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 真 诚 为 生 命 的 人

——悼刘衡老师

◎涂 阳 斌

2月13日，早上7时，我照例打开电子邮箱，一则来自北京的泣告让我呆住了，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衡老师的儿女给我的邮件称：“母亲刘衡1月11日凌晨突发脑溢血，送朝阳医院抢救，昏迷27天，终因心、肺、肾衰竭，于2月7日下午4时逝世。母亲生前得到您的关怀、爱护和帮助，对此

我们惟有深躬到地，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根据母亲生前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2月11日我们送别了母亲。母亲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北京长青园，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生命之光’的纪念碑上。未悔人生虽九死，独留史笔待千秋！母亲毕生追寻真理，她光明磊落、坚贞不屈、嫉恶如仇的品格和精神永存，也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我们将永远承传。”

读罢讣告，思绪万千。我和刘老交往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83年，我在沔阳县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和县委宣传部在老县委大院共用一座平房，是“撤了墙就是一家人”的邻居，我经常到宣传部看报。大概是5月份的一天，62岁的刘衡老师到沔阳县采访彭场公社晓口大队养鸭姑娘陈慧容，县委宣传部的严文格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刘老。当时条件有限，刘老到彭场后，又坐上小划子，到陈慧容新盖的鸭棚里去采访。回到县城后，刘老大病一场，文章没有写成。这年9月，同为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的刘老和陈慧容“相逢在北京”。10月，刘老又到湖北采访了陈慧容，脍炙人口的《妈妈教我放鸭子》12月12日见了报，很快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多家报刊转载，入选多家大专院校教材。我记得刘老当时住在县委大院旁的县委小招待所里，我去找她“取过经”。

1984年4月，我已调团县委工作。宣传青年典型，是我们团委的重要工作。一个星期天，我约了航运公司的李清亮一起去彭场采访了陈慧容和自学英语的残疾姑娘熊翠华。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住在赵家管理区，采访进行了3天。以后，我写了反映放鸭姑娘陈慧容事迹的习作《“鸭拐子”趣闻》。1985年1月，我把习作寄给了刘老。寄出5个多月，杳无音信，便习惯性地忘了。1985年5月《“鸭拐子”趣闻》在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上印了出来，却多了“姆妈‘传帮带’”一节。这一节原是刘老写陈慧容通讯中的一节。我写信去感谢刘老，她回信只字不提帮我改稿的事，只是鼓励我“多为农民写稿”。

1989年8月，我和小弟阳文的习作《憨人杆司令》在《人民日报》和国家农业部联合举办的《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中得了二等奖。《人民日报》总编室给我寄来一份刊物，上面有篇评介我们习作的文章，便是刘老写的。我再次写信去感谢她，她回信问我“成家了没有？添了孩子没有？”。只字不提给我们文章写评论的事。我写信告诉她我家的情况，她打电话盛情邀请我一家人到北京过年：“来吧！来吧！到我家过年，我家有暖气。我要看看小小涂。”说句实话，我家当时经济条件有限，自费还去不了北京，负了刘老一片好心。

1990年5月，刘老寄我一本她的人物通讯集——《劳动者素描》，一看作者简介，才知道刘老原名胡宗瑜，1921年12月出生于湖北鄂州。1939年在湖北恩施屯堡女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当过宣传干部、报纸编辑、师范学校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她一直不服罪，坚持认为“反右”有问题，因而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1981年，她被评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离休后，被评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刘老特别告诉我，她的外婆是沔阳人，因而对沔阳特别有感情。

1992年12月，组织上派我到北京筹办仙桃参加百强县博览会的宣传工作。我们邀请了3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仙桃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71岁的刘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和市委主要领导登门看望了她这个“老延安”，仙桃报社记者吴海燕为我们留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

按礼节，我们给她带了一条价值126元的仙桃毛毯，并按惯例送她100元“车马费”（“打的”的钱），她无论如何不肯要。她对市委主要领导说：“感谢你们把陈慧容转了国家干部，可惜专业不对口，要是安排小陈到畜牧局搞专业养鸭辅导员就好了，人尽其才；小涂也专业不对口，你们要把小涂培养成江汉平原的赵树理才是！”我嘿嘿只笑，她说：“笑什么？要努力！”临走，刘老把100元钱塞到我的荷包里，又说：“我家里有暖气，毛毯用不上，带给小小涂用吧！”我只好把礼物、“车马费”带回交公。她还向我打听陈慧容成家没有，托我带信给小陈，让小陈到北京旅行结婚，她做东请客。

1994年，我调郑场镇工作，刘老不知怎么知道陈慧容也在郑场工作，几次写信我，嘱我“要关照劳模。小陈文化低，要督她好好读点书，不要昙花一现。”还问我“小小涂上学没有？”我写信告诉她“小小涂上小学了”。1995年元旦，“小小涂”就收到了刘老的新年贺卡，刘老还把贺卡上估计孩子不认识的字注上了拼音。我过意不去，春节前买了几条鱼，在郑场镇的食堂腌成腊鱼，托郑场在北京念书的一个学生带给了刘老。刘老很高兴，说：“湖北是鱼米之乡，鱼的加工大有可为。能不能把腊鱼加工好，精包装，出口东南亚，专卖给华侨，以解其思乡之苦。”以后的多年间，“小小涂”都收到了刘奶奶的新年贺卡。

