会出危险。邦佐同志说，岗位在泰兴，死也要死到泰兴去。许家屯书记就是不批准，邦佐与泰州县委书记周伯藩同志商议如何办？周出了个主意，叫他们跟在分区部队的后面到分路时连夜赶回泰兴，只要中途不出问题就行了。就这样，来回200多里的急行军，加之没有饭吃，更谈不上睡觉，战士们都很疲惫，到达泰州境内时，掉队的很多。邦佐与开峰同志研究决定：留一参谋在此收集掉队人员，要求他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泰兴。刚到泰兴境内又遇有敌情，几经周折，才找到县委，将任职介绍信交给县委书记谢克东同志，后即随县委行动。这时，南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数日后，县委领导开会商量，一致认为，面对强敌，我方内线的武装力量薄弱，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恐难继续坚持下去，最好是要求分区派部队从外线支援，把敌人的疯狂气焰压下去，让全县军民能够继续坚持斗争。但县委必须派人去分区，汇报南县情况，派谁去呢？连续不断地突围，大家都很疲惫，谁也不愿去，谢克东同志很为难，尽说要对泰兴百万人民负责。邦佐同志见此情况，就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去向分区汇报。其实，他已三天突了两次大围，日夜急行军200多里，身体也很不好，当晚决定后，立即动身，生活用品一样未备，只带了谢克东同志的亲笔信和一支短枪，带两个通讯员就出发了。
         邦佐等人当晚冲过几道封锁线和通扬运河，于第二天下午到达海安县仇湖区茂荣乡。这天是1947年的3月27日，天下着雨，我当时在仇湖区工作，分工在茂荣乡。因情况紧张，各村都有民兵放哨。下午我冒雨去查岗哨，走到这个村，听群众反映，村里来了几个人，是从南边过来的。当即前去查问，只见他们全身湿透，正在生火烤衣。经交谈后知道他们是从南线来找分区领导汇报工作的。因群众不了解他们的身份，不肯卖粮食给他们，到此时还未吃饭，经我动员后，群众才卖了几斤米给他们。与邦佐同行的还有泰兴县团副政委周明同志及两个警卫员，周是北撤遇到邦佐而同行的。我将去分区机关的路线告诉他们后，既往别处查哨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邦佐同志。
         到分区后，汪海粟专员跟他谈话，要他留在地委休息，暂不回泰兴。邦佐同志提出：他是受泰兴县委委托来回报情况，请求支援的，无论如何也要将分区的意见带回去，才好交代。汪专员说，地委领导考虑到南线的形势，对仍在那里坚持的同志都将陆续撤出来，以保存力量，待将来再打回去。并决定要邦佐同志留下来，个人服从组织，这是纪律。邦佐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战斗多年的泰兴根据地。后来在尚留在南线的人员中另派了代理县长。由于走得匆忙，且未料到不让回去，故对家属子女未能妥善安排，一直在他离泰兴不久，前妻金鑫被敌人抓去，枪杀在泰兴城北门外，暴尸荒野不准收尸，被野狗啃咬。后经城区区委书记宗毅同志设法以顽属作交换条件，强迫敌人收的尸。金鑫被捕后，留下一个吃奶的小女孩，无人抚养而夭亡。长女培先和长子荣祖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家门，后由当地组织护送出去，才幸免于难。家中房屋被敌人拆掉，东西抢劫一空。在解放战争时期，泰兴军民遭受挫折，邦佐同志个人也是家破人亡。尽管如此，并未动摇他跟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
         1947年秋u，大批北撤同志返回南线（即西进），可地委领导决定，邦佐同志留在海安县任县政府秘书，协助政权建设工作（当时海安县是一分区的中心县）。1948年初，我调县文工团工作，同在县级机关，经常一起转移，接触较多，彼此间的了解也就进了一步，于同年7月，经组织批准，我与邦佐同志结为终身伴侣。
        1948年初夏，地委决定邦佐同志去如皋县工作，并讲明先任副县长，待人事调整后任县长。当时任如皋县委书记的周泽同志，已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地委的决定，后因华中工委要抽调十个县级干部支援淮南，地委考虑到邦佐同志尚未到职，反正须有个熟悉过程，就决定他不去如皋，改往华中工委另行分配。邦佐同志服从组织决定，，于48年8月到达华中工委（当时在合德，现在的射阳县）。工委组织科长谢克东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要向敌占区进攻，现在要培养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为接管城市做准备，故决定邦佐同志到党校学习，先任九队支书、队长，后九队分成三个队，十二队是县团级干部，邦佐同志任该队队长，周爱民同志任支书，我在十队学习。
