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的手机联系人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血液挺有名。

想无可想没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个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是交大附属医院，如此这样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候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隐约我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我不认识直接的关系，我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其实比方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的抽搐，这反映不受主管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了一个阴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

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Stanley Milgram提出来的，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皱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他说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长叹一声“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