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爱党情怀
陈桂芳
一直觉得这个题目很是矫情，但我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母亲的忌日快要到了，谨以此文来纪念我那美丽泼辣能干勇敢的母亲。
——题记
母亲并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可母亲却对党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热爱之情。
这主要缘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
记得八一年以前的农村是人民公社体制，生产队里分粮食要按工分的多少来定。我爸爸经常在外面做工，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在家，虽说我们兄妹可以帮忙在家里干点“零星活”，但出去挣工分这样的事母亲是断然不准我们干的。因此，当别人家的孩子学会插秧打谷能挣四五分工一天的时候，我和哥哥除了放牛、扯猪草，其余什么也不会，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双手。每次队里分五谷杂粮，我们家总是排在最后，分得最少。当时队里有个别人总认为我们家出工的人太少，拖了队里的后退，吃了别人的“剥削”，言语之间常含不满和讥讽，“泼辣”的母亲对此一般不予理睬，如果有人实在“欺人太甚”了，她就会像老鹰一样护住自己的孩子，勇敢迎战。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我们居然从没有过饥饿的记忆。
八一年，春风吹绿江南岸。
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我家分到了几亩田地。很清楚的记得，当年母亲分到责任田后回到家里把我们四兄妹叫到一起，喜不自禁地对我们说：现在好了，再也不用遭别人的白眼，受别人的气了，妈妈要带着你们种出最好的粮食，让别人看看，究竟是谁在“吃剥削”。
当时村里有个别人认为，母亲一个女人家带着四个孩子是不可能完成那些只有男人们才能干的农活的，等着准备看笑话。没想到，家里的责任田硬是被从没摸过犁耙的母亲带着孩子们搞定了，我们家的粮食居然还获得了大丰收，让那些想看笑话的人不得不佩服。
第二件事就是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高考制度。
如果说，生产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让母亲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对党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那么，高考制度的恢复，更是让母亲从此和党结下了一段真挚的爱恋情缘。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母亲无暇关心时事，但她却时刻关心孩子的前途。解放前，外婆家里比较富裕，母亲她们过的是无忧无虑的富足生活；解放时，家里的房子、田土都被分了，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幸亏这一切没在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母亲脑海里留下丁点记忆。
但母亲嫁给爸爸后，有一件事一直压在她的心头，让她不得不为孩子们的前途担忧。
爸爸本来也是出生在贫苦家庭，可因为家里的叔爷爷曾是国民党张灵甫将军的部下，我们这个家族因此被划为富农。从此，本来读书成绩非常优异的父亲陷入人生的低谷：升学无望、找工作无门。那时读大学是要靠推荐的，这样的家庭成分，做什么也轮不到父亲。
父亲被耽误，母亲认命了。可是，如果自己的四个孩子还因此被耽误，母亲不疯掉才怪呢。因此，这件事一直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母亲的心头。
我们渐渐长大，转眼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七三年，哥哥读小学；七五年，我读小学；七七年，弟弟读小学。可“冰冻”仍然没有丝毫解冻的迹象，母亲眉宇之间锁着深深的忧虑；不过母亲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我们的要求，每天繁忙之余，还记得督促我们的学习。
好像是哥哥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特高兴地回到家里，又一次把我们叫到跟前，郑重地说：“你们一定要努力读书，给妈妈争口气，读到哪里，爸妈就送到哪里。”
八零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我们的乡中学。母亲高兴极了，每天更加拼命地干活。 第二年，母亲和爸爸商量，准备把成绩优异的我转到当时教学质量很不错的区中学去读书。区中学离家二十多里，那时车子很少，每次回家都要走路，更何况原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那么好，学校死活不肯放人，从没离开家的我怎么肯去那里读书呢。因此啊，尽管我在当时的插班考试中同样顺利考了个第一名，老爸也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可我就是不愿去。这下子可好，母亲的泼辣劲上来了，她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告诉我只有去读这一条路可选。最后，我只得满腹委屈的服从了。
八三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专；第二年，哥哥顺利考上大学；两年后，弟弟又考出去了。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方圆十里，不再年轻的母亲心里跟喝了蜜糖似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逢人就说：搭帮党的政策好，要不然我的孩子哪里会出去啊！
自此，母亲对党有了一种近乎虔诚的热爱和感激，至死不变。每当我们碰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看到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发出感慨议论时，母亲就会说：不要去管别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啦；没有邓小平，哪有你们的今天哦！
此话一出，我们马上闭了嘴，心中再有牢骚也不会发了。是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我们每个人只需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啦！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只是今天，母亲早已成为了内心深处那道不敢触及、无法愈合的伤痛，但母亲的爱党情怀却长存于我们心中，这也算作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缅怀母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