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是一名主任军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曾治愈病患无数。他是我心中的形象高大、和蔼可亲、不拍困难、能力过人，受人尊敬的父亲，是我儿时心中坚强的靠山。父亲有着高大的身躯、智慧的大脑和坚实的臂膀，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及对家人的责任心和爱心使我坚信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父亲年幼参加革命，抗日战阵时期，背井离乡，转战南北，在战争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父亲曾给我们讲述过许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追赶白崇禧的队伍，一路急行军，因为越走越热，南下的部队一面走一面脱衣服，进入广东后就只穿衬衣了。北方的将士们对南方生活有诸多的不习惯、不适应，天天吃米饭，以至于大家想办法把米做成面来吃，我不知道米线是否是那时诞生的。总之，困难重重，但在从父亲口中从没听到半点儿诉苦和抱怨，似乎父亲对过往的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父亲的医术很高，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经成为年轻的主治医师了，那时我还没出生，父母为了保家卫国，丢下两个年幼的哥哥，随着志愿军的大部队，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奔赴前方。父亲作为骨外科主治军医其责任重大可想而知。由于天气寒冷，条件艰苦，生活简陋，父亲在朝鲜曾患上严重的肺疾，高烧不止，曾一度病危。作为医生的他和母亲精通治疗与护理，悉心治疗与呵护，终于转危为安。这件事父亲从未提起过，都是后来听母亲讲述的。
       父亲高超的医术源于他的灵气与勤奋，最主要是勤奋。记得小时候父亲常督促我们兄妹三人认真读书，也经常讲起他刻苦学习的故事：当时没有书，父亲把能借到的医书要尽快地抄录下来。为了节省纸张，字写得很小，即小又工整的字写满了几本厚厚的笔记本。这功夫是现代人所不可想象的。
       自记事起，就记得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是书桌和一个大大的书架，上面放满了大小不一的书籍，当然主要是父亲的医书。父亲视学习为乐，从未见他读书时唉声叹气。那时，工作8小时回到家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陪我们散步和听收音机。有大手术之前必看书。又厚又大的医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看到父亲聚精会神地看书时，我们都自觉地保持安静。
       父亲除了读书学习，还勤练手术技能。记得我还在幼儿园时他就教我和哥哥们练习打结-用和头发丝一样细的线左右手同时打，我随小但很愿意凑热闹，我们兄妹三人的手指头的灵活度似乎都赶不上父亲。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熟中生巧-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能练到纯熟就都能做好。”由于父亲出于对医学的热爱，他和母亲的最大愿望是希望我们兄妹三人都学医。可惜我们生不逢时，赶上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父母的愿望未能实现，对父亲来讲是一桩憾事。
      骨外科大手术大多由父亲主刀，同事对他的评价很高，曾有一位来自上海同事说过：“我就佩服刘大夫，一刀下去，说哪儿就哪儿，毫不含糊。”医术精益求精是父亲一生的追求。医术高必然辛苦要多些，那时是没有加班费和红包的，红包这个词在当时还没产生。父亲视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为己任，随叫随到，从不推脱。有急诊时值班护士三更半夜来敲窗户，那时我家住在一楼，估计也是为了方便叫急诊的。睡梦中听到敲窗户，叫急诊多了，我也学会梦游急诊了。听妈妈说我起夜时竟然也闭着眼睛说“我去看看有没有急诊。”当时还没上学呢！
        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军队要“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连夜迎接“最高指示”，背诵红宝书，刚上小学的我们也要宣传毛浙东思想，编舞、跳舞，组办宣传队到处演节目，兴奋了一两年便迎来来战备疏散。疏散分为一、二、三梯队。我们疏散的方向是陕西。傍晚，家家户户由贴标语、刻忠字改为钉箱、装箱了。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鼓舞下，家家户户自力更生。搬家要运输，运输的装备是木板和钉子。我们家能把木板变为箱子的主力不是别人，正是拿手术刀的父亲。父亲白天工作-抓革命，晚饭后钉箱子-促生产，为的是战备大转移-撤离基地，转战到后方。
        忙完家庭物资装备，父亲没有休息，即刻随着第一梯队先行撤离。来到陕西南部一个名叫洛南的县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