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胜利结束。

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了政协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人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955年7月18日，政协福州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对1950年1月成立的福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几年来的工作予以肯定。会上，我当选为首届市政协主席，在随后的工作中，经历了福州市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见证了工商界在这场考验中给出的合格答卷。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实现，这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这段经历对民族工商业者来说，是一场严峻考验。福州工商界及其代表人物，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积极协助政府工作。

“吃饱饭、打胜战”，是进军福建时，张鼎丞同志提出的口号。福州解放后第一个冬季，市里只有几天的存粮，军需民食都成问题。那时全省虽已基本解放，但匪患严重（永安地区大部分县仍被土匪占据），给筹粮造成很大困难。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对“缺粮”还要实行严格保密。筹到粮食是当务之急，省委领导张鼎丞、韦国清同志亲自同福州商会负责人刘永业、蔡友兰、邓炎辉等商量，请他们想办法搞到粮食。筹粮发挥重要作用的首先是蔡友兰，其次是邓炎辉。他们是福州工商界代表人物，了解粮情，先在市区“借”到一部分粮食，后从水口“借”到大批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张鼎丞同志多次讲：不要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的老朋友。为什么不买粮而采用借粮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待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才能解决，以实物借贷不损害贷方利益，有借有还，取信于民。1952年以前，实行工资制的公务人员月工资也是发一定数量的大米，小学教师200斤左右， 中学教师300－400斤，大学讲师、教授400－800斤，生活有保证，不为吃饭发愁，普遍满意。

当时，福州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城市。手工业为主，所谓现代工业有40多家，小火柴厂、小锯木厂数量不少，都很落后，只有装机5500千瓦的发电厂和日产五吨的造纸厂算合格。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当时存在许多困难。资金普遍短缺还比较好解决，可以通过银行予以小额贷款。本市产品、从福州转口的本省土特产品滞销，有些原材料又进不来，一时难以解决。关键是海口被封锁，主要流通渠道堵塞。1951年5月，省、市人民政府为推动物资交流，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商量对策。大家推举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邓炎辉负责协助做好这项工作。在“福州市土产会议”、“福建省第一次土产会议”之后，他积极负责与各行业工会筹委会负责人一道，动员各行业工商户积极参加物资交流活动。组织代表团、代表小组或推荐首席代表到上海、南京、杭州、广西、江西、华北和东北，参加外省市的物资交流会和产品展销会，为开拓市场，促进生产做了有益的工作。

恢复发展生产，最初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1950年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十来个小火柴厂联合起来办一个公私合营华光火柴厂。在筹办中，小老板们先是有所顾虑，经过市工商联筹委会正副主任刘永业、陈希仲、邓炎辉等阐明党的政策，讲清有关人事安排、设备物资折价入股，利润按税收、积累、福利、股息四块分配等道理后，取得了大家的赞同。林光旦是私营厂中最大的厂的老板，又积极带头合营，安排其任副厂长。对其他小老板，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安排担任技术员或管理人员，大家都比较满意。他们在工人的劳动热情和生产成倍增长的鼓舞下，受到爱国、爱厂、爱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市工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脱胎漆器是福州著名的传统工艺品。沈绍安兰记是首户，工艺精湛。市政府为保护和发展工艺品生产，提出同兰记公私合营的设想，沈老先生表示热诚欢迎。1952年春在仓前山兰记作坊办起第二个公私合营工厂，后边是生产车间，前面是门市部和展厅。

福州市委、市政府按照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组、改造的方针，拟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划，争取在1956年基本完成。1955年是全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向高潮的一年。首先是北京市于1956年1月15日宣布“三大改造”全部胜利实现，天津、上海也走在前面。喜讯传来，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形成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强大动力。当天下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到省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向大会建议：福、厦二市争取在春节前完成对私营工商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农业高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代表们热烈响应，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福州出席省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68人。市工商联正副主委刘永业、陈希仲、邓炎辉、王贤镇以及青年代表黄泽盛、薛奎松、欧云远积极行动起来，连夜在市工商联召开各同业工会全体委员、各行业积极分子近千人参加的会议，传达讨论叶飞书记的建议，作出决定，要在三四天内完成全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头”，当作传奇式的新闻传开。1956年1月18日下午，由市工商联正副主委、委员、各同业工会主委、委员300多人组成的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队伍，由鼓乐、鞭炮开路，他们高举红旗、手捧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从上杭路出发，同沿途商店、作坊欢迎欢呼声融合在一起，盛况空前。他们直奔省人民政府，受到省、市领导叶飞、魏金水、陈绍宽、张继中、何萍、严叔夏的欢迎。呈递申请书由刘永业领队，向叶飞书记、向省市各位领导上呈，然后张继中副市长宣布接受申请，批准大会于19日下午在体育场召开。这时候欢呼声、鼓乐声、鞭炮声又一片欢腾。

