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生命

零岁前我生长在哪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我为什么随妈妈来到那里？这些看起来怪异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年近五十的时候提出？它源于一篇文章，一篇妈妈的朋友在她辞世一周年的时候发表的纪念文章。

（1）

08年1月的一天，我接到妈妈生前好友的电话：为我保留了一篇刘衡阿姨纪念妈妈的文章。当即我和刘阿姨连线，迫不及待地打开邮件。文章不仅把我带进两个古稀老人的对话情景，更让我随刘阿姨的笔路追溯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甚至更远。我从泪眼模糊到失声，只有自己感受、只有自己听到。在失去妈妈爸爸的日子里，我不曾想也不会想到，我的生命是这样孕育、又是这样在艰苦中成长并艰难降生的。

“妈妈，妈妈!为什么没有都告诉我就离开了我？为什么？妈妈，我是不该出生的孩子吗？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差一点就没有资格来到这个世界，我该感念谁呢？”我失声地问，对着月朗星稀的苍穹，对着妈妈爸爸安息的地方。我的生命竟是这样戏剧般的存活、诞生。我的生命差一点就结束于胚胎状，我的生命存活竟荒唐地决定于农场党委的一次会议，我的生命就在孕育她的母亲都负罪般的认为“没有资格生育”的情况下“顽强不死”，我的生命竟是长途颠簸也安然无恙，并选择了有尊严地在产房降生！

窗外车水马龙的喧嚣，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散落在高楼、远山的黛黑色剪影中。妈妈、爸爸就安眠在西郊静谧的松柏丛中，他们永远在一起，虽然永远不再有欢笑。是孤儿般的孤独让我潸然泪下？是重新唤起的强烈思念让我泪流不止？是对妈妈孕育分娩我的艰难充满感恩？还是为我“大难不死”的顽强感慨？我不能厘清这泪雨滂沱所具有的全部含义。

我不知道自己在窗前站了多久。有几句话由远而近、由轻而重地在耳边回响，它们伴随着三个不同情景历历在目：

—“我在童年的时候和一群小朋友不懂事追打过一只小猫，我至今都不能忘记。要记住善待所有的生命。”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在经历了历时近7个小时的手术后妈妈拉着我的手说。

—“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妈妈在医治无望处于临终关怀阶段，两次清醒而泣不成声地给我打电话痛悔、恶骂自己。

—“幸亏我有了你，我差一点就没有了你，我的好女儿！你一直都是我懂事的女儿。”在武警医院、在一个午夜，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捧着我的脸亲吻着我的额头，久久不肯松手。

在感受妈妈彻骨的悔恨同时，感受了在她生命行将衰竭的时候，她对生命的认识、尊重、珍惜和渴望。

妈妈向我隐瞒了为努力“改造”要求堕胎的经历，身为人母的我能够理解作为母亲的苦衷和深深的内疚，更能原谅妈妈自身难保、不得已的考虑。她难于启齿又怎么能够对女儿启齿：为了自身的生存去人为地终止一个鲜活的生命？！她为自己四十多年前的堕胎想法痛悔，病入膏肓后她的心灵为此备受煎熬。妈妈走了，是带着她深深的忏悔和自责。

待情绪渐趋平静后，我给刘阿姨发去邮件：“刘阿姨:我刚读过您的纪念文章,对这段历史——我孕育出生的历史曾经了解一些,妈妈在患癌症后和我讲过,但不详尽。我再一次被触动，我的生命是这样诞生的,我是这样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也许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不该出生的人,我是没有权力出生的人。妈妈走后,我除了对她思念外,就是良心的安宁,我孝敬她、爱她。为延长她的生命、挽救她,我尽了我最大和最后的努力!我无愧她的养育!她说：‘你对我好,好过我对你的姥姥,你为我考虑的周全,是我对你姥姥都做不到的!幸亏我有了你,我差一点就没有了你,我的好女儿,他们不让我回来生你!’她曾捧着我的脸说了这番话。的确,我的妈妈一直是我想用心、用笔记录的人,她值得我追思。”我流着眼泪写了这番话。

（2）

不久，我看望了刘阿姨，她向我讲述了一些我不尽知道或不曾知道的过去。

1954年，妈妈是报社积极分子、团干部。1957年鸣放，党号召人民群众帮助党整风,她讲了这样的事实:"我老家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不料一句真话从此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开除了团籍，划成右派。

妈妈想不通"我响应党号召，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了呢?"经过人们疯狂的批判，年仅24岁的妈妈写下了这样的剖析:"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血管里流的是地主的血，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就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党是不会错的!" 她笃信：“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跟着党走就有光明前途。”

