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忆旧情结下的探寻之路
——纪念父亲严忠铎逝世50周年
严 俊
一阴影笼罩幼蒙眬
俗话说“人至暮年常忆旧,白首最念少年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到5岁我即离开父亲过继于亲友，在童年记忆里，我对父亲印象的轮廓犹如黄昏时暮色一般蒙眬。少年时代我也与同学们一起朗诵：“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句毛泽东赠与青年的名句。但是随着背后的指戳：“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从此我就伴随一道无形的阴影成长。青年时期曾与父亲一起渡过艰难困苦十分短暂的三年，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北京遣返到农村劳动的父亲沉默寡言，对人生经历也是三缄其口，因此我对父亲过往凡事也是一概不知。看着我们兄弟中小学未毕业就到农村劳动，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向大伯索要了中学数理化自学书籍，苦口婆心的唠叨，要我们学习数理化知识，我们却不以为然。虽然大学教授就在身边，我却没有珍惜机会，现在回首也是应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训！在农村那三年是父亲一生中最困苦时期，他十分期盼着恢复工作，期望以己之学为国贡献，并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因此他对党给出路的政策期盼是坚定不移的。1973年5月泗洪县石集公社党委王书记告知我们：“北京国务院派人来，调研你父亲的，准备调你父亲回京工作”。好消息来时，父亲已经悄无声息的走了，没有熬过柳暗花明的时刻，没有等到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到来就离开了我们。父亲于1972年12月英年早逝，终年57岁。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拨乱反正，改正错案，成年后听母亲唠叨，我才知道父亲一些零星往事，那是父亲走过后熠煜闪烁的足迹，促使我遁迹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谜团。在父亲诞辰100周年前夕，为拟写父亲传略，我想知道父亲人生经历的心情就十分迫切了，而获得父亲参加抗日战争和去美留学的过程显然十分重要。从那时起我就怀着好奇之心，以父亲交通大学毕业为起点，沿着父亲负笈西学东渐而归的足迹踏上了探寻的征途。
二 一片丹心照汗青
作为交通大学38级学业优秀的学生，严忠铎、杨祚德、周恩涛三位同学由电机学院院长张廷金推荐，并由学校指派到国民政府指定机构工作，（学校是指派李路得，李路得曾回忆并庆幸由此躲过了“镇反、反右及文革运动的浩劫[ ]）。实际他们都是分配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第四处。第四处是电讯处，负责电讯传递、监听、侦察、破译，曾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父亲在第四处主要工作是保障电讯通畅来为抗战服务，殊不知数十年之后身临不测之祸。其实父亲还在中央广播电台[ ]军令部技术处等单位工作过。2015年图1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证明书                     台湾执政当局颁发的[ ]，“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证明书”则成为记录父亲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父亲对国民党官僚不顾民生，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重庆遇到交通大学级友姚承三时 [ ]，曾向其揭露并痛批所在单位耳闻目睹之黑幕。父亲对国民党政府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已经毫无信心，对军统特务在国共合作期间制造摩擦，杀害共产党人的恶行十分憎恨。父亲回国后曾在北京铁道学党委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在解放初期我在美国就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一定要崩溃，我们应当知道有些发牢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牢骚更多”[ ]。当年父亲交通大学毕业后，学校即指派了工作单位，父亲未及与家人商议，即与同学几经辗转去了工作单位报到，其后也曾被叔叔严均甫[ ]训斥。在严均甫看来，“凭借在银行界的人脉关系还怕找不到工作吗，你急什么”！其次是严忠铎去的工作单位属于军统，社会名声不佳（虽然父亲事先并不知晓，其实严均甫早知端倪）。鉴于父亲先斩后奏，既成事实。叔叔严均甫只能说：“先干着吧，待以后有机会再换个单位”。而这一干就是六个年头，发生了很多事。在交通大学校友的回忆录中还是让我获得了相应线索。在重庆工作时父亲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是倾力相助，并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帮助八路军采购禁销的电信器材[ ]，父亲还掩护了从延安来重庆筹备电讯器材的老同学，八路军干部孙俊人免遭特务追捕[ ]。期间还发生过对父亲来说是悠关生死的大事，这也正是严均甫早先担忧的事，即“父亲被戴笠关押了”！事发后严均甫竭尽所能，调用人脉关系，终将父亲保释出来[ ]。父亲“被戴笠关押期间”对在重庆有过交往具有共产党背景的老同学孙友余和孙俊人，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信息。孙友余在回顾当年秘密交通工作和电讯器材采购时曾说：“我们那条线没有出什么问题”[ ]，直至1944年底父亲离开重庆（军统）出国留学，这些参加八路军和做党地下交通站工作的老同学都毫发无损，安然无恙（限于篇幅，此处不做详述）。而在肃反时孙俊人曾为严忠铎在重庆时掩护八路军是做过证明的。作为无党派人士，我感觉到父亲秉承中国人最可贵的人格与品质，“不向权贵低头，不为金钱折腰”，父亲重情义，爱朋友，讲义气，为了承诺，险丢性命也坚守着善良的人格底线。
三久困樊笼别雾都        
1943年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后期，国民政府开始制定战后复兴计划，从战后建设人才需求决定派遣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是复兴计划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开放了自费留学，颁布了第一届国外《自费留学生考试章程》，拓宽了青年学子出国深造的途径。父亲在军统是做技术工作，但对在世间臭名昭著军统特务种种罪恶勾当早已心存反感，出国留学正是脱离军统的良机，当然留学深造也是他向往已久的梦想。严忠铎、杨祚德均在1943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获得了留学资格。这一批获得留学资格的学生大多在1944年秋季陆续赴美[ ]。 而周恒涛则是在1945年获得国民政府航委会选派去英国学习雷达制造技术。从友人提图2   1944年去美留学前在重庆合影留念     供的档案信息得知，出国留学前，有些留学生被编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是为当时出国前必须履行的手续。
