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篇文章是2004年写的，2016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是母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今日发上博客，做个纪念。
母 亲 (草稿)
引 子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母亲开始唠叨了,
“原来的地方在哪里？”
“潮州！”母亲坚定的话音。
“这里就是潮州。”
“不是！潮州那里有一个大铁门，进去后有一个大天井，然后是一条长长的楼梯。”头脑还很清醒，描述得条条有理。
“这里就是潮州，你叫湖北（褓姆的名字）开门让你看看，下面不是有一条长长的楼梯，还有一个天井吗？”
“反正我要回去，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回到我妈住的地方。”脑筋相绊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
“你妈今年多大了，住在哪里？”
“在金石！你们不带我去，我自己坐车去！”看似清醒，其实似醒非醒。这是初夏的一个晚上，母子俩一边喝着功夫茶，一边聊天。母亲的身份证上清清楚楚的登记着1916年12月4日出生，到了今天——2004年5月3日，整整过了八十九个春秋。母亲的母亲在哪里?可想而知了。
母亲 <wbr><wbr> <wbr><wbr>（连载2）
第 一 章
母亲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听母亲和姨妈们说，出生在潮州一个小商贩家，家庭信奉基督教。在如花似玉的年龄，经教友们热心的介绍，就稀里糊涂地嫁给了家有二十多亩柑橘园，同样信奉基督教的我的外祖父。
嫁到外祖父家，哪有什麽柑橘园，原来只有一条牛和几亩水田。外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自幼生长在城里的千金小姐，一下子蒙了，命运之路就在前边，你的脚踏下了，就只能前进，别无出路。这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外祖母横下一条心，隔年就生了母亲，接着就是二姨，三姨，四姨，五姨六姨七姨，听说中间还有一个女孩给了人家。因为连续生了七八个女孩子，听人家说，要生男孩，必须抱个男孩来养，这叫做“抵墙”。后来抱来了个男孩，结果真的就生了个男孩。这就是大舅和细舅。最后，又来了个细姨。
外祖母是城里的千金小姐，她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农村的困境，——只有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自幼便送到城里的外婆家读书。
在读书这段时期，是母亲最快活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参加歌咏队，参加篮球队，活跃得很。到了晚年，母亲还经常说起学校女子篮球队在西湖的操场参加比赛的情形。全队女生要数母亲个子最小，但跑得快，投篮准，还能助攻！上美术课就惨了，不会画画，但手工做得好。母亲座位的后面，有一个男同学，图画画得很好，就是不会做手工。这样母亲就经常与他交换，我帮你做手工，你帮我画图画，一来一往，跟这个同学就熟得很。在女子篮球比赛中，当篮球撞在母亲身上时，这个男同学大声喊着：“打着你，疼着我！”后来这个男同学与母亲的姐妹们混得熟了，最后就成了我的三姨父。小学毕业后，母亲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外祖母把家搬到了小集镇——金石。一边种着几亩水田一边养牛卖牛奶，一边做抽纱一边挑担下乡卖针线（小百货）。再过几年，又学会了鑲牙，在金石山草场开了一间牙科门诊，铺号：“许惠安”（这是后话）。
外祖父看着女儿长大了，内心盘算着如何找个好女婿。一天，外祖父牙疼去看医生，医生是个年轻的外地人，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在看病聊天时，外祖父大约知道了医生的一些情况，最主要就是——未婚，内心暗自高兴。回家告诉了外祖母，俩人暗中一商量，不错，要找就找这样的女婿！
要说外祖父老实巴交，为了找个好女婿，还真的绞尽脑汁，没病装病，隔时无隔日地往医生那儿去。有时看牙齿有时看眼睛，有时鼻子不通有时胃口不开，有时拉稀有时又便秘。看病时无话找话，聊天时有意无意地都引到女儿话题上。医生觉得奇怪，这个老实农民还有个教书的女儿？外祖父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照片让医生看，还真的：胖乎乎的脸，留着短发，别着蝴蝶卡子，穿着“五四”学生装，亭亭玉立的一个单纯少女！在这个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偏僻的小集镇里，这么个不错的姑娘，让医生为之动心。