她因“认罪”态度好，又是小知识分子，受到最轻的第六类免予行政处分，下放农场劳动改造。

1958年4月，唐山柏各庄农场接收了中央直属机关被划为右派的两百余人，妈妈单位劳改的十多人中,唯有两名女性，24岁的妈妈和36岁的刘阿姨。阿姨多次对妈妈说:"我们都不是真右派，以后会弄清的。"在农场劳动，不论是挑担、抬土、筑堤、抢险、浇水、种菜，妈妈都是吃苦在前，事事带头。也因此成为年纪最轻的组长。时任农场领导不断表扬鼓励她,“只要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就能很快摘掉帽子”。

1959年初春节,除刘阿姨之外的“右派”们都回家团聚了（刘阿姨因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右派被农场划定“不服罪的顽固右派”被孤立）。待回农场后，妈妈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好好改造，她多次提出堕胎要求：“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资格?！”年长妈妈12岁的刘阿姨找到时任农场领导:“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了胎,将来这个账就要算在反右派的头上，就要算在共产党的头上！"这位农场领导虽然当众训斥、辱骂刘阿姨，但背后向上级反映了这一请求。几天后，农场领导正式传达批准了这一请求：允许妈妈怀孕、生小孩，同时告知应该感谢党的宽大政策。

妈妈的整个孕期都是在那个盐碱地的农场度过的。没有条件接受任何围产期保健。刘阿姨请农场领导分派轻活给妈妈。农场领导虽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农场的初建阶段都是挖沟、建房、平地的重体力劳动。妈妈有孕在身仍然是干起活来不顾一切，抢在前，歇在后。和刘阿姨抬筐，她总是把重筐挪近自己。

1959年国庆，全国第一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名单中没有妈妈，她只好干到11月初，过了预产期，才被允许回家。妈妈经历了有惊无险的临产过程。她坐农场的拖拉机颠簸了十多里路后，又改乘火车、汽车继续长途颠簸才回到北京，平安生下我——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我。

（3）

那里是怎样的荒蛮、恶劣的生存环境？妈妈怀着腹中的我住着怎样的土坯房屋，是地窝棚、是地窨子？在那样的斥卤之地妈妈吃什么供我给养？我渴望找到曾关照过我们母女的人，渴望实地看看我曾经的成长环境——荒原滩涂。

刘阿姨讲述中特别提到两个人，如果活着也都是古稀、耄耋老人了。她委托我寻找他们、感谢在恶劣环境中给予她们的关照。为了这个嘱托，我委托同学、朋友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追踪。他们鼎力相助，历时约十天在唐山市、唐海县拉网式的搜索、查询，但遗憾的是，我和刘阿姨要寻找的两位老人相继于80、90年代就故去了。初秋，在唐海县农行朋友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踏访原址故地的愿望。

曾经，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据清光绪24年《滦州志》记述：“滦境滨海之地，东西广九十余里，南北四十余里，皆斥卤不毛，如场之涤，远或十数里，近亦七八里，间有人烟，蛎墙草屋，村止数家，晒盐捕鱼，外无生业。布粟所需、器械所用均购置于数十里之外。沿海之地数万顷固以五谷不生而弃之也。”盐碱地荒芜凄凉、人丁不兴。

柏各庄农场境内有多条自然河流，均同属滦河水系，有茂盛的芦苇、蒲草但植被单调。境内地势低平、海潮冲刷、侵袭。据说先民以立灶熬盐为主、渔猎为辅。以后盐业废止后，以务农治渔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

四十年代上半叶，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建立了解放农场、解放后建国营农场，汇聚了近20万的民工与农场干部职工苦战荒滩。

在原址走过，那里已被电力局、县政府大楼、门诊部取代了。现今被刷新得完全没有了历史的痕迹，展现的是一个未来临海强县的远景。

我推想着50年前，在沿海荒原上建场勘测、平整土地，寒冬里一身棉服的男女劳动者们开原拓荒的身影。他们披星戴月、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那其中有妈妈也有我。在曾经的“斥卤不毛”之地，地窝棚、地窨子、土坯房是他们的住宿之地，煤油灯为他们驱逐黑暗、点燃光明。我就是在这块盐碱地上靠妈妈吃棒子面、大白菜提供养料生长的，和妈妈睡了10个月的土坯房。1959年，农场又连续遭受旱涝风自然灾害。我是在妈妈腹中就受到“天灾人祸”历练的，我是在艰苦的盐碱地孕育长大的。

亲眼目睹了零岁前我的生长地，完成了一个心愿，也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荒凉、艰苦、恶劣伴随着我最初的生命，妈妈爸爸的血脉、性格遗传给我零岁前的“顽强”。我问自己：曾经承载过艰难困苦的生命未来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承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