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纪念严忠铎诞辰100周年
原创文/严俊
今天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追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以寄哀思。执手相看的那些发黄信纸，是堂哥保存并转交与我——父亲写给大伯、姑妈和堂姐的信，注视字里行间，思绪万千竟突感语句凝噎【2】，欲提笔但觉千斤。“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4】，纵有千言万语，更与何人说？【3】伤心泪别几多载，屈指思量已有四十三年【1】。我感受着一个父亲为家庭操劳所承受的重负，感受着慈父育子的责任和仁爱之心，感受着一个男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忍受屈辱所保持缄默，感受着一个正直学人心底无私的坦荡胸怀，感受着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之心。记下慈父二三事，化作冥钱抚魂冤。
1、往事已成空，尤如一梦中
随着林彪签发1号战备命令，父亲在北京团河农场遗返回宁后，不久就遇上随之而来上山下乡运动。本欲能在南京找到工作，母亲陪着他到市、区教育局和数十所院校接洽工作事宜，均吃了闭门宴。头顶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帽子，还有“臭老九”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在那个动乱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哪怕找个临时工作也是不可能。一听他那身份，任何单位都唯恐避之不及，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强大宣传攻势下，我们这样的家庭被列入上山下乡对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很快我们全家就加入了被欢送的“上山下乡”队列，登上了开往苏北农村的船队。从此我开始了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三年，并在农村度过了9年终身难忘的蹉跎岁月。
2、寒色夜村幕，悲风屋隙闻【5】
严冬季节里，北风呼啸，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在穷乡僻壤的苏北农村泗洪县石集公社一间草房中安家落户了。那是生产队临时腾出的一间仓库给我们暂时落脚。生产队长刘长更送来一盏煤油灯，散发着微弱且暗淡光亮的火苗，被透过门缝和未封闭的窗户刮进的西北风，在玻璃灯罩内来回摇拽，屋中随即显现着不停晃动的长影。生产队派来人员帮忙，经过一个下午倒运直至卸完家具，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一家人筋疲力尽却尚未吃晚饭，煤炉早已熄火了，这时刘长更又从家中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父母连声的道谢。一家人早已饥不裹腹，立即分食这一碗面条。吃第一口就感觉了从没有尝过的味道，弟弟还说“一点都不好吃”，后来在面条里加了在南京带来的猪油和辣酱，才勉强吃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那是用黄豆面掺山芋干面做的面条。正道是 “他乡寒食远堪悲”， “ 贫居往往无烟火” 【6】。当时我和弟弟都问父母：“以后是不是都要吃这个东西了”，“国家不是要供应米面吗，暂时不会吧”，母亲回答说。但是在屋中黑暗的角落里，我听见父母无可奈何的唉叹声。而这种黄豆面条成为我们以后在农村岁月里的主食。
3、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因文化的革命，还没有初中毕业的我，在下乡时，我还没读完初中，弟弟还没念完小学。况且当时的中学的课时不但将文革前的三年制改为两年制，还将数理化课本内容大为压缩精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和弟弟的学业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到农村后父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几番写信向大伯求援，邮寄来以前的中学数理化书籍，用以辅导我们学习。在父亲眼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尚未发挥作用，但他那时仍然相信党 “对知识分子给出路政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父亲还与母亲说：“让我学习无线电”，在毫无经济来源的现状下，虽然是不现实的想法而已，确也体现出一个父亲的爱子之心。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虽然大学教授就在身边，而我却对数理化的学习疏远了，现在想来悔恨不已，愧对慈父望子成龙之心。从此我投入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变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了农民。农业劳动成了我无上光荣的职业。