接着就是见面、喝茶、谈天说地，还真的谈得来，很有缘分。后来，医生在一次谈话时说：“一个行医一个教书，还不如俩人都行医，开个像样的診所。”外祖父频频点头，满口答应：“好，好！就行医，就行医！”
后来，在医生的资助下，母亲到汕头一家妇产科学校报名学习。报名时，母亲的名字——“赛珍”，在医生这个“文明人”眼里，显得有些土里土气。医生干脆给母亲重新启了个新式名字——许馥素。后来姨妈们的名字，什么“巧珍”、“爱珍”、“惜珍”等等，改成了馥光、馥芝、馥明、馥卿、馥云、馥娟、馥端，舅父也叫：旭俊、旭初了。
进入妇产科学校读书是要考试的，语文数学没问题，还要考英语，这就难为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了。还是医生有办法，连夜写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让母亲死记硬背，考试的时候母亲临场发挥的还不错，最后终于录取了。
在汕头妇产科学校读书这段时期，是母亲一生最快乐最烂漫的时光。每当星期天，医生骑上自行车，到汕头妇产科学校接母亲出去玩。从海滨路到外马路，从小公园到大观园。逛街、购物、看戏，玩得不也乐乎！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他俩双双到了汕头唯一一家有电梯的百货公司——南生百货公司的最顶层，一边喝茶吃月饼，一边赏月聊天。直到老年时，还常常谈起这件事，可见印象之深刻！
毕业以后，母亲当了一名助产士，与医生结婚后一起开了一间诊所行医。诊所的正门上方，横匾上写着：“啓德診所”，上联是“西医师刘啓德内外全科”，下联是“助产士许馥素妇科儿科”。在这偏僻的小集镇，开了这间西医诊所，前来看病的人还真的不少，轰动了四乡六里。
在那个年代，西医对农村来说，是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加上父亲母亲的敬业精神，对医术的精益求精，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别是母亲，对病人说话轻声细语，既细心又耐心，更是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她继承了外祖母的多子多福的基因，接连不断的生育，生了五男六女，其中有一女孩被狗咬了，得了狂犬病很小就死亡了，就剩下五男五女。虽然有媬姆，但母亲忙里忙外，又要照顾家庭，又要打针抓药，又要门诊出诊，样样事亲力亲为，真是忙坏了母亲！母亲，真是伟大的母亲！
母亲 <wbr><wbr> <wbr><wbr>（连载3）
第 二 章
父亲一生中遭遇三次重大灾难，在每次灾难的关键时刻，母亲的泰然自若，沉着应付，更显示了母亲超人的能力。
第一次，沦陷时期。日本侵占了潮汕，老百姓纷纷四处出逃。母亲当时正身怀二姐在身，还带着大姐，拉着大哥，抱着二哥，逃命在荒村僻野，田边地头。当时怀里抱着二哥，肚饥喉干，脚软手酸，与二姨换手时，“扑嗵”一声，二哥掉下了水田里，大家连忙七手八脚把二哥捞起来。在逃难的时期，母亲与二姨经常住在一起，加上惊吓，二姐在母亲的肚子里多呆了一个多月，长大后人家都说二姐长得像二姨。一次，日本鬼子来了，大家忙着藏身，来不及抱上摇篮里的二哥。日本鬼子进到屋里，抱起二哥，用刺刀在他面前晃来晃去，逗着玩。有一个鬼子把前厅的大时钟一扔，“啪啦”一声，摔得粉碎。大家躲在隔壁的楼顶上，吓得不敢出声，满头大汗。
还有更惊险的一幕，日本鬼子抓走了父亲，一路游街，一路跪地，走到龙下村口，挖了个大坑，命令父亲跪下，枪口对准父亲的后背。父亲想：这下完了！父亲急中生智，用手指在地上写了几个人的名字：陈远希（我的老姨丈，汕头的知名医生），林丰磐（金石的知名地主），还写了一些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名字。日本鬼子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这些名字起了作用，结果没有开枪，把父亲带回驻地待查。母亲马上四处找人说情，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第二次，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来了，治安很混乱，土匪到处横行霸道。他们看着父亲行医有点钱，就进行绑架勒索，把父亲和八伯（当时八伯就住在家里），一起绑架到一只船上。家乡的河流很小，船也小，没有遮盖，眼看就要下雨了，母亲二话没说，跑到小集镇买了两顶大竹笠，送到船上，好说歹说，给了看守的小费，才把竹笠戴到父亲和八伯的头上。后来船开了两天两夜，这两顶大竹笠还起了遮风挡雨防晒的大作用。