中央训练团，简称中训团，国民党训练干部的教育机构。“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自1940年至1944年共举办三十一期，父亲就是参加的最后一期，培训时间是1944年8月。朋友早先提供的信息让我十分纳闷，父亲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国民党高级干部，怎么会编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班以及涉及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待看到完整详细档案资料，方恍然大悟。在原始档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入党年月栏：卅一年九月（1942年），入党介绍人栏：空白，党证栏：二六四六 六号。档案信息虽然显示了入党时间和党证号，却没有入党介绍人，根据国民党延续多年的惯例，这显然是强制性的“集体入图3 严忠铎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培训班档案馆目录      党”。之所以涉及侍从室，这是因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是军事委员会教育机构，蒋介石就是中央训练团团长。而相关档案就是属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管辖”。此外在经历栏填写的是军令部无线电台，职位栏填写的是“同少校”，在官阶栏填写的是“工务员、主任”，担任工作栏填写的是“维持通讯”。档案中经历的内容佐证了虞福春回忆所述信息的可靠性，即曾在电讯处担任过“工务科长” ，其次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通讯”正常的技术性工作。深入研究才知道，侍从室调查登记表原来是父亲出国留学前的必须程序，1943年《留学教育方案》中规定：选派留学生，必须“考察思想是否纯正”，不论公费生还是自费生，出国以前都调赴中央训练团受训，已经在国外未经受训者，回国后也要入训练团受训。公费留学生还要集体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留学生在外留学期间“如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越轨行为，经查明属实，即取消留学资格”。其实，在抗战胜利后，自费或公费留学者参加中央训练团的程序已经形同虚设，执行的也不如抗战胜利前严格了。对于“国民党员”，父亲极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个集体入党的“党员”程序，所以在哈佛入学注册表上并没有是国民党员的信息。父亲是944年10月14日在重庆获得赴美签证，就去了印度并于1944 
图4美国军用运输舰USS General H. W. Butner     年12月1日从印度孟买（Bombay）乘坐美国军用运输舰USS General H. W. Butner出发，1945年1月6日到达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佩德罗（San Pedro）港，目的地是密歇  根州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 ]。
四 异国他乡有故人
据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 ]，到达密歇根州不久，父亲就转到哈佛大学了。约一年左右时间，1946年父亲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在威斯康星完成实习工作后，就去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47（Eta Kappa Nu （EKN）年被吸收为国际荣誉协会在俄亥俄图  5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               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成员[ ]。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期间，父亲陆续结识了许多来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如学物理的虞福春和学化学的田曰灵夫妇，最初他们都住在一栋小楼中，两个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波普学的丁渝加入。他们共同承担房租，白天轮流做饭，相互照顾，在一 起的生活十分融洽。在田曰灵回忆录“回忆在美国的三年”中，有专门述及父亲的章节，这是一段 十分珍贵的文字，使我对父亲在美生活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田曰灵那时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1949年的三月，芝加哥大学的冯平贯通过青联找到田曰灵，提出在哥城成立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田曰灵就担任了哥城留美科协的组织者和召集人。父亲因此认识了当年参加哥城科协分会的杨纪柯、汪安琦、胡日恒、郑林生、赵和生、周坚等人。1949年6月父亲曾与虞福春同行[ ]，作为留美科协哥伦布斯区分会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1949年国内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同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精心构筑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解放军势如破竹横扫江南，国民党军队仓皇逃跑，兵败如山倒。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留美科协的任务就不只是通报国内情况，而是开始酝酿动员留学生回国了。当时父亲人虽在美国， 但却十分关注国内形势。 除了留美科协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父亲“还十分关注美国报纸上的国内消息，看国民党的报纸，也看纽约出版    图6在威斯康星州密尔瓦基与朋友合影 
的《华侨日报》” [ ]。因此父亲对国内形势比较了解，已经感觉到国民党必然要失败。
5东渡回归缘由析
1949年6月父亲参加留美科协后就开始进行回国的准备。父亲了解国内情况主要是通过华侨日报和和留美科协通讯。1949年初唐振绪在上海，在唐院师生处于流落的最困难状态下出任唐山工学院院长。1949年7月13日人民政府在唐山正式接管了国立唐山工学院后，唐振绪被任命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主任委，就积极为唐山工学院筹建物色各专业师资了。他亲自撰写了“新唐院近景一文，登载在《建设事业励进社》的社报第100期上”[ ]，1950年2月在美国费城出版的《留美科协通讯》对该文全文转载，旨在吸引留学生回国到唐院工作。当年留美科协就是共产党动员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主要渠道之一，父亲作为留美科协会员很快就看到这篇转载在《留美科协通讯》上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唐山工学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会得到很大发展。其实父亲回国的初衷并非是到唐山工学院任教，这是后话。父亲于1938年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知道当年交通大学分为沪校、唐校及平校，对唐山工学院是了解的，阅读这篇文章，加深了对唐山工学院的印象。看到唐振绪回忆录，我才知晓父亲到唐院工作的过程细节。唐振绪回忆为唐院筹建招揽人才时曾说 “……我又坚决约好沪江大学物理系主任任朗教授，能否去唐山交大创办电机工程系，他也偕夫人，在上海解放后，就去唐山到差了。并又请他代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博士曹建猷和其夫人姚哲明，以及哈佛大学严忠铎，也来唐山电机系任教” [ ]。不能不说的是，从父亲决定回国之前和决定到唐山工学院任职过程还有一个插曲。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大批人才。父亲回国的动议，除了参加留美科协并与会员交流国内信息的影响，受到回国参加建设的宣传倡议感染，另一个因素是早已接到了大学同学，在沈阳东北工业大学任电机系主任李灏的盛情邀约，准备应约到东北工业大学电机系任教，在启程回国前，已经将行李和书籍都托运到坐落在沈阳的东北工业大学。在同船留美回国同学通信录[ ]上留下的通信地址，就是沈阳东北工业大学” 。而通过“留美回国同学通信录”，我才知道父亲到唐院任教是回国后才做出的决定。    