4、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7】
在泗洪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随着城市居民补贴粮油待遇取消，一家三个男劳动力除了刮风下雨不出工，挣到的工分也维持不了一家人温饱的生活。农业歉收除与传统的农业耕作习惯有关，其实关键问题是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解决早已根深蒂固小农经济思想从中作梗。表面上看是大田农田肥料不足，生产队也积极营造冬季积肥声势，但对缺肥的大田增产增收却仍然是杯水车薪。如同样是玉米种植自留地的就是长的好产量高，个中原因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大队书记也好，生产队长也好，开会传达文件或是安排工作，无不强调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的带头作用，大讲“锅里没有碗中就没有”的道理，不要眼睛盯着自留地。但是一年复一年，一季复一季，就是不见产量增长。对干了一年分粮食还不够吃的现状，父亲是从下乡后就有所了解，十分关心农业科学知识的应用，以为科学种田才是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增唯一措施。因为毕竟也在农场多年，看这里农村种植多有不堪科学之处。因此父亲曾向在农业科学院工作的堂姐写信，请其找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科技书籍寄来。还自费购买了一些正在种植的农作物书籍，如饥似渴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劳作归来一家人晚上还对在田间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讨论，对照学习心得提出许多值得或能进行改进种植经验。其实农业科技新技术在当地推广一直是艰难的前行，如种植水稻的旱改水就拖了多年没有进展。而所谓“知识青年大有可为”作为最高指示，不过是当时的一句时髦词汇。知识分子在农村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田除草不伤苗就行了。在田间父亲也曾与一个有经验的老农探讨农作物种植增产问题，当问及自留地为什么长的比大田好时？老农回答父亲说：“单干肯定产量高，搞过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咱好”等等。父亲还说了与其交谈所了解到的那些从未听说绝非耸人听闻的事实，如“人民公社大食堂”、“饿死人的年代”、“半夜杀牛解饥”等等实际内容广泛的话题，总算让父亲明白一个道理：“这已经在完全的意义上，不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应用的问题了，问题就是出在人民公社”。“你明白就好，不要刚吃了黄连就忘了苦味道”，那次家庭中的议论之后，母亲提醒父亲如是说。文化大革命中，一句话说的不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太多了。对敏感的政治话题，父亲因言获罪的经历，让母亲多年来心有余悸。这个老农好像叫刘长富，成份是富农，他曾念过私塾，是农村60多岁的人中并不多见的文化人了，但从未离开过泗洪县。他们就像遇到知音，碰到一起总是天南海北，无话不说。有一次老农与父亲在田间劳动休息时闲聊，问及父亲大城市城市和国外人们的生活情况，父亲都如实告知。对其听人们说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疑问都耐心作答，使老农恍然大悟。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颗善良不设防的心，口无遮拦的直言，好在那个老农朴实厚道，没有上纲上线与政治挂钩。这比起在反右年代铁道学院内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质上充当“卧底”、“告密者”和那些“六情不认”的帮凶比起来， 真的是一种很崇高的朴实。在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生活上虽然艰苦，但一家人也算安然无恙矣。其实现在看来，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到农村后父亲很快就看到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些弊端，除了中央农业大政方针，在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话语权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具体怎么种那是按传统的耕作习惯，改变什么也至少生产队长和老农说了算。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是没有话语权，父亲那点忧患意识只能是杞人忧天了。正是“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
5、挖沟修渠旱改水，教授捣粪人造肥