        1949年4月，邦佐同志随大军渡江后，任苏南农林水利局副局长，分管水利工作。由于国民党的腐败，苏南境内的江堤海塘多年失修，以致49年夏发大水时，松江地区沿海一带不少村、镇被淹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邦佐同志带领一批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奔波在沿海地区，检查海塘情况，研究修复计划。有一次，他们晚上刚离开那个镇，当夜海水泛滥全镇淹没，邦佐及同行诸人却侥幸没有遇难。1950年7月，邦佐同志调苏南行署农林处任主任秘书。
        为兴修水利和筹建望亭农场，邦佐同志曾出面与木材商人打过交道。1951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当时上面提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因此各单位就有了打虎队，对做经济工作以及分管经济的同志都要大胆怀疑，进行审查。加之有人处于个人目的，不负责任的揭发，以致不少同志受到冲击和委屈。邦佐也受到审查，组织上要他一面接受审查一面还要坚持工作，数月后，运动告一段落，苏南行署派驻农林处的三反运动工作组组长王余积同志在大会上宣布：“经过内查外调，谢邦佐同志在与商人打交道过程中，不但没有经济问题，而且没有丧失立场的地方。”不久，苏南、苏北合并，成立江苏省，机关都迁往南京，邦佐同志留任苏州望亭，任江苏省稻作试验场场长、书记。
        全国解放后，新区实行土改，当时政策规定凡参加革命工作在外的人，家中都分一份土地。他家原有土地十余亩，根据人口土改时不进不出。1052年，我们由供给制改为包干制，津贴费有所增加，他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我们带在无锡读书，靠我们二人的津贴费加上小孩子的保育费补贴，供给这兄弟二人的学习、生活费用。邦佐同我商量，我们干革命，吃的国家粮，不应有私人财产，对老家的土地，不要保留，应送交当地政府处理。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他写信给当时泰兴县委书记沙克同志，写明他家田亩数字及所在地，请政府接受处理。他母亲在家与他叔父一起生活，并写信给叔父让其替他把土地献出去，并同时动员叔父也将多余土地送出去，不要剥削劳力。1953年接到沙克同志回信，同意他的决定，将土地送政府处理。
        1954年春，邦佐调江苏省农林厅任办公室主任，1956年任江苏省农林厅副厅长。在农场及省厅期间，邦佐同志认真钻研业务，虚心向技术人员请教，并购买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书籍，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如松江地区金山县、扬州地区兴化县、泰兴县的高沙土等地他都蹲过点，主要是研究生产改制问题，对里下河地区沤改旱、一熟改两熟，两泰地区旱改水等提出规划措施。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适不适宜种双季稻，华东地区农学界开展讨论后，要邦佐同志写一篇文章代表讨论的总结，这篇文章于1957年发表在中国农报上。在省农林厅工作的几年中，邦佐同志曾多次为省新华日报撰写社论，评论等指导全省农业生产的文章。
       1958年1月，邦佐同志调扬州地区任副专员。新华日报驻扬州记者站站长李晓辉同志，要邦佐同志写一本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书，邦佐同志除正常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晚上都写到深更半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写成了“种好双季稻，产量跳一跳”的单行本，笔名用的谢廖夫。邦佐同志的特点是不管写什么文章，从不叫秘书起草，都是亲自动手，有时只请其他同志帮助抄写一下。由于他干一行爱一行，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岗位上认真钻研业务，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文革后期，有一次在南京去看望老省长惠浴宇同志，邦佐问：“惠老，你还认识我吗？”惠老说：“怎么不认识，水稻专家谢邦佐嘛。”这虽是戏言，但也说明省里一些老领导对他肯钻研业务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1958年10月，泰州市与泰县合并，成立泰州县，因是大县，建立书记处，邦佐同志调去任第一书记。在泰州工作三年，正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58年秋冬，全国农村都成立人民公社，搞食堂制，不让农民一家一户单独吃饭，大家都到食堂打饭吃，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食堂。