抗战胜利后， 严氏家族亲友都迁上海定居，父亲回国后上海省亲期间，遇到了在沪江大学任物理系主任  图7 1950年李灏在沈阳      的任郎教授。任郎教授与父亲是校友，还是曾在一起工作多年同事，自然就谈起到国内学校任教之事。除此之   外，父亲早前看过了《留美科协通讯》转载唐振绪的文章，就有先入为主的潜在意识。早年就听母亲说过，回国任教“是李灏写信邀约的，而到唐山是二姨夫任朗叫他去的”。鉴于上述缘由，在任郎教授力邀之下，父亲就爽快应约去唐山工学院任教了，并对在这所学校从事教书育人事业教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父亲回国和到唐山工学院任教的来龙去脉，我则是通过唐振绪文存和克利夫兰总统号返国留美同学通信录，才获得完整的线索，否则将成为被永久尘封历史的谜团。父亲弃李灏之邀约到唐院任教，笔者赞叹唐振绪先生广泛的人脉关系，敬佩他对唐山铁道学院师资求索的执著精神，并被他身上所折射的强劲号召力所感染！在这里也对他实事求是叙述史实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 
6结伴启程好还乡
1950年留美科协“歌伦布斯区会于7月30日下午在近郊野餐聚会[ ]，严忠铎会友烧中国菜，杨纪珂和韩力先两位责负交通，并有六位非会友参加，餐前由章冠寰先生（非会友)讲述中国煤铁非铁金属，石油的分布及开采情形，甚为详细。餐后由周坚会友领导唱歌，大家情绪很高都认为是区会最成功的一次叙会”。这也是父亲离美前与朋友话别吧，可惜参加野餐的同仁没有合影留念。
1950年初父亲就决定回国。杨祚德知晓后曾与父亲有过认真的交流沟通，希望父亲不要贸然回国，并建议待形势明朗后再做决定，同时建议父亲不要放弃博士论文答辩，等论文答辩后在回国也不迟。但父亲仍然坚持了回国的己见。就像巫宁坤与图8克利夫兰总统号返国留美同学通信录
李政道的对话一样，巫宁坤：“你为什么不回国”？李政道回答是“我怕被洗脑”。父亲与巫宁坤一样，回国后都在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遭遇劫难，命运的改变就在一念之间。父亲于当年9月27日与在美朋友一一话别后，同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包括孩子），搭乘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当年“克利夫兰总统号”在阵阵的乐曲声中，载着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旧金山启程，经洛杉矶、夏威夷、神户、马尼拉做短暂停留，就驶之目的地，并于10月14日在香港靠岸。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返国时，同船留学生在甲板上合影，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在国内首次公开是1980年《人民画报》第十期上刊登的。2011年4月，在经过扩建修缮、面貌一新重新开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正式展出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的留学生纪念照”，但只列出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员姓名、职务
及工作状况。经过同船留美二代的努力，不仅知道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人员的全部姓名，而且在船上合影人员已经辨识了52人（见照片下人名）。家族中年长亲友曾回忆，当年香港报纸曾刊登过“克利夫兰总统号”乘客名单和到岸时间，但亲友并没有接到父亲，是因为当年港英当局不让轮船在港靠岸。后来有知情者叙述经过，方知是通过国内轮船转至广州登陆上岸的。到广州后这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市政府的热烈欢迎。这里不妨分享杨振华先生对当年隆重又激动人心历史场景的回忆[ ]。
“当最终进入到新中国境内，看见了迎风招展、鲜艳的五星红旗时，留学生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喊：“祖国，我们回来了”！ “到了广州后，我们受到市政府的热情欢迎，市外事办公室设宴盛情招待，广州报刊登载了全体归国人员的名单，最后又把我们送上去在祖国各地的各自工作岗位的列车”。“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回国，“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的人们，集体在轮船的甲板上站好队，大家露着喜悦的笑脸，前排中间的人，手持一个标有“克利夫兰总统.旧金山”的救生圈，就这样留下了一张集体合影，在照片下边写着“纪念照”（SOUVENIR PHOTOSS President Cleveland）。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这张照片，都很好地保存着”。
 图9 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第二十次航班回国留学生在甲板上合影
七风雨坎坷执教路
父亲于1951年到唐山工学院电机系任教。这是父亲回国后第一个工作单位，隶属中国北方交通大学。与唐振绪努力有密切关系，当年唐山工学院师资盛况空前。在国内高校中能望其项背的也是寥寥无几。了解到这段历史，我也理解父亲到唐院工作的缘由了。
父亲到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任教适逢全国高等学校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随后的遭遇也与父亲回国前的期盼大相径庭。
父亲回国后到唐山工学院任教，对在共产党领导下高等学校的一些政治制度和教学管理存在明显不适应。父亲为人老实，性格直爽，口无遮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求学工作以及在美国留学形成的思维习惯，自然与新政格格不入。还由于曾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任职的经历，加上他对政治极其愚钝，父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也就不奇怪了。看到当年唐山工学院校报《新唐院》[ ]在整版刊登批判父亲的文章，我还是很惊讶。
在校报《新唐院》上发表批判父亲的著名文章，主要题目是姚哲民：“爽直、坦白、个人主义思想掩盖不了反动的本质”，刘绳祖：“严教授必须抛弃反动思想”，电信系师生分析批判：“划清思想界限，彻底批判反动思想—严忠铎思想分析与批判—”。尤其是看到姚哲民的文章是在我意料之外，这样内容的文章不应该由她来写吧。当年曹建猷和姚哲民夫妇与严忠铎都是同一时期留美回国的，又是由唐振绪邀请并同时到唐院任教的。我在冥冥之中思索着，或许就如胡适看到《中国青年》等刊物登载胡思杜《对我的父亲一胡适的批判》一文，黯然地对妻子所说:“我之前以为思杜只是没有说话的自由，可没想到他现在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那些批判文章内容批判“严忠铎”反动思想，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无非是崇美、单纯技术观点、打击领导积极性以及对一些社会新闻如张顺友事件的看法和教学管理方面的个人意见，包括对老庄哲学和胡适理论的认识都被全部归纳为严忠铎的“反动思想”范畴，现在看来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将老庄哲学和胡适理论笼统概括为反动思想，真是奇谈！当然在当年政治语境下也是不足为怪的。听母亲说，父亲去唐院任教，所有个人经历都如实向学校交代了。季羡林晚年曾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看到文章内容中还说父亲“不想回国，因为中国太乱了”，其实那是指新中国没成立，国内内战。而批判文章以此据为定论说“父亲没有民族心，不爱国”。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也是早已经过内心的煎熬，相信共产党才做出了回国决定的，但却被当成反动思想来批判。因此我认为父亲假话没有说，但真话全说了！