父亲和八伯被绑架后，为了生活，母亲要继续开门营业，又要四处奔波，打听消息，送礼求情。外祖母还专门到监狱里探监。最后通过多方说情送礼，父亲被监禁了几个月以后，在除夕的前一天傍晚放回来了。当父亲和八伯走到家门口，大家都看呆了，长长的头发，满脸的胡子，肮脏的衣服，拖着破鞋，身上长满虱子，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母亲立刻叫他俩去理发，洗澡，换衣服。这个年才算过得有点欣喜。
第三次，是在解放后。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惶惶。母亲眼明心细嘴紧，护着父亲逃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劫难。唯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母亲没有在父亲身边，眼明心细嘴紧的作风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导致父亲眼花心直嘴快，把看见到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把心都交给了党。结果，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安排，高高兴兴到潮州韩山师范学校学习了几天，轻轻松松地向党提了意见，把心都掏给了党。回来的时候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记得那时我还小，还没上学。那天我跟着小朋友一起玩骑铁圈，（就是小竹子下面弯一个小铁钩赶着圆铁圈跑）。跑到了龙下村口，看见有人在贴标语，我似懂非懂，无意之中看见了“打”“刘启德”“分子”（打倒右派分子刘启德），还有什么“进攻”，“疯狂”，出现最多的是父亲的名字。这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好象周围的人都看着我。我马上赶着铁圈，飞快地往家里跑。一路上，通往金石的路口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父亲成了众矢之的，成了金石唯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回到家后，我规矩多了，等着父亲回来。母亲好象都知道了，也提前回家。平静地拿起扫帚扫扫地，拿起抹布抹抹桌子，摆摆凳子，尽量做点事情来掩饰心中的不安。过了不久，父亲回来了，母亲马上端上洗脸水，递上毛巾。我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父亲眼圈里布满了血丝，浸满了泪水。母亲安慰说：“没事，没事，洗洗脸，洗洗脸。”父亲的眼泪马上掉下来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要写检查，挨批斗，参加体力劳动。母亲默默地忍受着，白天继续上班，该看病的看病，该出诊的出诊。晚上还要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母亲经常说：“没事的，没事的，我们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没事的，会好的。”母亲对父亲更加体贴入微了，出门时拿草帽，拿浴布（当时潮汕的特有汗巾）；进门时端洗脸水，送凉开水。吃饭时，舀汤乘饭夹菜，样样顾及。天气热了，还要一边吃饭一边摇蒲扇。天气凉了，每天晚饭时还来一杯酒，吃饭中间要热热汤，饭后还来点水果。晚上没事时冲冲功夫茶。在母亲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细心照顾下，父亲的顾虑慢慢消失了，心情也慢慢开朗了，开始有了笑容，还拿着歌谱学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母亲 <wbr><wbr>（连载4）
第 三 章
母亲在事业上兢兢业业的精神，谦虚谨慎的态度，待人接物的热情，永远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在金石这个小地方，一个科班出身的助产士，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她的双手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新生命！她的一生，都扑在妇幼保健工作上。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初期的私营诊所期间，有病人前来看病的，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一律有求必应。无论何时何地，病人就是一切！无论是炎热的夏天，你正在摇着大蒲扇乘凉；无论是寒冷的冬天，你正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只要病人需要，都二话没说。一次，母亲正在喂细姐吃饭，一个病人来了，母亲放下细姐出去接待，细姐磕碰了一下瓷碗，眼眶底下流血不止，父亲给她缝了两针。细姐长大后，这个疤痕还清晰可见，大家都说这是母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见证！
