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是个优秀党员
阙邦火
在我的印象中，刘衡是个打不倒、压不垮的人。可是想不到，200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她居然离开了人世。
元旦前，她还通过网络邮箱给我发照片呢。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我的电脑情绪不好，老跟我闹别扭，她发来好多照片，我只看到一张漂亮的风光照，其余都没法打开，只能看标题。于是我给她发了一封短信：
“老刘：您发给我的东西收到了，谢谢。但是具体内容都打不开，只能看标题，可惜！祝您二零零九，快乐永久。更加健康，更加长寿！”
后来她给我打过电话，问电脑好了没有。我说要等儿子放假回来帮我修理后才能用了。元旦孩子放假回来，帮我重新安装了电脑，可以正常上网了，我等着老刘再给我发照片。想不到，等来的却是老刘去世的不幸消息！
我和老刘不曾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因为她是“顽固右派”，故进报社若干年都没有和她打过交道。见一些造反派们对她恨之入骨，经常批她、斗她，甚至打骂、游楼，我想此人一定是“反动至极”。后来到了小汤山五七干校，才有了接触的机会。那时我在干校管生产，老刘被安排在饲养班负责养鸡，共有约200来只鸡，她成了“鸡司令”。那些“鸡部下”不会造她的反，不会开她的批斗会，不会逼她承认“右派”。她孤身一人，无亲友往来，它们也就成了她的知心好友。但是，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场鸡瘟，刘衡的“鸡部下”全军覆没。这对刘衡而言，也是一个不轻的打击。但她不服输，找我要求再买一些鸡，她要从头养起。我没有同意，我说“算了吧，鸡不是那么好养的，你不懂养鸡的技术，再死了怎么办？”可是刘衡不罢休，过几天又来找我，并向我保证：现在已经有经验了，绝对不会再养死了。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再买一批小鸡让她养。新买的鸡果然没再死亡。后来她告诉我，小鸡成批死亡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但零星死亡的情况还是常有的，为了证明小鸡成活率高，她偷偷自己花钱买了不少鸡来补充损失。
老刘自被戴上“右派”帽子之日起，就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始终还把自己当做党员，经常向组织写思想汇报，我也曾收到过她的几次汇报材料（后来我去援藏，材料没有保存下来）。我从来不问她的“右派”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老刘见我对她没有什么恶意，有时会主动和我说说心里话，渐渐地我了解了她当“右派”的原因。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老刘正在内蒙古记者站当记者。她看到此前的肃反运动整错了不少人，整完后再给他们赔礼道歉。眼前的反右斗争又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整，让不少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刘衡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把好些人错斗成特务，以后又再甄别。她认为应该接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要先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不能未调查先斗争，一错再错，越错越大，否则被斗错的人会离党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提醒党，于是跑去向党支部汇报思想。她说：“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她的一条“罪状”，“右派分子”的帽子竟然毫不客气地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右派”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刘衡自认为这样做是关心党，爱护党，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对党的忠诚，所以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在定她为“右派”的政治结论上，她拒绝签名；在开除她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她拒不举手。被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一年后，别的“右派”都表示：经过改造，服罪了。唯独刘衡一人说：“我认为我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其结果是，别人都被摘了“右派”帽子，刘衡却罪加一等——将原定的“撤销原职务，留用察看”处分，提格为“撤销原职务，监督劳动”，生活费也由每月60元降为26元。当时有人对她说：“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就给你摘帽子”。也有好心人劝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承认了，先摘掉帽子，免得受罪。”但她宁可不摘帽也不承认。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就好比有人硬说你是小偷，你要是承认了，你就不是小偷了，你要是不承认，那你就是小偷。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嘛！我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承认是小偷呢？”听了她的话，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顽固”到底了。