1952年5月中国北方交通大学校部撤消，唐山工学院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据西南交通大学校史资料可知，时逢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电信组严忠铎教授、刘绳祖教授、何积炳副教授、卢淦助教及16名学生被整体调整到哈尔滨铁道学院”。而在1951年铁道部指示唐山铁道学院停办信号专修科，1951年10月电机系信号组吴文泷教授，冯焕助教调京院[ ]。同时1951年应届毕业生：孙铭甫（信号专修），赵志熙（信号专修）等已经先行调整到北京铁道学院，1952年又从北京铁道学院整体调整到哈尔滨铁道学院。1953年哈尔滨铁道学院电信工程系毕业生共计30名，他们中有多人在八十年代都成为资深教授或学术带头人。因哈尔滨铁道学院又与北京铁道学院合并，故这30名学生列入了北京铁道学院毕业生名录[ ]。
父亲回国三年时间，分别在三地三个学校任教，院系调整造成的腾转挪移，打乱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是他不曾想到的。虽然这三年时间受到搬迁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干扰，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了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之上。当时哈尔滨铁道学院电信系专业分为无线和有线两大教研室，父亲曾担任无线教研室主任。父亲在教学中传承了交通大学及美国教学衣钵。父亲对当年求学时交大 “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的校训记忆犹新，当年授教老师严谨治学贯穿始终态度历历在目，同时倡导慎思明辨，专心勤勉的学风，是父亲沉淀在心底的精神食粮。在最初投入教育的那几年里，父亲还是带出一批学术上严谨的弟子，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的简水生和资深教授汪希时、袁保宗、张林昌、李承恕、吴景棠、康寿万等等，就是1953年这一时期从哈尔滨铁道学院电信工程系学生中脱颖而出的，并在80年代成为北京交通大学师资崛起的栋梁之才。他们都作为学业优秀的学生留校也是父亲力荐的，其中张林昌、袁保宗、李承恕都做过父亲的助教。要说明的是张林昌、袁保宗、李承恕都是在1951年由唐山工学院招生时入校的。
1953年以后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开始按专业设置教研组，父亲担任电子管教研组组长，张林昌也是父亲的得力助手。那时北京铁道学院电子管教研组师资很强，除父亲是教授外，还有班冀超、何积炳、朱万柏、范希鲁四位副教授。父亲是留美回归的哈佛大学硕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兼教也积累了教学经验。班冀超副教授，大学毕业后在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答达姆机场导航站无线电发射台工作过一年，并从事电讯工作多年，并有多本无线电讯著述问世。何积炳副教授在抗战期间也参加过无线电战地服务团。严忠铎和班冀超以及何积炳都在抗战期间就接触到当时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朱万拍副教授也是无线电专业留学澳洲归来，他们的经历及专业对提高电信系整体教学质量和开展相应实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1956年薪资评定时电信系“系主任和几位教研组领导公认严忠铎学术高应多提升，班冀超学术课教的也可以连升两级”[ ]。听母亲回忆，学校本来是拟定父亲二级教授职称的，实际评定公布后是三级。而同在电信系的汪禧成教授却评上了二级教授职称，其学术著述几乎空白，各种原因耐人寻味。与其他教研组不同的是，父亲对电子管教研组的青年教师，积极支持他们选择适合个人发展的学术方向，为他们提高学术水平进修和报考副博士大开绿灯。如推荐1953年在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的青年教师吴景裳去北京邮电学院进修，是因为大学同学蔡长年在邮电学院电信系任系主任，在无线电以及信息论专业方面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同时父亲也支持1953年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的康寿万报考钱学森的副博士学位。后来康寿万和吴景裳都在北京铁道学院“只专不红”的讨论中成了被批判的典型，但他们在80年代都成为博士生导师。
而与上述情况相反，父亲对1953年以后从工农速成中学免考招收调干生制度直抒己见，认为有违教育的规律。同时父亲看到为数不少的调干生明显跟不上教学进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因此父亲对这些调干生直言不讳的提出过严厉批评，也变成父亲自己埋下了引火烧身的种子。在北京铁道学院56级毕业生周大纲拟稿的大字报中，反映了一些被父亲严厉批评过的学生落井下石的态度，他们绞尽脑汁用尽贬义词，用如“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暴跳如雷，出语刻薄尖酸，到处谩骂”等等，来贬低丑化一个在北京铁道学院曾被电信系领导公认学术水平高并尊为教师之师的教授，父亲形象在瞬然之间就被轻易的扭曲了 [ ]。其实到1957年，从速成中学进入高等学校工农调干生退学情况已很普遍，并作为列入国务院专项问题处理议事日程，还数次发文指导[ ]。而当年北京铁道学院的工农调干生退学率竟然达到了24%[ ]。而最令父亲不能接受的是，在教学进度已经放缓的情况下，反而吹起了一股“减轻学生负担之风”，铁道部有关方面还要求铁道学院将电信专业课“无线电”的内容再进行缩减。教研组无论老教师还是年轻教师都认为，再减下去这门课就像是无线电基础知识了。看父亲在交通大学级友回忆录，得知当年父亲在交大求学时各门课程学习十分繁重，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授课，对学生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教授授课并非照本宣读，课堂做笔记就显得十分重要。课堂上总要留些时间出题让学生作答，此外对不懂的问题也可以在课堂上直接提问。授课教师还要求学生到图书馆去看相应的参考书，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许多同学们吃过晚饭散步后，都三五一伙的进行复习讨论当天的学习内容到很晚，从不会将多学习一些知识看成是沉重的包袱，何来学习负担重之说。。
可能是受当年交大授课老师的传承潜在影响，父亲授课也会不“照本宣科”，其目的也是扩大学生知识面吧，反而给学生造成一种“七拼八凑，夸夸其谈”印象了。而许多学生没有做笔记的习惯，授课的内容没记住，而讲义上的内容还不完全懂，增加了教师进行不必要的答疑工作，还使学生感到了学习负担重。总之时代不同，父亲感受着与当年学生时代学习和授课理念背道而驰的现状，如“减轻学习负担”、“只专不红”“白专道路”铺天盖地而来，许多学生恐惧“白专”的帽子，那种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的态度都成为负面因素了。其实当年还有许多变化在父亲的潜在意识里是不能接受的，如学习苏联教育模式，改“学分制”为“学年制”、“院系调整”等等。1953年以后，随着生源质量降低以及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尤其是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对正常的教学活动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在院系调整以后到80年代中期，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再也没有超出简水生、汪希时、袁保宗、张林昌、李承恕那样学术严谨的资深学者出现了。