１９９８年９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荆棘路》，内收刘老《只因我对党说了老实话》一文。书中介绍：刘老“划右派”后，送农场劳动，死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农场挖一深坑，推其入坑，威吓要活埋她，她说：“我只不过向党讲了老实话，要埋听便。”这让我看到了柔弱老太太的另一面：坚强、不屈。正如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陆超琪所说：“刘衡为了真理、正义，精神和肉体折磨也罢，以活埋、饥饿为威胁也罢，决不承认自己犯了所谓反党反人民的右派错误！这不但在人民日报历史上是少有的，就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2002年和2007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做十六大、十七大的工作人员。因为会期比较长，我抽空去人民日报拜望了刘老。80多岁的老人，居然学会了打字、上网、做网页。

2002年我去时，刘老听说我在领导身边工作，老人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和你们领导的妈妈挺熟！我和你们领导的妈妈采访过聂荣臻将军。”老人打开文件包，找出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那是1949年她在前线采访时和聂荣臻将军的合影，还有我们领导的妈妈。她说：“怎么样？作为信物带给领导吧！让领导好好培养培养你！”我说：“您这么珍贵的照片，我不能夺您之爱！”刘老拍着我的肩说：“傻小子！有种！”

2007年我又去时，老人骨折，已不能下楼。来自四川的一个保姆在照顾她的生活。刘老跟我开玩笑：“江汉平原的赵树理，进了城，不要忘了农民；生活好了，不要忘了弱势群体。”她指着保姆说：“看！她的先生也在乡镇当镇委书记，工资低，养不了家，只好过牛郎织女生活。”

在刘老精神的鼓舞下，44岁时，我也学会了打字、上网、写博客、发电子邮件。我们在网上的联系多了起来。有一次，有关方面要编一本建国以来新闻作品精选，允许她入选3篇作品，她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帮她选了《妈妈教我放鸭子》、《常东昌寻穷根》、《有钱难买回头看》。

2006年9月底，刘老出版了《我的采写故事》，书中刊载的大部分是她做记者时的采写故事、体会和作品选。多年来，她用口语、口述实录体写作，所采写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突破、创新，别具一格，不落俗套，她追求“口语入文，神情活现”，“写‘话’，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老人把《我的采写故事》寄我一本，不久，通过电子邮件，又把范敬宜先生给她的信发给了我。范敬宜先生道：“您是我非常尊敬的新闻前辈。五十年前就爱读您的新闻作品，特别是人物通讯。在您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拍案叫绝。记得您‘复出’后写的那篇养鸭姑娘的通讯，当时虽然登在《人民日报》右下角，却被《辽宁日报》农村部的同志争相阅读，交口称赞。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通讯，真算得上是经典作品。在谈论到您的作品时，大家感受最深，也是觉得最难学到的，是您写人物的语言功夫。古今中外的作品，凡是能够传世的，无一不是因为写出了‘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而人物之传神，端赖于语言。‘言为心声’，人物的性格、心态、感情、喜怒哀乐，都靠语言表达和流露。但是，语言又是最难学、最难写的。作为新闻记者，学习语言、捕捉语言，应当是一门重要的基本功。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强调这门功夫了。”

2008年10月，我和小弟出版了乡土散文集《讲述100个乡巴佬的故事》，拿到样书，第一时间寄给了刘老。10月21日上午，刘老给我打来电话，老人笑呵呵地说：“阳斌！我收到你们兄弟俩的书，真为你们高兴。在延安时期，我有意识地模仿赵树理，大伙还以为我是农民出身，其实我出生在官宦之家。1989年，我看到你们兄弟俩的《憨人杆司令》，眼睛一亮，你们的作品很有赵树理的味道。我一直认为你不该去做个小官，好好为农民写点东西有多么好啊！看到你们出版了《讲述100个乡巴佬的故事》，我这个年近90的老太太真为你们高兴。不停笔，多为农民写佳作！”刘老还向我打听陈慧容的情况，她听说小陈的孩子不幸夭折了，要我把小陈的电话弄清楚告诉她，“我要劝劝她，坚强些！”。我想办法弄到小陈的电话，给老人发了邮件。

刘老离去后，人民日报一些老记者、老编辑慨然写下送别的话：她像水晶那样透明——她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刚直不阿的精神,永远是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刘衡大姐是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一个真正讲真话的人。——她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一个“真”字。——刘衡是一部书,是一部值得后人正襟阅读的革命道德情操论。

凭我与刘老近30年的交往，我则要说：刘衡老师是一个视真诚为生命的人！

（200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