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于娟走后这四年
BY 光头
 
 
转眼4年。
时间很神奇。
娟走后的悲痛，随着时间，逐渐转成了思念。我和娟妈都有一种感觉，娟放下了我们，去了一个她喜欢的地方，而且过得很好。

娟妈一直在种树。她和几位老人，在朋友们、村民们、志愿者的帮助下，一直在曲阜九仙山龙尾庄，种树。种树的过程并不顺利。第一年，树苗死了不少。第二年，也就活了一半不到。但是第三年，老人们开始在山上自己育树苗，开始集中种树。栽下的树苗也长高了，逐渐形成气候。山上庄里很多人都认识妈，很多好心人提供了帮助。四年，妈在九仙山扎下了根。

娟爸几乎就一直在上海。他放不下土豆。四年了，土豆也快7周岁了。爸爸负责孩子幼儿园放学后的接送，各种兴趣班的接送，风雨无阻。4年下来，爸爸看了不少关于育儿的文章，经常和群里的朋友们分享心得体会。
土豆一天天长大了，得到老师们的关心教育和同学们的陪伴，非常开心。在外公的培育下，土豆对运动、音乐都颇有兴趣。他一直记得妈妈，知道妈妈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爸妈，我姐一家都住在一起，4年来，一直是他们照顾宝宝的日常生活起居。没有他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我的工作中去。

我，依然在上海交大，从事我自己的生物质资源高价值规模化利用研究，研究开发我的碳材料。4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从事材料科技服务，我想探索实践一种好的模式，能够把科技工作者与社会需求紧密高效地结合起来，让科研更美好。
 
四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照顾，这些都深深地埋在我心里。我想对朋友们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的爱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
 
 
之二 老于的劝告
BY 雪松
 
1996年，一个穿背带裤，娃娃脸的女孩儿离开家，登上拥挤的火车。终点站是上海，她是上海交通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新生。
那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总人数超过240万，总录取率40%。上海交大将于两三年后与其他十所学校一起，被列为中国985工程首批院校。这批学校的录取人数，直到如今，总占比亦不超过1%。
百里挑一，会有最好的装备，进入最好的跑道，甚至享受最有利的规则。同时往往意味着背负更多期待、盼望、希冀、寄托以及这些同义词的衍生品。
即便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女孩儿，也不难一夜长大，明白自己的责任。
这是我所知道的，于娟后半段生命旅程的开端。
 
责任总是枯燥无味甚至酸辛的，还好，世上所有大学的味道都是甜美的。
1996年，还有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理工科男生从武汉来到上海，去往交大读博士。理工科博士男这个物种，也不总是那么难以与浪漫扯上关系，至少这个姓赵的男生，知道去英语角这样水草丰美的地方巡弋。
像所有惹人羡慕的邂逅故事那样，赵博士遇到了于娟。于娟很坦诚地告诉赵博士，“你像个傻瓜”，赵博士瞬间被这个直爽有英气的圆脸小姑娘击倒，然后经常有意无意在校园里“偶遇”于娟。
那是1996年10月份，大家都刚入学，一大波师兄和师妹还没来得及相遇。这是运气，或也是命运。日后漫长的时间会耐心地证明这一点。
1997年春天，18岁的于娟和24岁的赵博士，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初恋。这场长达14年的初恋，直到一方生命停息。
 
那个年月还没有满大街海归和博士，在旁人看来，两个名校生接下来的道路是铺满鲜花的坦途。事实似乎也相去不远，1999年赵博士留校任教成为赵老师。2000年于娟大学毕业，两人便登记结婚。
然而哪怕已无须艰难困苦来玉汝于成，但这个跑道很长，选择停下来的人很少，或者本就没有停下来的选项。
2001年，赵老师赴日本访学一年，这年暑假，两人在日本共度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后来成为他们共同怀念的最美好的时光，因为自那以后七年里，就是一场接一场或大或小的别离。
那时，于娟已经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院读研。两人相继回到上海后，都要忙自己的学业事业，聚少离多，做起了周末夫妻。
如果交大和复旦算不上两地，但挪威和中国肯定是。2004年，于娟远赴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之后三年，两人相隔万里，各自努力工作，攒够了机票钱，才能见上一面。
 
2007年，于娟回国。2008年，于娟拿到博士学位，留在复旦任教。
2008年9月，小夫妻有了个儿子，他们给儿子起名字叫土豆。
至此，两个名校学生，转身为两个名校教师。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生在中国，跑到这里对自己对家人都有了阶段性的交代，接下来无非是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成为所谓的人生赢家。
可是还有命运，这个用于娟的经济学和老赵的材料学专业都解释不清楚的东西。
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了一年之后，土豆刚断奶不久，于娟骑着自行车摔了一跤。
仅过了一天，于娟就浑身剧痛卧床不起。
两个月后，2009年底，于娟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
繁花似锦转瞬凋零，有多少人经受过这样的戏弄，以生命和比生命更多的代价。
 