八 寒声策策风正作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父亲被列入肃反对象，北京铁道学院肃反五人组开始追究父亲国共合作时期个人历史问题。父亲正常的教学也被搁置，去写根本无法通过肃反五人组审查的国共合作时期个人历史问题交代。在《杨纪珂自述》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想起我们55年回国之前曾有同学劝过我们，你们知道吗？严忠铎回国后被关起来了，他写自传写了十几遍都没通过”[ ]，让我看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再现，但使我意料之外的是，父亲在北京铁道学院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及写交代的过程都传到国外了。 
早在1950年，在唐振绪倡导下，铁道部在唐山工学院内设铁道科学研究所，唐振绪兼任任所长，研究人员均有唐院教师兼任，严忠铎即被聘为研究员。1951年后研究所逐渐迁至北京。1953年4月15日铁道部“铁劳组（53）第84号文”批准成立铁道科学研究所技术委员会，严忠铎成为“铁路电务技术委员会委员委员”[ ]，这是以后铁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的前身。1956年由所改院，更名为铁道科学研究院。1956年8月7日铁道部以“鉄办余（56）字第538号文批准成立铁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并批准四个专门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1956年8月30日铁道科学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严忠铎仍被邀约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电信号志专业委员会委员。关于铁道铁道科学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成立并受邀成为学术委员，还有一个插曲。母亲曾回忆说过当时的情况，就是当时茅以升是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邀请了北京铁道学院一批教授为外聘学术委员，在学术委员的排名时将父亲名字排在了北京铁道学院学术委员最后，是茅以升将严忠铎 名字放到了首位。当时具体主办的人员认为父亲历史问题主要是肃反还没有做出结论，而茅以升认为我们是聘请学术委员，不是进行组织审查。其实早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成立时，严忠铎就列图10  铁道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及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 于电务学术委员会外聘委员名单的第一位。1956年盛夏北京铁道学院肃反五人组还没有给父亲结论，父亲还没有从肃反的余波中走出来。但来自国防部给北京铁道学院发来的调函，欲调父亲去国防五院工作，肃反五人组的态度360度反转，从咄咄逼人瞬间转和颜悦色，父亲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感觉。
1956年国防五院成立，钱学森被委以五院长，数次邀约父亲去办公室，洽谈到国防五院的工作安排问题。那时父亲已经被列入钟夫翔和钱学森给聂荣臻元帅报告的后附名单中，并列在铁道部拟调人员名单之首。因筹备五院拟调人员迟迟不能到位，周总理甚至打电话到各个拟调人员单位，要求各单位顾全大局[ ]。此外还因孙俊人为父亲在重庆抗日战争时期掩护八路军干部免遭敌特追捕和购买电讯材料情况作了证明。北京铁道学院肃反五人组考虑上述种种因素，方于1956年8-9月对父亲在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的个人历史问题做出了“免于刑事处分不予上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的结论[ ]。对国防部五院的严忠铎调函，北京铁道学院并不是持赞成态度，有领导考虑这是本校师资一大的损失，学校因此曾派人作父亲思想工作。而父亲也另有想法，那就是国防五院属于军工保密单位，钱学森曾经当面明确过。而当年在“军统”就是这样的军事单位，也是前车之鉴。因此他不愿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过多约束，这也是父亲婉拒钱学森，未去国防五院的缘由之一。学校在国庆将至之时，通知父亲说：“已被选为北京铁道学院归国留学生代表，参加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节观礼活动”。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并不愿意去参加这个活动，是母亲坚持要求他才去的。而在当天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中，偶遇了蔡长年，同学相遇交谈甚欢，回家后喜形于色，大有不虚此行之感！
总之，在经历肃反的过程中是疑惑重重，烦恼多多的。而肃反审查结论下达前后发生了一些戏剧性变化，使父亲深有感触，仿佛落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境地。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是建国后知识分子精神风貌和工作状态最好的一段时光。肃反结论尘埃落定，学校态度转变，父亲心情有所好转，1956年至1957年初夏，也是父亲回国后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期。父亲任电子管教研组组长,在师资培养上他积极为青年教师进修提供机会，在学术发展上他鼓励青年教师根据个人专长特点确定方向，在教学工作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对青年教师独立能力的培养，并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电子管教研组内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那时的电子管教研组在北京铁道院电信系师生中享有较高声誉，并成为许多助教讲师们向往的热门教研组。作为电子管教研组组长，父亲根据电信系师资情况，还建议在院内筹建成立无线电系和在电信系开设研究生班，并亲自拟稿起草了设置研究生班的方案，得到电信系师生的热烈响应。可是校方的态度并不积极，设想的方案当年没有得到实施。因此1950年代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除了苏联专家带出的个别研究生，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才开办研究生班，而正是受教于父亲的这几位学生，如简水生、汪希时、袁保宗、张林昌、李承恕等人，成为电信系研究生班的主要师资力量。而吴景棠在北京铁道学院时曾在电子管教研组，父亲推荐她去北京邮电学院进修，80年代也成为北京邮电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就是80年代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研究生班的佼佼者。《神州学人》曾报道宁滨自己对学生时代有两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如饥似渴地学习 ，其次是得到了一批名师的指点”。同时提及“当时北京交通大学电信系拥有简水生、袁保宗、汪希时、李承恕、张林昌等一批学术精深的教授，他们严谨求实、悉心授业、甘于奉献的治学精神带给学生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 ]。而上述几位教授，正是受教于父亲的优秀门生。因此宁滨也算是父亲的再传弟子，可惜他英年早逝。
九临深渊而陷阳谋
