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理科班，其实我们班同学的文理科成绩都好。这一方面是因为确实都是挑出来的，另方面特别要感谢我们优秀的语文和英语老师。教语文的赵君奇老师，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同学们都爱听。记得在讲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时，朗诵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后，突然停顿片刻，最后用平缓的语气吐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使我顿感掷地有声，简直要拍案叫绝！
    我虽自小爱看书，但进高中时还谈不上对文学有多大爱好。在赵老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文学水平有颇大提高。毕业前夕，班上已有一批同学文科成绩拔尖。一次赵老师选了几个人，让每人写一篇文言文，我写的是“游览工艺品陈列馆记”。其实我在文言文上并没特别下过功夫，搜尽枯肠胡乱写的东西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只是在描写象牙雕的时候，将“白皙”写成“皙白”，后来总也忘不了。那次看起来是重点培养之意，但我想也有希望我们报考文科的一片苦心。可惜的是，后来全班只有康永立和程懋荣两人选择了文科。我虽没有学文，在大学和工作单位里却成为主要的笔杆子。每念及此事，我对于赵老师常怀感恩之心。
    赵老师可以说受到全班同学的崇拜。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那一手漂亮洒脱的书法成为全班同学模仿的对象。只是学的的人虽多，最后出师的只有姜叔勤一人。毕业离校前我买了个小本，请赵老师题字。他爽快答应，题写了《论语•子张篇》中的两句话“日知其所亡，月毋忘其所能”，我珍藏至今。刚进武大时，我曾向赵老师请教过“三楚雄风”中的三楚是指哪里，他认真地写了回信，引经据典一大篇。文革中的1967年春，赵老师还曾和李老师一起去珞珈山，与我探讨文革的问题，使我受宠若惊。后来全国一阵风抓“五一六”，武汉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很多群众组织的头头都被抓。我从大连回汉看望赵老师，他并没躲避和冷落我，而是直率地问我“你是不是五一六”，使我很受感动。
    1983年我妹妹想从滠口调往二中，我曾写信请赵老师帮忙向有关领导打一下招呼，他果然帮了忙，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当时我惊讶地发现，赵老师写信的手已经发抖，笔迹变得弯弯曲曲。我哪里知道，赵老师已经走到人生尽头，不久后的6月中旬就与世长辞了。赵老师去世的前一年我从大连回汉，曾约姜叔勤、邹平山等人去他家看望，可惜他不在家，错失了与恩师最后见面的机会。赵老师走时年仅56岁，正值英年，怎奈天妒英才，使我想起就深感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