到泗洪农村后就听说要旱改水种植水稻，但旱改水不是说了就能立竿见影那么容易，因之前泗洪不少地方旱改水就有过失败的案例，真要实施分歧不小。我们所在生产队土地两面临河，倒是个有利条件。但土地要平整，沟渠要配套，灌溉机具要落实，水稻栽培农艺技术培训等等都需要开展，最重要的是资金的解决乃当务之急。直到70年秋收之后，公社要求每个大队必须进行旱改水试验田的规划要求后，生产队才决定先平整100亩地作为水稻试验田。整个冬天青年人齐上阵，终于完成平整土地，挖沟修渠任务。按农科站农艺技术员介绍，水稻种植要施农家有机肥，而人粪便最好，与河塘中挖出淤泥控干后再加些沙质土进行掺拌发酵最好。生产队长就安排父亲和另外两个老人专门积人粪便，并要求每日至少收集粪便100斤。父亲主要是负责称称和记账，兼顾造肥。
我们所在村庄是在一条自然形成的土埂之上，因村东有条大河，故名东硬埂。村庄房舍均为草房，偶有一户人家是瓦房，其子是在县里银行工作。村庄约6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各户草房延绵也有七八百米。造肥堆场设在村东面的打谷场旁，三个老人每天就从西边开始挨家收集大粪，收到东边也就到了堆粪场，可节省些体力。70年代农村的茅厕非常简陋，一般都依猪圈而建，两侧用高粱杆或芦苇围起来就成了一个简易茅厕。在茅厕内地下挖个地坑，衬砌几块片石。有的人家在猪圈上开了个口，如厕后粪便就流入猪圈里了，这样主要是方便积肥，也是防止粪便被狗吃掉，积肥开始后，生产队就要求各户将猪圈上的口子堵上。有时为了完成任务，一天要在村东村西来回走上好几次。
收来人粪后三个老人还要完成造肥才算完成任务。造肥的淤泥和沙土是生产队安排壮劳力事先挑来的，造肥就是将这些沙土淤泥与粪便掺搓均匀，然后堆起来，再盖上塑料薄膜，让其自然发酵。就这样父亲从冬天开始了农村的收粪生涯。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其中部分旱改水的稻田还种了豌豆做绿肥，期间还追施过化肥，我们村的水稻获得丰收，亩产达到500多斤。在留足种子和兴修水利人员的口粮后，按人头每人分配到100斤稻子，加工成米后大约80斤左右。下乡第二年国家已经取消了对下放人员的粮油供应，我们终于在深秋季节吃到了自己种植的稻米。
6、早岁未尝世事艰，冬至方知食为天
稻改成功，吃上自己种植收获的大米，一家人确实高兴一番。南京人比较讲究过冬至，到了冬至时分，几个月都没有见过荤腥了，冬至那天与妈妈上集市买了一块猪肉和豆腐等，在自留地上拔了几个萝卜等蔬菜， 美美的打了一次牙祭，同时也回味着一年来自食其力的甘苦。 但一家人高兴之余，父母掐指一算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虽然分了稻米，但家中并无多少余粮。麦收时节分配的麦子吃到中季收玉米时，就吃完了。中季分的玉米加上自留地里收的玉米，到此时也是剩余不多了。剩下的口粮就是秋季分的稻谷、晒的山芋干、自留地上收的黄豆以及储存在地窖中的山芋，满打满算省着，也难以坚持到麦收时节的。先前的高兴顷刻之间变为良辰好景虚设了。其实我们粮食不够吃也有一定的宿命成分，我们落户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全公社排名老么，生产状况是最差的。询问方知其他大队下放人员人均分到的口粮都比我们要多上百斤，日子自然好过。72年以前父亲能联系上的老同学几乎都处于难于自保阶段，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被停薪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与父亲十分要好的同学在科学院工作高昌瑞，69年父亲离开团河时曾到京与其会面道别，高昌瑞就告知即将要到团河农场去了。71年时高昌瑞还在父亲先前呆过的北京团河农场挑大粪呢。向京城老友求援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国外的亲朋好友那是更不能去联系的，当时的海外关系就是“里通外国”的代名词。思来想去，一向不愿向亲友开口的父亲只好向大伯求援了。大伯家当时在上海经济上也并不宽裕，一家五六口人就靠大伯工资，但数次支援的10元或8元和三五斤的全国粮票，也只能缓解燃眉之急。直到1972年以后，姨父解放恢复教授职称和待遇，姨妈给了我们相当慷慨的经济支援，添置了一些农具和工具，还买了一个猪仔，生活上方略有改善。父亲在给大伯的心中也写道：今年在农业生产并无太大改观，但经济上的状况有所改观，准备养好一头小猪，到年底就能增加一些收入，多亏了元文二姐的支援“等等。
7、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1971年10月中下旬新闻公布了林彪之死，“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终于不再作为早请示，晚汇报所必须用之的个人崇拜神来之语了。但那时生产队白天下田劳作，每周至少在晚间进行一次进行政治学习，就是读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纸，父亲就成了当然的读报员。那时父亲非常注意时事，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化，透过生产队订的几种报纸就是他了解外界形势的主要来源。“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文章，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父亲曾心存文革走日结束希望。但五七干校并没有撤销，大专院校也没有招生开课，文化的革命没有丝毫结束的迹象。