各地的粮食产量都搞虚报浮夸，以致形成了高指标、高征购等三高现象。谁报低了产量就是右倾，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到处放高产卫星，开现场会，谁不信就是右倾，就要挨批斗，要大家学习贯彻。邦佐同志在这样的形势下到泰州主持工作，其精神压力是相当大的。58年冬季，地区在泰兴召开河网化现场会，会后布置各县回去，开展以水利带头的冬季“五大”运动。邦佐同志回到县里贯彻时，发现群众口粮不足，经过调查摸底，他冒着风险提出，全力以赴，安排好群众生活。经初步核算，每人每天按半斤原粮标准到来年麦收，全县缺粮几千万斤，怎么办？经研究，决定上报地委，要求调拨粮食支援。为了对群众负责，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他没有考虑个人得失，只是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了要粮的理由充分，曾组织部委办的同志，在姜埝公社解剖一个大队弄清粮食的实际情况，并研究总结出“五多”，即“收得多、上缴多、吃得多（当时全国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种子留得多（密植）、霉烂损失多。”这样，在地委会议上汇报情况，要求支援粮食。当时，与会各县无一人向地委要粮，在这种情况下，邦佐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提出要粮的，幸好，地委领导没有批评他，并同意调粮食给泰州，这才把心放下。
       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盲目跃进，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几年内群众生活很苦，口粮不足，靠瓜菜代充饥，每到青黄不接时，以猪草，榆菜叶等填肚子。1960年春，我在乡下蹲点时，我们工作组的同志都跟群众一起吃过榆树叶子等（当时下乡工作一定要与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因粮食紧张，地委原定要兴化（产粮大县）调拨部分粮食给泰州，可迟迟未能调到，后来得知，兴化已无粮食可调。为解决农村群众的吃粮问题，邦佐同志焦虑万分，想尽一切办法，并研究决定，城镇定量人口，每人（成年人）每月节省2斤粮，支援农村，我们家带头执行。我们家小孩多，定量标准低，三周岁以下每月7斤粮，其余9-10多斤不等，满12周岁才按成人标准，每月24斤。我们身边六个小孩都在12周岁以内，吃粮标准很低，加之副食品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油，上面规定不吃猪肉，连毛主席都几个月不吃肉。我们小家庭因人口多，定量粮不够吃，除吃南瓜外，还找些乔乔子、马齿苋等野菜补充。我们在城里吃定量尚且如此，农民群众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邦佐同志为人精明，工作细心，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对群众的疾苦，丝毫不敢大意。公社干部汇报工作，稍有含糊，他必追根究底，一旦发现哪个地方缺粮，立即设法调拨粮食和代食品，连春节都不休息。
       1962年春，开展整风反右倾，上面规定按在职总人数的2%为重点批判对象，8%为小组批判对象，这种规定不从实际出发，主观定指标，但下面还非执行不可，否则就是右倾。为了少伤害一些同志，他同大家研究，最后想出办法，将出差、下乡、生病等人员剔除，使参加学习的总人数降低来提高百分比，尽量做到少伤害一些同志。
       在那个困难时期，邦佐同志严于律己，与大家同甘共苦，不搞任何特殊化。有一次在里下河片一个公社蹲点，每天吃食堂伙食，一天三顿粥，公社书记见他身体不好，怕他坚持不下去，就煮了几只鸭蛋，用手帕包着，带到他的住地，邦佐同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语重心长地说：“群众天天这样生活，我们才下来几天就受不了了，要额外加餐，这让群众知道，政治上的损失太大了。”建议将鸭蛋分给在场的同志每人一只，以后下不为例。1960年春，我带一个工作组在东南片的梅垛公社蹲点。一次，回县开会后，正好邦佐同志要去东南片检查工作，我与他一同去，同行的还有当时的秘书杨振甲同志。途经张甸公社，谈过工作后，到了吃午饭时间，他交待公社书记单桂山同志，午饭跟大家一起吃食堂伙食，单书记说：我们公社自己磨的水粉，中午就搞点水粉吃稀饭。邦佐说，既是你们自己磨的粉子，就大家一起吃吧。开饭时，公社领导从对面小吃店里炒了两盘菜，邦佐同志坚决不肯吃，并讲：不是说好了，吃点水粉就稀饭吗？并动员他们说，菜还是热的，赶快退回去，店里还可卖给其他人吃，弄得公社的领导很尴尬。另一次，我到顾高公社开会，该公社一位干部对我说，今天谢书记来了，害得我们没有吃的成猪肉。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平时按规定不准吃猪肉，今天是搞电灌，装高压线，为了招待装电线工人，食堂杀了猪，本以为我们可以沾光吃一顿肉，谁知谢书记来了，公社领导知道他不肯吃，所以猪肉没有上桌，我们也就吃不成了。还有一次，县级机关食堂为招待装高压线的工人，杀了猪，办公室副主任居瑞林同志，拿了二斤猪肉来我家，他说，你们家小孩子多，口粮标准低，谢书记身体不好，营养不足，食堂杀猪，顺便拿来一点，你们照付钱就是了，可邦佐同志坚决不肯要。他说，机关内那么多同志，我拿了，别人怎么办？我们不能特殊。弄得居主任很尴尬，把猪肉拿走了。
