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刘衡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16日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2009年2月7日因病逝世，享年87岁
□ 王艾生/文
刘衡，是中国成千上万“右派”中绝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一个人。她是硬骨头，是那种宁遭受种种苦难也绝不向歪理低头的人。
1957年，刘衡任《人民日报》驻内蒙古记者站记者。由于她在鸣放中“攻击肃反”“为胡风翻案”，以及给“右派”父亲“出坏主意”，被打成“右派”。她受的折磨远比其他“右派”要重，因为无论登报、开除、游楼、被骂、被打，超负荷劳改、没日没夜连轴转批斗，甚至送到精神病院检查，她不服；无论是在报社、农场和干校，无论是否家破人离，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1968年冬，刘衡被送到北京房山的人民日报农场监改队。管教人员要她学习毛泽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联系自身检查反省。刘衡提笔写道：“我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也没有什么不愿意交代的罪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一天夜里，三个管教人员把刘衡捆绑起来，把白手帕硬往她嘴里塞。她死咬住牙，手帕没塞进去，嘴里流血了。几个人推搡着她向荒野地跑去，造成要“活埋”处决她的错觉。有人在地上挖坑，挖一下，问一句：“你是不是‘右派’分子？”刘衡不吱声。有人又说：“你在纸上写，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写假的也行！”刘衡说：“你们要我写假的，我可以写，但要写明，这是你们在逼我说假话。”几个人又把刘衡捆在电线杆上，说“让野兽吃掉”。逼来吓去，毫无收获，只得把刘衡弄回监改队。
刘衡对“反右”有自己的看法。她曾亲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能够冷静理智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坚定地认为，“右派”必须甄别平反，“对反右派这样明显的错误，党绝不会视而不见”。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央改正“右派”的文件，印证了刘衡说的这些话。因之，她对长达22年的恶劣处境泰然处之。在题为“我不知道”的认罪检讨书中，她大声疾呼：“不知道我究竟是顽固右派还是忠诚的同志；我不知道是我不肯检查对党的仇恨还是在我身上并无什么仇恨种子，仅有爱的萌芽。”她以当“顽固右派”为荣。人民日报社不给她摘“右派”帽子时，她说：“多年来除了逼我承认帽子、给我乱扣帽子外，揭发不出我任何真正的罪状，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清楚，越肯定。”
清醒地顽强地坚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在那些年月，只有遭受越来越重的打压，越来越陷于孤立。她对同时被打成“右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一起被改造的著名作家萧乾说：“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微笑，眼睛看得见未来。”刘衡说自己是“直立行走的水”：“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给了我险滩巨石，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刘衡，1921年12月22日出生于湖北鄂州华容地区胡家大湾乡，1939年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不久进入延安解放日报社。她是老延安，老编辑、老记者，1945年她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4000字的通讯“和荒旱作斗争的雷庄村”。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她转战太行、晋察冀边区，又写出了“解放区的电影事业”“解放区妇女做军鞋”等文章。她在西柏坡采访全国妇女代表会议，写了通讯“家家纺织的折虎村”。
刘衡被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时，已是59岁的年龄。但她内心充满向往，充满激情。她只身一人去山东、湖北、江苏、海南等地采访，每到一处都写出独特生动的通讯，如“‘羊’书记”“妈妈教我放鸭子”“一个‘古怪’的领导”“有钱难买回头看”“山定权，人定心”“粮是命，库是家”等。这些作品不仅有清新淡雅的田园风光，而且有醇厚朴实的泥土芬香。
刘衡写作的一大特点，是能十分娴熟地运用群众口语、庄稼话、民歌、民谣、民谚，运用传诵在老百姓中的动人故事，运用活生生、水灵灵的语言传达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启示。她摒弃“党八股”“洋八股”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她说：“光写事迹，不写内心，人物是平面的，写了内心，人才有了灵魂、生命，站立起来了。”这些几十年积累起的经验之谈，激励着许许多多的年轻记者。
1981年，刘衡被评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直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她被评为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并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她著作丰富，包括《劳动者素描》《我的采写故事》以及自传《直立行走的水》等。
刘衡大姐去世了，翻阅着她寄给我的自传，内心激起无尽怀念。1957年我们遭受过同样命运。1981年我由《中国青年报》调《人民日报》当记者，同她一起开会，谈起当年的遭遇，她的话语那么深沉，又那么豪爽。她有一颗亮晶晶的透明的心。■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驻山西记者站站长、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