一九五四年筹建联合诊所，要数父亲和母亲最积极参与了。把家里的药柜，桌子椅子，能搬的都搬到联合诊所去了。有时家里也成了临时会议室。一次开会谈到激烈时，一位姓温的医生激动得从红木躺椅上站了起来，“吱呀”一声，坚硬的红木也支撑不了冲满革命干劲的肥胖身体！红木躺椅裂了一条大缝！这条缝成了以后几十年来的一个笑谈话题。
母亲的医术很高明，病人来看病，母亲只要把把脉，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问问情况：“来了没有？” “上个月几号来？” “去干净了吗？”“胃口怎样？”“大小便怎样？”就能判断有病没病，什么病。或者胎儿有几个月了，预产期几月几号。甚至还能判断是男孩女孩，真是神了！乡里乡外的人真服了。甚至于母亲退休了好些年了，已经搬了几次家，有的还老远寻找到家里来，说要问一问先生娘才放心。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还要经常出诊。那时出诊，经常步行。一次，母亲步行出诊，走到番薯场，被挑番薯的农民撞倒，脚歪了一下，折断了。联合诊所的花合仙（人名，是个蛇医）听说了，马上跑到，扶起母亲。但母亲不会走，花合仙二话没说，背起母亲就往诊所走去。母亲的脚折断了，在家里躺了三个月。花合仙的救死护伤，助人为乐，母亲几十年来都一直记住他、夸奖他。母亲对帮助过自己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
后来自行车多了，有时出诊是病人家属的自行车来载。那时的自行车为了便于载货物，都是28寸，双筒，加密钢线，后面座位是一个又高又狭小的铁盒，铁盒上面有一块木板，木板上缠着备用的麻绳。乡村的道路崎崎岖岖，母亲又胖，摔倒是经常的事。母亲一段时间萌发学习骑自行车。每天傍晚，叫上几个姐妹，一起到学校的后操场，歪歪斜斜的拐来拐去的学起来。母亲因为太胖，脚又短，平衡又差，脚上撞了个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战败的士兵偃旗息鼓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了。最后宣告不学了。
晚上出诊看病也是常来常往。因为小地方，乡里乡外的人基本都知道我家在哪里。一有急诊，都跑到家里要医生。有时下半夜有时风雨交加，就在小巷里对着门口大声喊：“先生娘！先生娘！刘先生娘！”有的喊：“许医师！许医师！”有时一个晚上出诊两三次。乡里人待人接物很热情，大碗大碗的稀饭，大块大块的咸菜，直奔你的面前，你吃得再饱了，也要你再吃一些，如果你不吃，就是看不起人家。卫生院里有补贴，每天晚上十点前没有补贴，十点后出诊补贴两毛钱，不论你出诊几次，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一律补贴两毛钱。在药房里值班的人员半夜起来拿药，也一样补贴两毛钱。那时生活较艰苦，药房值班人员起来拿药有补贴都很高兴，隔天见到母亲都爱开玩笑说：“老许老许，昨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母亲总是笑眯眯的大声说：“是双胞胎！龙凤胎！”以至后来，大家生活好了，把两毛钱的夜餐补贴当笑话来谈。
培养各乡村接生员，建立各乡村接生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各乡村挑选人员，参加学习。母亲亲自出马，当起了老师。从一个小小的棉花球的制作到接生器具的消毒，到新生儿出生的护理，母亲都手把手的教。从理论上的学习到实践中的操作，母亲都毫无保留的把理论和经验都教给她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这些人员成了各个乡村的接生员，卫生员。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
母亲还经常参加卫生保健、防疫等工作。解放初期，血吸虫病流行，母亲和其他卫生人员在卫生防疫部门的组织下，半夜起来，挨家挨户，为每个人采血样，进行化验，一干就是好几个通宵。如果发现有病人，又要挨家挨户送药、发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都体现在母亲这些普普通通的卫生工作者的行动上。那天夜里我正睡得香，被推醒后，迷迷糊糊的耳朵被针扎了一下，挤出一点血，只见有人用玻璃片在我耳朵边抹了一下，在玻璃片上面写上名字，这就完成了。天亮了，我们几个小孩猜测着，为什么要三更半夜来扎耳朵采血？有的说，晚上小朋友不会乱跑，容易抓到。有的说，血吸虫晚上不会跑掉，才能查出来。反正扎都被扎了，管他是白天黑夜！