      还有一件事，对我们全家印象很深。他前妻生的长子荣祖，1957年南师附中高中毕业，未能考取大学。国家号召上山下乡，邦佐同志就动员孩子回泰兴老家参加劳动锻炼，将来再考大学。回去不久就开始大跃进，各地兴办农中，当地组织根据他的劳动表现，选派去当农中教师，上面规定，农中教师一律不准考大学和改行。1959年，泰兴组织上送他到南京教师进修学院学习一年。一次地区召开各县宣传部长会议，，泰兴的宣传部长与泰州的宣传部长商议，准备让小孩学习结束后，调泰州安排公办学校工作，这样就成为国家正式教师，户口也可迁到城市，而泰州则另派一名农中教师给泰兴，作为交换。当时，泰州的宣传部长是张晓明同志，一次县里开大会，我与张部长坐在一起，张就对我谈及小孩的事，说他与泰兴组织上已谈好了。我知道邦佐同志的为人，所以下班后，就将此事告诉了他，他当时就很着急地说，不合国家规定的事，怎么能这样做呢。第二天上班后，他就找了分管文教的书记刘文俊同志，请他跟泰兴有关组织通电话，这事不能办。他说，小孩在泰兴工作，当地组织上根据国家规定及本人表现，应该怎么使用，是他们的事，我无权干涉，要是因为我在泰州工作，就把他换到泰州来违规使用是绝对不行的。因他态度坚决，此事就作罢了。后来农中又解散，孩子转到社办厂工作。这个孩子自他母亲牺牲后，就一直带在我们身边长大，1957年下放劳动，才将户口转回农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92年因病去世，还是农村户口。
     1960年秋，邦佐同志压力太大，缺乏营养，终于累倒了，发高烧住医院，地委领导很关心，要县委保证他的营养。当时泰州人民医院院长申平同志要食堂杀了一只鸡给他煨汤，可他不肯吃，最后他建议，同病区的病员每人分一碗，以后再不要这样做。因当时的物质条件太差，我们家大人小孩八个人先后患肝炎。专家会诊，邦佐同志为早期肝硬化，地委领导批准他转南京工人医院治疗，另行派人任泰州县委书记。
     同年冬季，全国开展反五风运动。新来的书记对过去的实际情况不太了解，原来领导层中少数人，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以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邦佐同志。将五风造成的后果，如农村群众因口粮不足造成一些人生浮肿病甚至死亡等问题（这种情况有的县比泰州还要严重些）硬要邦佐同志个人负责，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并要他出院回泰州接受审查，地委没有同意，故当时未出院。泰州县委整理材料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省监委副书记康迪同志带人坐镇泰州，将邦佐同志在泰州工作期间的所有讲话稿及广播录音等全部审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他个人提倡的五风错误和工作上违反纪律的行为，这时，泰州县委又提出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1年秋，邦佐同志身体状况稍有好转，即出院回来，后来由地委副书记张利群同志负责主持，由邦佐同志本人与泰州县委当面核实材料。他在泰州工作两年多时间，共有13本工作笔记，他平时工作细心，笔也勤快，不论是到上面开会，还是同下面同志开会，笔记本不离身，甚至以膝盖当桌子。因此，两年中，上级开会，什么时间，布置的什么任务，回县如何贯彻上级精神，以及哪个公社什么时候缺粮，缺多少，他们是如何采取措施，调拨多少粮食，笔记本上都有记载。经过核对，他没有乱刮五风也没有不顾群众死活的官僚主义，在所有县中，他是第一个向地委汇报缺粮，要求地委调拨支持的。事实胜于雄辩，强加给他的罪名站不住脚了。后来有同志开玩笑说，十三本笔记本救了谢邦佐。直至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对“五风”问题作了客观分析，不强调下面的责任，这时泰州县委才给邦佐同志做了结论，上报地委。县委意见是“免于处分”，地委研究认为：关于“五风”问题，地委有责任，故改为“不予处分”（说明他没有触犯党的纪律）。上报省委批准后，纠缠了几年的泰州问题才告结束。后在文革中，又有人翻这老账批斗他。在泰州工作两年多正赶上大跃进期间，吃了千辛万苦，呕心沥血，承受了重大压力，反五风时，却受了很大委屈，当然其结果还是实事求是的。