转眼冬去春来已经是1957年3月，已经觉察到乍暖还寒的费孝通先生还是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期待着不久将至的春暖花开时节，然而期待却落空了。与费孝通不同，父亲刚从肃反余波中走出，虽然百家争鸣的风还在耳边吹着，但他更侧重倾听“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因此对在北京铁道学院设置无线电系，在电信系设置研究生班，是父亲那一段时间废寝忘食工作的主要内容。如果还有余暇，计算机技术研究也是他十分热衷的一件事，从当年在《电信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也能想象到父亲对半导体逻辑电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投入的热情。1957年5月10日在严忠铎作为回国的留美留学生，携妻孙元雯，在北京饭店参加了有周恩来和1000多名留学生、留学生家属参加的盛大联欢晚会。周恩来总理应邀在会上讲了话。“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谈到整风运动，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对知识分子的长处和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恳切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克服的弱点和努力方向”[ ]。联欢晚会后周总理还留下来跳舞，曾邀请母亲孙元雯跳舞，由于母亲不会跳舞而婉拒了周总理，也许这也给总理留下了些许印象。这个春天是风平浪静的，父亲的感觉是暖意融融。周总理在联欢会上曾发表面对知识分子的谈话，实际上则是在即将到来不可逆转的政治风云变幻之际，对知识分子进行善意的提醒与警示。然而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但父亲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似乎毫不觉察天地间的寂静无声，即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梦幻以求教书育人的事业之路已在苍藓  断崖云根处。不知深浅的父亲还是向前走了一步，从此魂断深渊。
在周恩来接见留学生之前，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就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就已经开始了。5月9日和5月13日召开了党委、行政联席会，北京铁道学院才正式传达中央精神，并确定了包括由王孝慈,李德仁、张绪潭、王路、陆乃震、王洪涛、国宝昌、马许、季延寿、关 晖、杨国玉、穆湘汕、单铁宝、李 柯、洛 林、刘连和、刘彦圭、刘晓辉、孙永春、郁文杰、王卿儒、王杨涛、强锡玲、李洪达、周云、赵风武等26人参加的整风小组的名单。铁道学院的整风运动也正式登场了。这个整风小组在5月10日就开始了整风学习，同时讨论了整风运动的精神、做法以及整风的主题等。5月11日党委书记王孝慈同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了北京铁道学院党组织整风正式开始。王孝慈书记代表党委说明请党外人士帮助党内进行整风的重要性，“他最后还代党委表示了倾听群众意见搞好整风运动的决心，希望党外人土打消顾虑，大胆“鸣”“放”帮助党内整风”，同时王孝慈还表态说：“有什么就说什么，越尖锐越好”。这种表述确实与中央是言行一致的，完整的传达了中央的方针。但接下来的整风使广大师生感到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即不见整风小组成员的任何整风的动作。这就使让师生对帮助党的整风产生了疑虑。张协衷教授文章题为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应该最能反映当时师生的顾虑。父亲所在电信系在整风运动中，师生员工都积极揭发“三害”，但电信系党总支一声不响。据说党总支书记穆湘汕同志的作风就是如此。党委整风小组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美曰其名已经定下名单的党员领导干部整风小组，也是只开了两次会，但并没有人做过自我检讨，各系师生倒是提了不少问题，当然不泛尖锐指向性的犀利言辞。无论是学院各系还是电信系，整风运动轰轰烈烈，揭露各类问题真的不少，大字报也是披天盖地，但并没有看到“整风小组”展开的思想斗争，在群众轰轰烈烈开展整风的过程中，倒是“整风小组”的成员顾虑重重还在相互谦让中。父亲在整风之初党委组织的座谈会上也发过言，所在的电子管教研组，也有一张联名题为：“警报”的大字报父亲也在上面签过名。在1957年5月17日党委组织的座谈会上严忠铎的发言是校刊记者摘录并刊登在校刊上的，题为“电信系的肃反，缺点是主要的，成绩等于零”也是记者拟定的。现将记者编写的父亲发言主要内容摘录于下：他说“有的同志提到的学校的许多问题，以及报上揭露的许多高等学校的问题，不完全是"学校领导上的责任，有的是高教教部的责任，应从总的方面来加以肃清”。接着他就谈到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他说“五二年以前的错误还可可以原谅，五五年以后的错误就不能原凉了。如伍廷钧教授的问题，肃反把他监禁了好几个月，弄得人家腿也坏了，这不能拿公费治疗，按法规有微禁二十四小时以上就算违法，因此应究五人小组的责任，至少其中的主要人员应负责任”。他还淡到“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如黄宏嘉，贺允东，简直就是六亲不认。起了坏作用，黄宏嘉的转正问题应考虑”。在第二次发言中又指出黄宏嘉、贺允东以及工作组的关辉、王清儒就等同志的不对。他对运动的估计说:“这次电信系的肃反缺点是主要的，成绩等于零;五二年的思想改造时我在唐院，唐院电机系的思想改造，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
严忠铎在发言中述及肃反中的积极分子问题时曾提及“”黄宏嘉，贺允东，简直就是六亲不认。起了坏作用”，针对贺允东的相应内容还没有发现文字线索，而与黄宏嘉相关的倒是发现一些，不妨列下为证。汪禧成曾提及一件与黄宏嘉关联的小事，他的原话是“我听人说（想是姜宗琰，但因记忆不清，不能肯定），黄宏嘉老师[父母住他家还要算饭钱]，我就相信，认为真是[六亲不认]”告诉了旁人。原来严忠铎对此黄宏嘉“六亲不认”的说法也是道听途说，几经撵转才获知的。当然严忠铎针对黄宏嘉“六亲不认”的事例，还有其作为积极分子的小报告，以及其离婚的原因，也可见几十年之后，除了其子黄珂所述外，也听过母亲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串联起来才形成一条完整的事件脉搏。总之是通过“六亲不认”事例，反映了黄宏嘉个人品质……
到了六月初夏，整风不过一个月时间，但在不知不觉中，风向已经变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1957年6月10日，北京铁道学院党委还在继续召集整风座谈会，父亲还是政治愚钝，没有感知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毫无顾忌的在座谈会上进行了发言。共有10个方面，题为：“对知识分子应重新估计，对哈院事件应加澄清，对肃反问题应作交代”，是父亲两次发言之一，这次发言内容较多，涉及面广，但都是对教学、行政、教职员工福利等问题的积极建议。当然也有对肃反过程做法的不满言辞，曾刊登在《北京铁道学院校刊》 上，由于内容较多就不全文照录了。
十翻云覆雨狂风急
1957年6月13日下午，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会在大礼堂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党委书记王孝慈代表党委会作了关于铁道学院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学校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情况作了简单的估计，接着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应该解决的问题作了初步的解答，最后谈到了今后运动如何开展的问题。王孝慈指出:鉴于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带根本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整风运动就不能健康地前进，因此需要在前一阶段大放大鸣的基础上展开大争。当然，“争”决不等于“收”，前一阶段有人说领导上决心不够，似乎有蒙混过关的样子，王孝慈同志说:混是混不过去的，我们也不打算混过去，党是自已提出整风的，一定要搞彻底，绝混不过去”。其实6月8日人民日报已经明确提出反右了，王孝慈还在诱导师生鸣放！何其毒也！随后铁道学院的整风就彻底转向。那些列入“整风小组”名单的人也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开始活跃起来。正如王孝慈所指向的要在“前一阶段大放大鸣的基础上展开大争”，“爭什么”？就是对准那些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的人，通过大字报揭露领导问题的人，那些帮助领导整风而有犀利言辞的人，那些对学校管理现状不满而发过牢骚的人，都要将他们当成批判的靶标，一个一个地射倒！