“这运动何时了啊”，父亲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在回到南京时，弟弟将他通信录小本子中的地址撕掉扔了，那里面有他一生中在国内外最为思念的挚友亲朋联系方式。但那是他年幼无知不懂事的小儿子干的，令他心中非常纠结恼火，也自责没有将此通信录收好（因此无法找到还在国外父亲老友，以了解父亲留学往事，让我感到万分的遗憾）。1972年父亲自50年回国后已经23年了， 经历了太多的各种运动，父亲时年57岁，农村的劳动既不能给家庭增加多少经济收入，也不能给国家做贡献。听说我二姨夫任朗在72年年6月解放了，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工资。我就是那时得到姨妈资助购置了相应工具学习木工的。那时父亲太想重返教育工作岗位了，在脱离了强制留场的约束之下，抱着一丝幻想而已。他给在京城及国内的一些老同学老友试投了几封信，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可能因没有准确的地址，也可能很多老同学还没有解放在干校），父亲真有“京城人物嗟谁在？空记当年接俊游”之感叹啊。当时农村无论是教育师资还是医疗资源都是稀缺的，但当时“赤脚医生”、“赤脚教师”等“赤脚大仙”大行其道，很多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都充实到中小学的教师队伍中去了。但父亲只因是个摘帽右派，还是戴着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出来工作谈何易事。纵观政治风云愈演愈烈，运动没完没了，面对家庭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现实之下的父亲的心情愈加沉重了。
到农村整整三年了，1972年12月15日，父亲突然感觉胸口疼痛难忍，母亲赶紧让他卧床休息，并联系大队的下放人员也是兼职的腾医生来诊断，腾医生初步判断就认为父亲出现的临床症状，绝不是现有的村级医疗条件能够医治的，必须迅速转到公社或县医院去诊治。当天是生产队用手扶拖拉机送父亲到泗洪县人民医院的，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气肿。经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医生决定必须手术治疗，但术后并未根本好转，病情反而在术后两天出现恶化。弥留之际，父亲并没有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倒是存在着生的欲望。他对我说：“你回家给我做一根拐杖，等我好了以后好走回家”，这是父亲一生中给我留下的最后要求。12月25日是西方流行的盛大节日圣诞节，父亲总算走过平安夜，度过圣诞节，但还是于1972年12月26日，在春满乾坤即将来临之际，散手人寰，与世长眠。
8、桃李不言自成蹊 立德立言史明鉴
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从没有听他说过哪些高深的学问，但我感受到他知识的渊博；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被小人无中生有强加的罪名和违反宪法不公正的审判，但我感受到父亲所承受的所有怨恨与屈辱；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从未见他感冒发热，身体一向健好，缘何患此重症，百思得出一解，当为多年积忧成疾。就是今日探寻肺气肿之症的发病成因，方知此症竟然还是医学界的未解之谜，还在众说纷纷的学术研究探讨范畴中，也让我十分茫然且意料之外。
父亲走了，走过了平安夜，度过了圣诞节，渐行渐远，是那样悄无声息。在春满乾坤来临之际，父亲走了，是那样的阴差阳错。1973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来泗洪调档查询父亲的情况，欲调京安排工作。父亲最终没有熬到柳暗花明的时刻，没有等到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到来就走了，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我们全家最大的不幸。父亲走了，但一个怨屈的幽灵还在游荡着，久久不愿离去。
父亲走了，给我留下了熠煜闪烁的足迹，促使我遁迹去探寻解开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谜团。点滴过往凡事，正直善良的胸襟，仁慈爱心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爸爸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父亲为人品质与德才历来为亲朋所称道，其身前身后事，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惋惜。正是人如其名，其言其声仍将如铎贯耳，伴随至亲好友的思念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永存！。
在严忠铎诞辰100周年之际，谨向他的所有亲朋挚友，在他生前和身后给予他及他的家人的关心和帮助，致以诚挚的衷心谢意。
2015年1月31日首发网易博客
2015年2月20日再发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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