     1962年，邦佐同志调扬州专署任副专员，这时全国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物质生活仍很困难。我们家孩子多，年龄小，口粮定量标准低，他母亲已70岁高龄，在农村吃山芋叶子充饥，以至全身浮肿来到扬州。我们本来口粮就紧，再增加一个没有户口供应的，就更困难了。曾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吃过一顿干饭，稀饭还要以青菜、茼蒿掺和补充，加之没有油，孩子们都面黄肌瘦。最困难时，曾设法买些洗面筋的水浆淀下的渣子，甚至已发酵变酸并且生了蛆，用清水淘洗后充粮吃，每到月底都要预支下月口粮。当时我们宿舍临时住在翠园招待所内，所长、会计等同志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便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后来，办公室秘书曹庆福同志来通知我说，办公室与公安处、机关党委等部门研究，认为谢邦佐同志的母亲年龄大，已丧失劳动力，而且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应当随儿孙生活，要我将其户口迁来扬州，交由公安处帮助办油粮户口。我将此事告知他后，他坚决地说，不行！现在国家动员城镇人口下农村，减少定量供应，我作为政府部门领导人之一，怎么可以将农村户口迁往城市？若说我母亲年纪70岁，还有人家父母80岁、甚至90岁的怎么办？要孝顺母亲，靠我们全家节省，绝不能违背国家规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赞成他这种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精神，因此，回复了曹秘书：谢谢领导的关心，眼前困难我们自己能克服。他母亲于72年冬在老家去世，户口仍在农村。邦佐同志一贯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不讲究吃穿，在家中也从不享受特殊待遇。他工作较忙，经常晚上都到12点左右才回宿舍，那时晚上加班也无夜餐可吃。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老保姆见他身体不好，吃点稀饭上班，怕他饿就设法做了一碗面条给他吃，他却将面条往每个孩子碗里分一点，自己还是喝点稀饭去上班。
    1963年后，他担任地委常委、副专员，专署党组副书记，主持专署日常工作。他与同志相处，心胸宽广，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工作出发，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专署工作期间，有两位原在泰州县委的同志，因故受了点挫折，调到地区，邦佐同志没有计较反"五风“中对他的不公正，相反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安排好工作。他主动提名让一位任处长的同志，参加专署党组为成员，对另一位同志他建议其担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物资局长。地委讨论通过，报省，谁知省里不同意，只批了物资局长，不批副主任。邦佐同志一再向省有关部门反映，最后省里同意了，任命该同志副主任兼局长，他这时才在会上宣布任职通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同志的积极性。
    1966年，”WG“开始了，林彪提出，这次革命，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因此全国上下，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地委常委六人首当其冲，整天挨批斗，挨打罚跪，揪头发，隔离审查一年多。1968年初，60军干部来杨支左，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要有原地专机关领导干部参加。军管时成立生产班子，曾拟结合副书记兼专员李忠同志，后因造反派不同意而未果。因此，60军支左干部，经过调查，认为谢邦佐同志历史清楚，平时工作勤勤恳恳，准备结合他并同志他去北京学习，后未果。68年3月，要他在大会上做亮相检查（其实他本人并不希望结合，只求不挨批斗、参加劳动就行了），同时做亮相检查的还有最早起来造地委反的组织部长。当天夜里，他那一派的群众，大字报满天飞，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谢邦佐的头上，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什么”五人核心小组“黑后台等等诬陷，以至对他继续关押、军管、批斗。当然因大多数群众不同意，那位组织部长也未能结合，后来军代表就将原地属扬州市委书记龚松柏同志结合到地区革委会。1969年4月，地区召开大会，下属各县市都派了革委会及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会上宣布了对谢邦佐的审查结束，予以”解放“。这时，就跟其他学员一样，星期日可以回家休息。因长期被体罚批斗，身体状况很差，不久突发高烧并血尿，住院治疗，初步诊断为肾结核，并拟手术摘除肾脏。至1970年春，经省卫生厅批准，去上海中山医院请老专家熊汝成会诊，结果排除了结核，免去了一次大手术。
