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在正月初四的傍晚。父亲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走时，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个、两个儿媳、两个孙女和不满一周的孙子、外孙女和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在床前。他老人家走得还算安详，肝癌、喉癌引起的痛苦时间并不长。虽然我们想方设法的治疗，从市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 、北京同仁医院 、肿瘤医院都治疗过，做过超声刀、射频等手术。但还是没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父亲走时，什么话也没留下来。他的病我们一直瞒着他，开始他没意识到他会走，等意识到时已经说不出什么了。在他弥留时，迷迷糊糊说的全是村里的事，什么街里垃圾该清理了，变压器该修了等等。他当了二十年的村干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履行职责。虽然我们已经伺候了四个月了，但当他真的离去时，我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心都碎了。
     父亲很勤劳。他出身贫寒，在姊妹六个中他是老大，高小毕业后，他才十五、六岁，就早早帮爷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先参加宣传队，后来当村电工，别的电工都是不忙时在供销社歇着聊天，而他在空闲时总是背着筐到地里割草沤粪挣工分。到改革开放后，他开始经商，先是和别人合伙开面坊，后来开油坊。家境开始慢慢好起来。尤其是在办起棉油加工厂后，渐渐成为最早富起的农民。就那样他还是那样勤劳，甚么活都时和工人们一起干，而且是带头干。从不在一边歇着指挥。在家里也是一样，别管晚上睡得多晚，早晨总是早早起来，扫院子、扫门前街道。后来乡里做工作让他当村支书，当时他的棉油加工厂正红火，而我们村里乱的不行，村经济一穷二白，没人愿意当干部。乡干部想让我父亲这个能人改变村里的面貌，就一直在动员他。父亲这个人很豪爽，架不住乡领导轮番上阵做工作。先是当村主任主持工作，后来入了党担任了支书。他一上台就不负众望。开始招商引资。先是找了石家庄一家军队办事处，在我村开石膏矿，我村以土地入股。后来又开办村石膏加工厂。村里富裕后，他开始为村里办实事。先上变压器、打机井解决村里的灌溉问题。又将村里所有的街道都进行了硬化。又立集市搞活商品流通。让一般群众能够做个小做买卖挣个钱贴补家用。后来又在我村搞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鼓励群众利用石膏资源优势办厂，经过几年努力。使我村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成为县里比较富裕的村。
    父亲很节俭。他不讲吃不讲穿，没别的爱好，就是平常爱喝两口。他从来不买衣服，我母亲给他买什么，就穿什么。儿女们大了，在他生日时，给他买几件衣服，他平时也不穿。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我母亲从柜子里拿出好几件衣服，流着泪说这些衣服你爹都还没沾过身。他抽烟从来不抽好烟，说好烟没劲。喝酒也不讲究，什么酒也能喝。五块钱一瓶的老村长他照样喝得津津有味 。更不讲究菜，剥个生花生仁下酒，是经常的事。过年过节，儿女们给他拿的好酒好烟，他自己总舍不得喝，等家里来了客人，却也很大方的拿出来让大伙放开喝。一边喝一边说：烟是小子给买的，酒是闺女给拿的等等。他是在显摆自己的儿女有本事，为自己能有这样有本事的儿女自豪啊！在住院期间，他总是念叨，已经花了好几万了。我的病没事，别再花钱了，我回去把烟酒戒了，再吃点药就好了。父亲啊，你辛苦了一辈子，给儿女吃了这么多的家业，怎么连给自己看病花钱还舍不得啊！
    父亲很豪爽。走路步子很大，干起活来动作很大，也很快，乡下话叫出活。而且总嫌别人干活慢，家里的活从不让儿女们插手，用他的话说嫌我们不中用。就是在农忙时，也不让我们回去。说你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你们。说话嗓门很高，我母亲总说他说话总想和别人吵架。脾气很暴躁，年轻时，几句话不和，就能和别人动拳头。他的豪爽仗义在附近三里五乡是出了名的。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敬佩他。在我们乡里工作过的人，调走后有事会到乡里，总忘不了给他到个电话，一块喝几杯。平时家里总是人不断，乡亲们没事总愿意和他聊会儿天，喝点酒。每逢这时，他也总是毫不吝啬的把家里的好烟好酒往外拿。谁有事求他帮忙的，他总是热心的帮忙。有时自己赔着钱跑。他总是教育我们，乡亲们用着时，一定要热心，能办时办，不能办事也要热心跑。他下葬那天，乡亲们都说，这么多年了，下葬这么多乡亲主动去坟上的，在我村很少。给他的评价是：说话难听，但是对人没赖心。
      父亲，祝你在天堂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