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那些话
    一、父亲
    父亲是2002年1月26日走的，享年79，虚岁80。那一年，我49，虚岁正好50。算起来，好像与父亲的相处时间有近半个世纪，其实不然。父亲自1959年被下放至富春江，到1983年底回杭，在这25年中，父亲应该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不知那时是几天，至于其它节假日是否回来已经没有印象了。我仔细回想，6岁以前，除了幼儿园里有一个坟地边散步的恐怖场景，就没有其他包括父亲在内的记忆了。这25年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父亲的好日子，是从1984年开始的，政治上平反了，又退休回杭，每天可以看书喝茶与老同学聊天，又因为退休关系挂在省电力局，所以参加了几次组织的旅游，只是那时还没有出国游，这对于一向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父亲来说，也是他人生诸多遗憾中的一个。1990年1月8日，父亲患病手术，此后，除了医院，他不再下楼。
    想到父亲，总是想起二个词，才华与悲剧，总是习惯将父亲的一生与时代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总是要感慨个人与时势与国家的关系，甚至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父亲人生的辉煌时间，是在解放前学生运动到解放初期的那段时光。多年后，父亲谈起那些岁月，对往事依旧神采奕奕，对细节依旧历历在目，我记得的有，他一个晚上写了一万多的的文字，是浙江日报评论员文章；他抱着我，新华社的记者为我们拍了照；我记得最牢的是这样三句话，第一，多种花；第二，好事要赶快办，坏事可以拖一下；第三，要知道什么话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对什么人说。
    这三句话，我不仅印象深刻，还身体力行了前面二句，愿意助人，不爱得罪人，工作中特别在后面十几年的办公室工作中，凡是领导交办的，政策上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巴巴结结地在第一时间抓紧办了，感觉对大家不是很友好的事，能拖则拖，拖不过去再说；而最最重要的第三句话，记的是当年父亲作为市委秘书科长，为了一个发言还是一篇文章，领导顾春林伯伯对父亲说了上面的话，父亲说他一直铭记。虽然我没有做到，但却是记的牢牢的。也曾把这几句话告诉过儿子，只是不知他记住没有。
    二、母亲
    母亲离世是2015年10月7日，因为过了生日，应该算是89岁走的吧？那一年我就要63了。除去下乡的5年，其实是4年，中间因为肝炎在家休养了一年，其他时间，甚至包括结婚以后，都好像没有和母亲分开过。所以记忆绵长却又具象，点点滴滴却又栩栩如生。可是细细想来，只有那句“我就抓住二个，一个是工作一个是子女”成了母亲的金句，深深镌刻在我和妹妹以及乒乒文文的记忆中。那么，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语都去了哪儿？
    母亲对我们影响更多的是她的身教。她乐于助人，一些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抖来绑去的事，即使力有不逮，母亲也千方百计竭尽全力。比如她曾经为遭受出轨和家庭冷暴力的女教师出面打官司，促其离婚助其再婚；曾经将我山东表哥的女儿、南京表姐的女儿分别接到杭州，管吃住管学习，只是想提高她们的成绩；曾将我姨妈患病的女儿接到杭州住院治疗；主动为裁缝师傅的儿子寻找外语补习老师；为办公室同事寻找开刀医生东奔西跑。这样的事举不胜举，桩桩件件在眼前。
    母亲另一个很突出的就是对待工人师傅的态度。小时候，房子坏了，水电出问题了，翻被子了，做衣服了，等等，在和这些劳工师傅们打交道时，母亲的热情周全至今记忆犹新，从称谓到茶水香烟，客客气气，从无责怪从无呵斥，支付工钱时，母亲总是说手头松一点，给的宽一点。凭着这份对师傅们的尊重，母亲也得到了师傅们的好感和关照，他们愿意留下联系电话，让母亲下次有事再去找他们。母亲的老家在安徽雄村，真正的大户人家，外公曾是合肥县长，反清革命党人。外婆是外公的二房，母亲仿佛始终记着在旧式大家庭中那一份寄人篱下的感受，记着10岁就开始的逃难求学生活中的种种艰难，以及解放后政治中残酷的一面，生活中冷酷的一面，她始终腰杆毕直，对上面对周边一些冷眼相看的目光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而对那些师傅们，却礼数周全，尊敬有加。我想，一方面，母亲一人挑起家中所有大事小事琐事，上有婆婆，下有小女，她必得用心呵护，争取多方面的帮助。她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要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另一方面，则是母亲原生大家庭天生自带的教养和品质。我的理解是，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人情世故的底层颜色：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还有一句当下流行的注解：如何对待弱者，是一个人真正的教养。
    已近清明，已是清明。在这行人皆断魂的时节，在这不思量自难忘的日子，写下如上，以示怀念。
                                         燕妮
                                     202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