    1970年0月，林彪、”四人帮“又提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机关内有少数派性严重的人，对谢邦佐没有被打倒不甘心，正好借挖”五一六“，半夜搞突然袭击，将他关起来，成立专案组，密封批斗。我与他同在”五七“干校，两年多未准见面讲过一句话。这次审查，完全是逼供信，用法西斯方式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身摧残，通宵批斗，不让睡觉，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后来才知道，邦佐同志在隔离批斗期间，血压曾高到130-230，鼻子大出血，也不让去医院诊治，门牙被打活，后来去诊治，医生用手一抹，牙就掉下来了。在那疯狂的年代，不仅他本人受到迫害，而且诛连九族。70年10月至71年上半年我也被办学习班，上午、下午、晚上一天三场斗争会，半年多不准回家，宿舍里贴满大字报，逼我交代谢邦佐的问题。可我心中无愧，所以在批斗会上据理力争，被认为态度不好。71年春，我发40多度高烧，经医生检查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要住院挂水治疗。我的小孩将医生证明送去干校请假，结果不批准，小孩只好用自行车把我送回干校，继续接受批斗。1972年初，在翠园招待所办学习班，我又被审查几个月腿跌伤了也不让在家休息，孩子们用板车把我拖去学习班，扶着墙用一只脚走路，当时真是求救无门。
    不仅我自己受株连，孩子们也受了很大的委屈。当时规定一家有两个毕业生，下放一个。而受审查的老干部，子女就有几个下放几个，而且不让在近处，也不论年龄大小。1968年，我们在扬中读书的4个孩子，两个高中，两个初中，同时去兴化农村插队劳动，老四不足16岁，按规定是童工。1973年冬季征兵，老四谐波夫在农村报名，验上了特种兵，在地区掌权的军代表说他父亲审查未结束，不让参军，使孩子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这个孩子直至1977年冬才招工回城，在农村待了十年。1973年暑假，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的女儿谢渡南在农村劳动表现很好，当时群众推荐她上学，考试后，扬州师院录取了，当时在扬州地委革委会掌权的军代表不同意。为了子女的前途，我想找他当面反映情况，他在市委大礼堂开会，我就坐在院子里坡台上等了几个小时。散会后我进礼堂找他，反映小孩上学问题，他大袖一甩，一面走一面说：不行！虽说小孩表现是不错的，但她父亲的问题未结束，还是不能上学。我在地上坐了几个小时，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我女儿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后来，高邮师范招生，她只好上了师范。
    1972年，五七干校的负责人（军代表）还武断地对小孩说，谢邦佐是敌我矛盾。有位炊事员同志悄悄对我说，近来老谢身体很不好，专案组成员每天替他打的饭少，一顿只要一两。这使我很担心，因为原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李忠同志已被迫害致死，而且还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我想万一邦佐同志身体坚持不了，出了事，审查尚未有结论，按他现有的罪名，我的子女岂不要背一辈子政治包袱。于是，我就找五七干校负责人，问他谢邦佐的病情，并要求送他去医院检查治疗，如要绝对隔离，我们家属保证不去见面，而他却打了一顿官腔。回家后想来想去，决心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向党中央反映扬州地区执行政策以及谢邦佐同志受迫害的情况。考虑到信在邮局会被扣押，就写信给邓颖超同志，请她转给主席和总理。信是1972年9月12日写好，因怕寄不出去，后来设法带到外地发的，信里写明我的宿舍住址，并要求不能原信下转。
