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段：　　

杨：我是后来才知道，你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而坐牢20年。 　　王：中国现代史的复杂，使多少个人与家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周折。我的父亲在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事件连累而被捕，1958年被判刑20年，1975年前后大赦时回上海。后来又几次三番申辩上诉，陆续被改正平反，最后被政府给以离休干部的待遇，并二次分房。2001年11月，我父亲93岁过世时，组织上还给我母亲几万元以示安抚。但是，所有的平反与政策落实都来得太迟了，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和步入老迈的母亲来说，并不能改变什么，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以金钱或者房屋来弥补的。不去说一个弱女子以自己每月三十四元的工资来抚养家中七八个人是多么的艰辛，也不要说不到四十岁就独守空房整天生活在冷眼歧视中的苦闷，但是不能不说的是：当我母亲的长子——也就是我大哥——在就读北京农大时因几句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投入劳教农场时，当长子客死北京清河劳教农场而无力去奔丧时，当心里为此极度悲伤而不能大声痛哭时，先前的痛苦对我母亲来说并不能算是什么了。这种悲，这种刻骨的痛，难道能用金钱来弥补吗？因此，当我已经35岁左右，当我父亲彻底平反的通知书转到我单位的组织部门时，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是笑而无言。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我母亲的爱化解了我家的大部分阴影。 　　　　杨：想听听你和你母亲之间的故事。 　　王：我的母亲青年时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她参加过抗日宣传和救护前线伤员的工作。得到过陈毅市长颁布的奖状，她热情宽容，在逆境中仍不忘时刻教育我们要爱国与积极学习。我在小学四年级入少先队前后有种深深的自卑与苦闷，不久之后身患重病但获救，母亲更是要我时刻不忘党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