很快对整风中言论的批判风暴就来临了。翻看北京铁道学院校刊，从版面的增加就可以感觉到其声势的浩大，从先前的两版增加至四版、六版甚至八版。许多政治敏捷并在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表过犀利言辞或张贴过领导大字报的人，此时此刻均调转方向，迅速重新站队。如在5月24日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冯荣普说学院党在师资培养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在整风鸣放过程中揭露领导干部的那些问题，甚至有直接述及当事人的具体内容。但是到了反右阶段，在校刊上再次看到冯荣普的署名文章“关于言过其实、始终中摇摆、言不由衷、胡作非为等谬论的驳斥” ，还有联名的文章，“”驳斥右派分子的言--“积极分子是筑专家,一伙情况反映家，是歌手,打小报告的人” ，冯荣普是作者之一。此文的主题是批判在整风期间师生们针对积极分子的言论，长篇累牍一整版，概括的说其一个特点，就是对任何一点都要进行“上纲上线”，具体内容就不一一摘录了。
尤其是在王孝慈6月13日报告之后，北京铁道学院全院师生员工通过各种途径如座谈会、大字报和校刊发表批判文章，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所谓的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言论，竟然持续不间断的进行了几个月时间。相比全国的反右运动在1958年初夏的6月就基本结束，但北京铁道学院的反右一直持续到58年12月，在时间上比全国反右运动还延长了半年时间。在校刊上刊登的文章太多，这里仅将有直接批判严忠铎的文章题名 摘要如下：
黄宏嘉“肃反成绩等于零的本质是什么”，“电信系教师撕破了严忠铎的爱国的假面具”，何文卿“严先生爱国吗？”校刊记者“右派言行被群众一一揭露之后”，“电信系教师批判严忠铎打击积极分子的右派言论”，“电信系继续召开大会，批判严忠铎的右派言行”，王立文：严忠铎肃反时被斗是委屈了 吗？”，谭慕瑞：“剥开严忠铎爱国的外皮”，“严忠铎先生言行录之一二”，马毓珣“改造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校刊记者“将召开全院大会揭发彻底批判粉碎一切右派言行（本版内容点名批判刘识晶 、伍廷钧、严忠铎和朱广心）”。旺禧成“严忠铎为什么恨积极分子”，贺允东“批判右派分子严忠铎的反动思想的本质”，孙启燔 黄明光“批判严忠铎所谓对知识分子应重新估计的缪论”，刘文学 刘庆东 侯兴荛 “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杨文沄 贺允东 徐维岱 孙明甫“驳斥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的荒缪论点”，黄宏嘉 楊文云 贺允东 徐維岱 孙銘甫“駁斥右派分子在肃反問題上的荒謬論点”，卢金“原电子管教研组的自由王国”。以上是校刊刊登题名直接针对严忠铎的文章，还有内容涉及严忠铎的文章，数量也比较大，本文就不做摘要了。此外还有一批涉及严忠铎但不是直接题名批判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一个特关就是，凡涉及严忠铎时，都要冠以“反革命分子严忠铎”如何如何！其实是一边扣一顶反革命罪行帽子，批判的具体内容不过是什么教学不负责啦，什么讲课学生听不懂啦，什么歧视工农调干生啦，根本扯不上一条与反革命罪行有关的。这些内容就不做摘要了。据北京铁道学院校刊统计，从王孝慈在6月13日做报告之到1958年3月29日，大字报就达到了十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一份，平均每人出40份以上。虽然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只要是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人，仍然是可以想象出，那些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却不会超出“资产阶级”之形”；大字报也是积案盈箱，恐唯是政治套话”。
从这些校刊和大字报的批判文章中，我们还可以从中窥见人性之丑恶与善良。有的人是为了明哲保身而敷衍了事，而也有以小人之心公报私怨的借机报复者。仔细分析那些向党交心的大字报，已经发现很多事例来证实，我从而知道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那些人是心地善良，那些人是品质恶劣。
北京铁道学院的反右运动何时结束？时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王路在1958年12月1日的《校刊》第180期上，发表了题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的整版文章，大概可以为北京铁道学院反右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文中不但大量罗列反右过程种种胜算与功绩，也以政治高压态势捏造了不少谎言，继续给知识分子扣帽子，并以大量贬义之词污蔑丑化知识分子，由于这是一篇沉长无比文章，只能做简要概括。
因为对北京铁道学院师生员工来说，作者不可能在这篇文章中大量罗列具体问题，因此作者将“资产阶级”蜕变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来进行批判。然后刻意罗列了大量贬义词来进行讽刺知识分子，即：“反右和双反以来，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也已经朝不保夕。脱离实际、好逸恶劳、贩卖毒素、招播撞骗的伎俩一如过街老鼠，露头就挨打。资产阶级表面上己开始认输了，但问题在于今后必须进行长期的尖锐的斗争，压迫他们自觉革命等等。
也许是认为在1958年180期校刊上发表的文章意犹未尽，王路再次1959年1月1日在校刊上发表文章，题为“意气風发 信心百倍 爭取1959年的更大跃进” 一文！在当年是政治狂热之下，在沾沾自喜庆祝反右胜利之时，作者当时根本无法看清这场运动是人类浩劫的开始，他认为：“资产阶级在1957年春把尾巴翘上天，狂妄地企图再搞资产阶级专政，但党领导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刊，经过处理右派，双反，双批判的斗争，在党的总路线照耀下开始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失败以后，继续在政冶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垮台，而预以苟存的所谓学术、专业的最后堡垒也由朝不保夕而土崩瓦解了”。作者认为：“资产阶级分子经过这场斗争后感到灰溜溜的现象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问题在于这样还不够，要下狠心，更进一步”。在运动结束之后，作者还不忘留下一句狠话！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不得不说的是，北京铁道学院当年划定右派180人，占学院教职员工的比例是5.9%,已经超出了5%的基本指标。作为主抓了“反右斗争”获得胜利完成任务的党委书记王孝慈，却于1958年被调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职位，去老家甘肃任副省长。从其女向里南为其父编写的传记《执著与忠诚》内容可知，被调离北京铁道学院时王孝慈是心有不甘。而到甘肃省去上任副省长，紧接着就在1959年被定为右倾分子而下放劳动，后来虽然获得平反，但在多年后仍然愤愤不平。