除“四害”运动，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四害”，就是老鼠、蚊子、蒼蝇、麻雀。除蚊子就是各家各户一齐大搞清洁卫生，清除污水杂物，喷洒药水。除苍蝇和老鼠，就是发动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各种办法都有，拍的，药的，粘的，熏的，水灌的，铁夹的，各显神通。小学生每个人都有任务，打到的苍蝇都装在火柴盒子里，要一只一只的数，谁打的多，上缴的苍蝇多，谁光荣。除老鼠，就是抓到老鼠割下它的尾巴，也要拿到学校数数量，谁上缴的老鼠尾巴多，谁先进。母亲经常吩咐我们要勤洗手，特别是除了“四害”后，更要洗干净。
除麻雀，就更有趣了，天还没亮，各家各户人人都起床，拿着铁桶、洗脸盆、铁锅、锅盖……反正能拿到什么算什么，一起敲打起来，越大声越好，目的就是吓跑麻雀。母亲对这件事还挺认真的，前一天晚上就叫大家早点睡觉，天还没亮就把大伙催醒，把脸盆、铁桶、锅盖等家伙分配给大家。我们几个小孩并排坐在自家二楼的走廊里，开始朦朦胧胧的，一下子打响了，就来了精神。我们其中有两个铜制的洗脸盆，一个大一个小，打起来“匡匡”响，越打越有趣，越打越来劲。麻雀被吵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有的撞倒了，有的飞跑了。母亲分配完任务后，就去医院集中。天将亮了，他们有的拿着长长的竹竿，有的拿着网，有的拿着布袋，去捡拾吓坏、吓死的麻雀。
母亲还经常参加全县、全地区、全省组织的卫生检查工作。一次巡回检查回来后，经常讲佛山如何如何的卫生干净。人家大街上，一点烟头纸屑都没有。人家家里的铺盖翻开来，摸一摸床板，一点灰尘都没有，都是干干净净的。厨房里的厨具，擦得白亮亮的，一点没有油污。一般家庭门口都贴上“光荣卫生清洁户”，有的还用大红纸贴上“模范卫生清洁户”。说得津津有味。参观学习回来后，也学着人家，发动大伙搞卫生，搞清洁。也各家各户检查、监督。好的贴上“光荣”，更好的贴上“模范”，差的贴上白纸，上面画只大乌龟。
母亲的点点滴滴工作，都是日积月累的。人民看见了，组织看见了，当要选一名女的、非党员的、知识界的代表出席全县（当时县领导市）人民代表大会时，母亲光荣地当选了。人们把当选代表看成是一种荣誉，母亲面对这种荣誉很平静。开会回来后，说：“五七年你爸爸开会回来是人人喊打倒的右派分子，今天我开会回来是人人欢迎的人民代表。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
一九八四年，潮安县（当时县领导市）卫生局专门召开会议，嘉奖了从事妇幼工作三十年的几位同志，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当拿着证书和奖章回到家里时，大家都抢着看，母亲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证书上写着：
许馥素同志从事妇幼保健工作三十年，特授予荣誉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一九八四年十月 日
证书上母亲的照片还盖着广东省卫生厅的钢印。荣誉证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盖有大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印章，印章中央有国徽。荣誉证书印有崔月犁（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题词：
致力予（原文如此）防保健
造福国家人民
崔月犁一九八四.十母亲 <wbr><wbr>（连载4）
母亲（连载 <wbr><wbr>5）
（母亲第一次手术后在弹电子琴）母亲（连载 <wbr><wbr>5）（ 第二次手术后，弹钢琴的母亲）母亲（连载 <wbr><wbr>5）（第二次手术后在家里和孙子玩篮球）
第 四 章
母亲晚年的三次大手术：一九八七年做胃的手术；一九九二年做乳腺癌的手术；二00三年做股骨头的手术。那硬榔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激励着我们晚辈。
母亲原来的胃口一直很好。一九八七年春，突然变得很差，有时还隐隐作痛，吃了胃药也不见得好，一百四十多斤的体重一下子消瘦了很多。当时在细姐和细姐夫的劝说下，决定马上搬到潮州住，以便于到中心医院检查治疗。五一节搬到潮州没几天，母亲就一个人跑到中心医院看病，医生马上要求母亲住院检查治疗。一住院检查，是非典型组织增生。医生说这就是胃癌！要马上做手术！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只是告诉她非典型组织增生，要做手术。那时母亲已经七十二岁了，有人建议采取保守治疗，但母亲一票就否决了，坚决要做手术，母亲坚定地说：“做手术就做手术，这样才彻底。”
（第二次手术后在家里和孙子一起玩篮球。）母亲（连载 <wbr><wbr>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