1956年1月19日下午，在体育场召开了有工人、店员、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共两万人参加的批准大会。共批准48个行业、6640户按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机器、百货等九个行业、工厂手工业36户已先走一步，于1955年12月31日批准合营。累计参加合营的工业15个行业，商业68个行业，共9000多户。其中粮食、食油、书籍等九个行业直接转为国营门市部；蛋品、肉类、鸡鸭、薪炭、马车等17个行业实行合作化。全市上万户小商贩，各区按地段把他们组成教育管理性质的合作小组，由国营贸易公司、供销社分别设立中心商店负责供应货源。全市手工业劳动者、小业主和一批学徒共36000人，组成320个合作社、组，规模在百人左右的近200个，形成一支重要的生产力。

快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是先申请、批准，后清产核资、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批准后的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既关系到继续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促进他们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关系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好经济改组，主要是筹划并落实按行业办工厂、办公司。工业有的一个行业办一个厂，有的办二至五个厂，机器行业就办了动力机、机床、通用等五个厂。商业行业多，经过调整合并共办十多个公司，许多是纳入国营公司，公司下设批发部和专业或综合门市部。经济改组搞好了，便于人事安排。关键要使工商业者各得其所，除每年还给予预定息外，其他同公务人员一样的工作，一样的按月领取工资。他们有的担任副厂长、副经理，有的担任科室、车间、门市部的负责人或担任技术员、业务员，总的看大家基本满意。清户核资，由公务、资方和工人（或店员）三方组成工作小组主持进行。当时许多厂商生产经营同居家连在一起，只能把属于工商企业的财产纳入核资。对工商企业财产的评估要重视行情，要在同行业进行平衡，经过反复论证，在统一认识基础上核定资方的产财和股息。按国家规定：合于股息的年限为10年，年利率为5％，不论企业盈亏，股息年终照付。福州工商界的青年骨干黄泽盛、薛奎松、欧云远、杨银仙、林为公、齐国铭，为经济改组和清产核资组织青年服务队上门服务，受到热烈欢迎。公方代表、工人店员赞扬他们是好参谋、好助手，工商业者们说他们工作扎实，是议事公平的好会计师。他们满腔热忱的服务精神，正是积极向往社会主义的体现。

1956年2月下旬，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黄泽盛等六位骨干和工商界子女蔡学矜、姜熙、陈德馨是福州出席大会的代表。他们听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开幕词以及民建主委黄培炎、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通、地方工业部部长沙千里的致词。全国青联主席廖承志向大会作《跟祖国一道前进，为社会主义立功》的报告。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会议总结讲话。党中央关切这个会议的召开，对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寄予厚望。2月28日毛泽东主席、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刘少奇、彭真、陈毅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福州代表决心遵照会议指明的方向兢业立功。

代表们回到福州，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当时，改造高潮已经过去，清产核资、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接近尾声，思想波动也在工商业者中出现了。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前进和急促完成，思想准备不足，产生思想问题是情理之常。主要是工商业者对工作安排不理想、对前途感到忧虑，对新环境不适应，有失落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继续并加强团结工商业者，搞好教育与学习，促进思想进步。为此，市政协举办了短期的脱产学习讲习班，市工商联举办了定期讲座，分期分批组织工商业者参加学习北京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精神，对工商业者提高认识，促进解决思想问题，很有帮助。它启示工商业者要坚定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的决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自己锤炼成有所作为的劳动者，并融汇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中，共同为民族复兴、为人民幸福创业立功。出席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们，深入工厂企业的基层发动、组织工商界青年学习大会精神，也丰富了办讲习班、办讲座的内容，促进了全市工商业者学习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但变而不乱乃是奇迹。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人心所向。教训是后来的“左”，盲目追求所有制的高级形式以及单一的国有、集体所有的经济体制，违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邓小平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总结了“文革”及其前后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健康、胜利发展的道路。

（作者：福州市第一届、二届政协主席，原中共福建省纪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