这是我所知道的于娟的一生的轮廓。
在很多人看来，除了得癌症这一点，这也是他们一生的轮廓。所以于娟患病之后写的反思生活和生命的博客，很快在网上传开。大家都在相似的跑道上，看到另一条跑道上有人跌倒了，总会愿意听听那人怎么说，再想想自己的处境。
我第一次见于娟的时候对她说，你的文章影响力那么大，是因为某种意义上你的经历代表了一代人里的一个庞大群体，我们都这么活着。
当然不同的人有各自的加减乘除，但公式是类似的。
于娟笑着说，对啊，我们都是穿上了红舞鞋的人，就得一直跳下去，跳到像我这样跳不动了才会去想哪里不对。
当时于娟的一段话是网上最红的格言：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幸福。”
 
我知道于娟，是2011年初，用了一个晚上看了于娟患病后所有的博客文章，哭得稀里哗啦，很多年没那么哭过，说不明白的伤心。哭完给于娟的好友老郑写了封邮件，提出要出版于娟的作品。
老郑说，这事儿要老于定，找他们的出版单位很多。然后约见面，因为于娟身体状况不稳定，许多天后才成行。
第一次见于娟，已经是2011年4月2号。老郑让我带着合同去老于家，要能签的话，算是个生日礼物。我满怀忐忑的出门，到老于家小区外才想起去买蛋糕。
满屋子人，是于娟让我放松下来。于娟那会儿已经从死亡线上挣扎回很多次，一脸的淡定轻松，眼睛干净毫无渣滓，视线接上，就知道这人通透善良。
合同没怎么讨论就签了，老于说，我相信你。没好意思问为什么。一直没机会告诉老于，这种简单粗暴的信任，叫人无言以对，也叫人心意坚定。
然后老于笑眯眯地拿病痛和死亡说事儿，不像是个病入膏肓的人。病情敞开聊，浑不忌讳，就是不信自己会死，说话时气息微弱，但劲道十足。
我不知道全身癌细胞骨转移意味着什么，更无法想象于娟要忍受多少身体上的痛苦，使出多大的力气，才能跟我们谈笑自若。那时我只觉得，老于这样的人，肯定是癌症患者当中能熬过来的那部分。
这是一次一点都不悲戚的见面。我还记得，那天录了视频，镜头里每个人都是在笑的。不是强颜欢笑，那种气氛，不需要拧着。
老郑说，老于是活明白了。
除了老于看土豆的时候。那种不舍和眷恋的眼神，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懂。
 
我就这样成了老于的编辑，也成了赵老师和老郑他们认可的“老于的朋友”。我一直觉得愧对这个称呼，因为我和老于一无真正的交往交情，二来除了编辑一本书，也没为她做过什么事。
也许因为是老于的朋友了，4月17号那天下午，我才能跟老郑一起，去医院看于娟。
那天我看到的是一个无法再笑着宽慰朋友的于娟。她已经无法开口说话，全身蜷在一起，似乎在用尽全力抗拒什么。
于娟病情经常反复，博文中也会写到一些病中细节，但谁都无法体会她究竟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折磨。
但那一刻，我觉得那种痛苦是能传递的，顺着空气到你心里，揪攥成一团再撕扯开。
我对老郑说，看着就觉得痛。
真的是一种接近实质的痛，时隔多年，那种感觉依然清晰。
但是后来留在我记忆里的病床上紧闭双眸的于娟，却还是不悲戚的。我只觉得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随时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来，就算痛，又如何。
窄小的病床，瘦小的人，明明被逼到了死角，却有着惊人的气势——这是老于留给我的最后的也是最永远的印象。
4月19号一早，老郑给我发消息：老于走了。
 
我一直把老于当作我来上海之后最好的朋友之一，不止因为我认真读过她写下的每一个字，了解她；也不止因为她教我太多，也给予我太多；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我经常能在她那里看到一个应该存在的正确的自己。
她总能让我知道，什么是错的。
可是，知道对的不一定做得到，明白错的往往每天在做着。自己的那双红舞鞋，也还在穿着。
所以我也时常觉得辜负了老于，愧对她生死一场得来的道理。
 
老于，今天是你的忌日。上海的春天一如你离去时那么单薄。
这世界还是那个样子，人们还是那样活着。但我始终相信，你感动过的那数百万人，会偶尔想起你的劝告。
这就够了，你未完成的，还存在着。
 
 
之三 一次众筹
 
我们搞了一次众筹，来纪念于娟以及支持她心系的能源林和环保项目，众筹的内容是于娟的遗著《此生未完成》纪念版、光头科研团队发明的环保碳挂和曲阜能源林的树苗认养，活动盈余，将全部用于曲阜能源林项目。
 
活动链接：http://www.zhongchou.cn/deal-show/id-121963
 
 
 
最后仍是感谢，感谢很多伙伴们（能源林的志愿者和热心人们、于爸“亲友团”的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很多素未谋面的网友们等等等等）。心念想通之处，无声胜有声。
 
有时候会扪心自问，有没有听从老于的劝告？真能从名利权情中解脱吗？最简单的，真能做到11点上床吗？房子、位子、孩子，真能轻轻放下吗？
 
是的，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做到，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机会，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在滚滚红尘中，选择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脱下沉重的红舞鞋，让灵魂融入世界。

转载: 于娟生命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