十一、至暗时刻最迷茫
就如狂风暴雨之后，还有隐患存在一样。严忠铎被判刑入狱已经离开北京铁道学院了，但家属还在啊，似乎这是北京铁道学院部分领导的心头大患。父亲被带走后的不太长时间，母亲就接到学校下达的“限期搬离学校的通牒令”。就这样一个当年被尊为“教师之师”教授家属，就这样被校方扫地出门了。母亲在父亲被带走后已经是六神无主，因为家中还有两个幼子需要照顾。接到学校下达通知后，顿时急的火烧眉毛。当时在北京父母都没有亲友在北京，父亲有一个侄女在人民大学读书，考虑多种因素这种时候母亲也不可能找她。因父亲问题这个堂姐在入党提职方面还是受到了影响。
1958年2月父亲被划为极右右派，并按历史反革命处理，获5年牢狱之灾，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 。右派错划虽获改正，但历史反革命罪未平反。当时二姨夫任朗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而当时电话联系并不方便，好在唐山也不远，母亲就想到唐山去找姐姐孙元霙商量。当时保姆陈五姐还在，就由保姆照看我们兄弟。母亲乘车到唐山后，到了唐山铁道学院，门卫竟然不让母亲进校。母亲到唐院之前，还开了介绍信的，就是怕不让进校，但是有介绍信还是不让进，母亲好话说尽，告知是来找姐姐孙元霙的，但是门卫就是不让进校，也是罗列了多种理由，就是不让母亲进校。无奈之下，只好打道回府（母亲事后猜测是京院与唐院说了什么）。而后通过信件联系二姨夫和二姨妈才得知我们家的情况。当年二姨夫在中科院电子研究所任天线组组长，每周要去中科院上三天班，还有一定自由，所以是二姨夫在三月初来北京铁道学院接我的去唐山的。我在唐山暂居二姨夫二姨妈家后，母亲则带弟弟去南京投奔大姨妈了。北京就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也是听母亲后来回忆，父亲严忠铎先是在清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初尝田间劳动的艰辛，体力不支而效率低下，自是苦不堪言。我的母亲孙元文接父亲来信获悉他不堪田间辛劳之苦，遂斗胆向周总理去函进言，诉说父亲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无线电、自动控制、雷达、计算机）以及通晓四国（英、德、法、俄）外语之特长，恳请周总理百忙之际，安排严忠铎做与其相适应的工作。也许是1956年母亲随父亲参加归国留学生大会，周总理在联谊时曾邀请她跳舞尚存一面之交的缘故；也许是在国防五院成立之初，严忠铎已经列入钟夫翔、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呈交的“国防五院成立调人报告”名单中[2]，周总理曾直拨北京铁道学院院长办公室电话指示放人因而留下些许印象吧，在信发出后不久，严忠铎就被安排到了翻译组。1958年下半年，他开始进入到翻译组工作。这翻译组工作生涯持续了十年，直到1968年翻译组被撤销。
严忠铎于1958年至1969年9月在北京清河农场服刑并在团河农场留场就业，度过了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光。1969年9月20日，团河农场在押人员和未解除劳教人员迁调他处，留场就业人员全部遣返家属所在地。但在回宁的列车上，几十个留场就业遣返回宁者，却是由武装的公安人员押解。到站后一群人看到前来接人的大客车时还相互感叹，以为“南京市真好，派车送我们回家”。当大客车直接开进南京市收容所时，一群人才恍然大悟，一点兴致转瞬即逝。收容所告知“节日临近，南京治安较乱，为了你们的安全暂时在此免费住宿，吃饭自行付费购买，何时回家另行通知”等等。这一住就是二十天，一群人当月工资也所剩无几，在不断诉求放人回家无果情况下，向南京市政府写信才得以离开收容所回家。当严忠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又一次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不知道即将迈出的那一步是又一场噩梦的开始。
随着林彪签发1号战备命令，父亲在北京团河农场遣返回宁后，不久就遇上随之而来上山下乡运动。本欲能在南京找到工作，母亲陪着他到市、区教育局和数十所院校接洽工作事宜，均吃了闭门宴。头顶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帽子，还有“臭老九”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在那个动乱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哪怕找个临时工作也是不可能。一听他那身份，任何单位都唯恐避之不及，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强大宣传攻势下，我们这样的家庭被列入上山下乡对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很快我们全家就加入了被欢送的“上山下乡”队列，登上了开往苏北农村的船队。从此我开始了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三年，并在农村度过了9年终身难忘的蹉跎岁月。
到农村整整三年了，1972年12月15日，父亲突然感觉胸口疼痛难忍，母亲赶紧让他卧床休息，并联系大队的下放人员也是兼职的腾医生来诊断，腾医生初步判断就认为父亲出现的临床症状，绝不是现有的村级医疗条件能够医治的，必须迅速转到公社或县医院去诊治。当天是生产队用手扶拖拉机送父亲到泗洪县人民医院的，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气肿。经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医生决定必须手术治疗，但术后并未根本好转，病情反而在术后两天出现恶化。弥留之际，父亲并没有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倒是存在着生的欲望。他对我说：“你回家给我做一根拐杖，等我好了以后好走回家”，这是父亲一生中给我留下的最后要求。12月25日是西方流行的盛大节日圣诞节，父亲总算过了平安夜，度过圣诞节，但还是于1972年12月26日，在春满乾坤即将来临之际，散手人寰，与世长眠。
父亲走了，渐行渐远，是那样悄无声息。在春满乾坤来临之际，父亲走了，是那样的阴差阳错。1973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来泗洪调档查询父亲的情况，欲调京安排工作。父亲最终没有熬到柳暗花明的时刻，没有等到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到来就走了，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我们全家最大不幸。
十二结语
在父亲严忠铎逝世50周年之际，我将沿着父亲熠煜闪烁的足迹行进探寻所获线索，撰写上述文字，献给我敬爱的父亲。
写到这里我感叹万千！感叹生活在神奇的互联网时代，竟使我能足不出户跨越时空，穿行在时间隧道里，获得了许多关于父亲弥足珍贵的信息线索！比如在孔夫子旧书网，我寻觅到《北京铁道学院校刊》从创刊号到校刊停办的全部期刊，还找到当年北京铁道学院电信系整风办公室编印的一套完整的职工向党交心大字报。这些反映当年运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带我走进了北京铁道学院历史现场，无论是人间善良的心灵还是扭曲丑恶的面貌，尽的在字里行间展现在我的眼前。虽然曾在探寻父亲经历的征途上有过曲折，走过了弯路，遭遇过坎坷，但都在素昧平生朋友鼎力相助间化解，助我解开涉及父亲人生经历的许多历史谜团。面对尘封已久的历史窗口豁然开朗，一扫蒙在心中多年阴霾。我面对国内外从未谋面朋友们，由衷而生的感激之情，心如泉涌热泪盈眶，有道是：“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我感谢你们真诚的帮助！虽然相隔天涯海角，但我们的心灵更近。值此,我谨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衷心的敬意!

2022年12月完稿于南京
2023年9月修改
更新持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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