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

“我就读于沈阳第一初级中学，当时来了两位日本教师，他们名曰日语教员，实际是学监，学校的‘太上皇’。教日语他们不从字母教起，而是用日语先教‘我是满洲国国民’这句话。要同学们跟着他念这句日语，等到大家都念熟了，才在日文下面写出‘我是满洲国国民’的汉字。同学们无不感到屈辱。”已87岁的张老含着热泪给本刊记者讲述60多年前当“亡国奴”受到屈辱、辛酸和痛苦的那段故事。

张传栋，191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的一个封建没落家庭。父亲张仲，北京政治大学毕业，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当参议，属冯玉祥部，1930 年在蒋冯战争中重伤身亡。1930年秋，张传栋考入沈阳第一初级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东北的孩子们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知“满洲人”。那时，同学们上学，遇到日军岗哨，哨兵稍觉不顺，就让罚跪。日军经常让老百姓唱“满洲国国歌”，如有不会唱就都要受到鞠躬求饶、扇耳光、打骂等虐待。屈辱刺痛张传栋的心：决不当亡国奴，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不堪日军残暴行径，1933年张传栋逃难到北平，进入东北难民子弟职业中学读书，学做肥皂等日用品。1935年夏全校学生举行罢课，反对校长贪污。北平当局公然庇护校长，勒令停办，使五六百东北学生流落街头。同学们到处奔走控诉、呼吁，得到东北军将领和社会贤达的支持和赞助，又创办了竟存中学，收容了这批青年。张传栋即转到该校高一读书。

竟存中学在地安门外，靠近沙滩，离北大文学楼也很近，经常有北大文学院的进步学生来做工作。1935年12月9日，在北大文学院影响下，竟存中学全体同学踊跃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冲出校门，冒着严寒，走上街头。清华、燕京等城外的大学生，在西直门遭军警镇压，发生冲突，被阻拦在城外。城内的学生先到新华门请愿未果，然后转为游行示威。3000多名学生在王府井遭军警用水枪喷射，大批手持刀、枪、棍棒的军警从两侧围攻过来，学生赤手空拳与军警搏斗，3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打伤、砍伤。第二天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准备进行新的抗日示威游行。

1935 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万多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各路学生队伍在前往天桥途中，都遭到军警的阻拦。学生群体经过顽强的抗争，终于冲破沿途的封锁，先后到达集合点天桥。下午在天桥召开了有大批市民参加的抗日救亡群众大会。会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由于前门、和平门被军警严密封锁，游行队伍转向宣武门进发。后来宣武门也被封锁，游行队伍被困阻在宣武门前和大栅栏以及铁路栏杆以北的场地上。夜色来临，寒风凛冽，从早到晚奋战一天的学生，又冷又饿。这时，在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北平市民挑着一担又一担大白菜汤、窝窝头，送到学生队伍当中，顿时全场沸腾。学生们斗志更加高昂，在爱国军警的帮助下，打开城门，使各路学生队伍安全返校。进入夜晚的北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

“那种场面我永远记得，一直给我责任和力量。有火一样青春、火一样年华的爱国学生，有无私提供支援的铁路工人、市民等，中国不会亡！”张老声调高亢、态度坚决地说。

在河南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

1937 年12月，张传栋在河南参加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该团团长是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李是桂系抗日名将，是国民党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同中共的统一战线关系也比较好。张老在抗敌青年军团进行了4个月的集训，学习射击、投弹、进攻、防御、对抗等战术。中共秘密党员曹狄秋担任政治教官，他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阐明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沈雁冰、范长江、梁漱溟、郁达夫等名人也到该团讲演，这些都极大地坚定了我们抗战的信心。

1938 年4月下旬全团训练结束，李宗仁把这批青年组成第五战区政治总队。从1938年5月至1940年2月，张传栋先后在政治总队第六中队和第一中队当队员，这两个队名义上是第五战区的，实际上是中共组织直接领导的著名抗日团体。张传栋在信阳城乡宣传抗日，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武汉的《新华日报》曾发表两篇报道给以宣扬和支持。当时民众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信阳又是国民党统治比较强的地方，张传栋他们宣传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难免同国民党发生争论，就打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旗号进行抗战。

信阳是当时保卫武汉的重要战略重镇。1938年8月下旬，日寇进犯武汉首先要夺取的战略要点就是信阳和武胜关。张传栋他们提前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大会，组织战地服务队，同前线军民共同战斗。张传栋在这次会上对九一八事变作了演说，并报名参加战地服务队。战地服务队由共产党员毛凤林率领，直奔罗山、信阳交界处的五里店。张传栋等十五六名队员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深入群众中作了大量的防空、防奸、维持治安、转运伤员等工作，并帮助老弱病残到山区避难，坚持战斗了两个多月。10月初，日寇佯攻三十里铺，从右翼奔袭信阳以北的明港火车站，直取信阳和武胜关，中国军队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部队相当混乱，缺乏统一指挥，溃不成军。战地服务队的10多名队员在毛凤林率领下向南突围，深夜涉水过河，进入山区隐蔽起来，并把突围中溃散的官兵集中起来，组成信阳应山抗日游击支队，在豫南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在淮北新四军抗大四分校

1940年，张传栋被分配到新四军六支队随营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员。3月18日，随营学校改建为抗大四分校，张传栋任教员。

张传栋对当时的反顽斗争仍然记忆犹新：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原在豫皖苏边区的六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下辖十、十一、十二旅。蒋介石为了消灭新四军，命汤恩伯率14个师，首先向豫皖苏边区的第四师发起进攻。在反顽斗争中，抗大四分校正在办第二期培训队。这一期有7个中队，其中一个为女生队。为了便于独立进行反顽自卫斗争，全校工作人员、警卫排和学员共组成3个中队，每队约300人。

张老说，我在第三中队，这个队是有战斗经验的排级干部组成。队长王天锡、指导员刘布周。当时豫皖苏边区党委机关有200人，对外称淮河支队，这个队女同志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难以独立活动。我们三中队奉命担任淮河支队的警卫任务。4月中旬，顽军骑兵攻占包集，支队连续转移，最后进入一个靠伪据点较近的村庄隐蔽。但当晚伪军就袭击我驻地，用机枪在村庄四周乱射击。伪军对我袭扰了两小时，因弄不清情况自动退去。支队领导决定过津浦铁路向淮北地区转移。全机关向东南急行军20多华里，顺利到达铁路边的壕沟。我们翻过两丈深的壕沟，顺利通过津浦铁路。但我们遇到日伪在沱河一带“扫荡”，通往淮北的通道被截断，困在了日伪统治区。我们只好利用夜色掩护，找了一个距集镇比较远的村庄隐蔽起来。当时作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封锁消息，全庄只准进，不准出。本庄群众和到庄里走亲戚的人，都支持我们。为了尽快脱险，王天锡和我两人作为淮河支队代表，请李家庄的“绿林队伍”帮助。有两位群众陪同我们前往。会面时我们坦诚讲明我们遇到的困难，请李本着民族大义帮助新四军突围。李弄清我们确实是新四军后，慷慨允诺，当夜他亲自带我们通过伪军据点，使我们越过铁路，又回到路西怀远县境内。4月20日，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前线指挥陈锐霆在怀远举行反内战起义。我们随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于4月25日晚成功进入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镇集。转战近百天，抗大四分校有300多优秀的干部学生献出了生命，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抗大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抗大精神永远鼓舞着我向前、向前、向前！”张老满怀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