    1972年冬，邦佐同志母亲病危，干校领导批准他回老家，专案组还派人同去，当夜母亲去世，两天后处理好丧事即回扬。他来去都经过我们宿舍大院门口，但不准回家。文革期间，最使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出于个人目的，闹派性，搞极左、违反党的政策、打人骂人、对受审查的干部进行人身摧残，这些人反而成了革命的左派，大多数都升官了，而对党忠诚、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干部却成了反革命，真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1973年春，专案撤销，但只准在干校休息、看病，不让回家。至73年夏才允许回家，但还要在干校学习、劳动。至1975年春，在扬州地委工作组临时工作，同年十月，任扬州地委家畜委员会副主任、农水领导小组组长。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扬州地委以扬委组（79）383号文件”关于给谢邦佐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并对审查期间形成的材料，除退还本人的以外，其余一律由组织上销毁。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正准备落实他的工作时，不幸于76年11月22号下午，在去苏北农学院参加大会途中，遭遇车祸，左腿股骨颈骨折，住院治疗一年多，动过两次手术，最终落下二等乙级残废。
    1978年初，省里决定他到江苏农学院（文革中南京农学院与苏北农学院合并办学）工作，任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不久，组长陈西光同志因病回南京休养，省委决定由他主持学校工作。谁都知道，文革十年，高校遭受严重摧残，加之分校矛盾突出，工作中问题多、难度大。1979年，南北农分家，南京农学院迁回南京，江苏农学院留在扬州，邦佐同志任苏农筹备组负责人。后省委任命他为副书记、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就是说要他挑正职的担子，而享受副职的待遇。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都是服从，从未讨价还价过，尽管省委因种种原因叫他以副职身份，担正职的责任，长达五年多时间，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毅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想把工作做好，为恢复与发展江苏农学院尽了自己最大努力。邦佐同志1956年就由国务院任命为江苏省农业厅副厅长，后在扬州任地委常委副专员、专署党组副书记。文革前夕，拟提为地委副书记，因文革开始未果。任厅局级职务近40年，到1995年3月，才定为正厅级。他在农学院期间，培养、充实师资队伍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原农学院的几位老同志，都写了较详细的回忆文章，故不再赘叙。
    江苏省教育经费有限，故使学校发展受到制约。为开辟经济来源，经江苏农垦局领导的帮助，与国家农垦部搞联合办学。江苏农垦局局长施光前同志，副局长孙逸同志均是邦佐同志在省农业厅的老同事，故在与农垦部联合办学一事上，他们很热心，努力促成。当时农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袁仁进同志负责来回联系，终于达成协议，农垦部投资495万元。80年代初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邦佐同志在学院工作几年，从未用公款请过客，国家农垦部的王副部长为联合办学，来扬州考察，在学校招待一顿饭，费用由所有参加作陪的书记、院长大家分摊，即所谓抬石头。一次省农垦局的副局长来学校与他谈有关问题，下班时将客人带到我们家中招待便饭。
    邦佐同志的前半生，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回忆起来，令人心潮起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庆幸的是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切是非曲直都实事求是地分清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1983年底离休后，仍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的改革、创新和发展。随着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个人的工资也增长了很多，真是丰衣足食。加之子女也都孝敬，使他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目前，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将越来越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正在逐步实现，邦佐同志地下有知，一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