老刘说自己“与世隔绝了21年”。我却认为她说的不很准确。那21年的世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世界，她一直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充当被斗争的对象，怎么能说是“与世隔绝”呢？要说隔绝，也只是与自己所钟爱的记者岗位隔绝了21年，与自己所忠诚的党组织隔绝了21年！这21年，从现象上看，刘衡始终是个被斗者。而从本质上看，她是个坚强的斗争者，始终不屈不挠地在为“忠诚”二字的真实含义而斗争，在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而斗争。
21年的漫长岁月，尽管刘衡在精神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身体遭受了无情的摧残，人格遭受了极大的屈辱，但是她的信念始终不变，她坚信党是讲真理的，一定会改正错误，让自己回到党的怀抱。
1978年12月8日，对于刘衡来说，是一个值得大庆特庆的大喜日子，人民日报在报社礼堂召开了一个宣布“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刘衡。她21年的磨难终于到了头！会后，刘衡在走廊上贴了一张《向党汇报之1001》，她在这个《汇报》中写道：“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紧接着，恢复了她的党籍，恢复了她的级别待遇。
此后不久，我去西藏工作，与老刘没有联系。1983年，我从西藏回到人民日报，老刘和我谈起往事，她告诉我，“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她最迫切的期望是重新拿起笔，实现已经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可是当时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接收她，原因有三条，一是说她已经57岁，年龄大了，该退休了；二是说她已经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不能再胜任记者工作；三是说她曾经看过精神病医院，神经有毛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给社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重当记者。2006年春，老刘让保姆送来一本她的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我从中读到了她当年给社领导写的求职信，其中有些话让我非常感动。她在信中说：
“我被划为右派后，我一直不服，但我并不悲观、消极，一直在为重做记者作准备。党让我劳动改造，我是接受的，认为这是为我今后到工厂、农村，更好的写工农兵打基础”；
“当然，我现在做记者，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例如：长期被孤立，长期脱离工作，各方面落后一大截。但我相信，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会赶上来的。只有把我放在工作中，我才能赶。不是要我赶上来后，才让我工作，那是永远赶不上来的。再如，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又有病。正因为我年纪大，我才急着在还能动弹的时候，跑几年。不能多跑，可以少跑，多蹲点。至于病，差不多人人都有。我的病主要是气闷、心绞痛，是生气、受打击迫害得的。有了我喜欢干的工作，心情舒畅，病就会好，不然，病永远也好不了”；
“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稿子《地质勘探者的幸福》，谈到地质工程师的幸福是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在为人民服务的行列里，我也能发挥我的所长，重做记者工作，这就是我今后莫大的仅有的幸福”。
我从这些话语中读出来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赤诚的心声。
社领导没有马上批准她回记者部，到1979年4月，才同意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在没有任何部门管她的情况下，她以“独立大队”自居，独自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她还和20多年前一样，深入农村、工厂采访。第一站她直奔山东掖县过西公社徐家大队，用了20天时间，采写了在解放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发展生产的故事。她把自己比作埋封了21年的出土文物，而把这一篇稿子称为“出土第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采写一篇稿子发回报社，她要用事实证明自己不仅能当记者，而且还能做一名好记者。数月的采写成果，终于让报社的领导信服，1979年底，正式批准她回到别离了20多年的记者部。此后，她的稿件更是一篇接一篇地见诸报端，尤其是她最擅长的“自述体”风格，群众语言生动活泼，读来脍炙人口，趣味横生。
到90年代中期，老刘因连续发生摔跤骨折，不能再下乡、下厂采访了。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笔。1996年，74岁的她，拄着拐棍参加报社职工电脑培训班的学习。她以数倍于年轻人的努力，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后，就在家里写稿，写采访经验，写回忆录。以后，她又学会了上网，发E-mail，真的做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且随时可在网上和朋友们交谈。她以耄耋之年刻苦学习电脑的精神，也对我学习电脑给予了极大的激励。
1981年，刘衡同志非常荣幸地当选为人民日报社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乃是对老刘的公正评价。一位发现自己的党有了错误，敢于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而直言谏诤的人；一位身在逆境而坚强不屈，坚持真理的人；一位遭受20多年冤屈而依然信仰不变，且没有怨言，没有消极，不顾年迈多病，勤奋工作的人，应该是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1982年，她又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这些都是她应得的荣誉。
老刘逝世以后，按照她生前的遗愿，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