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终于读懂了你

新华

妈妈，你离开我们整整15天了，心中的悲痛挥之不去，十分想念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嘴上和你抬杠，却一直把对你由衷的敬佩隐藏在心里。

1979年，我和大哥先后回到北京，和国家一样，我们这个家庭恢复了一点生气。当时我的工作地点离报社很近，有的同事听说我是报社子弟，暗中打探你的情况。无论是新同事还是老朋友，甚至一些陌生人，听说了你的遭遇后纷纷跑来向我致意，他们都说，人民日报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提到你妈妈没有不竖大拇哥的。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谈到我的妈妈了。那时候，你也可以算是报社的名人了。

你的仗义执言和嫉恶如仇是出了名的。有的同事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经常向你倾诉。我记得你曾和许多同志一起反对对刘宾雁叔叔的不公正处理。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听到报社的年轻记者说“老太太又放了一炮”。原来是在选举十四大代表的会议上，你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的报社领导品质不好，认为不应选他。在阿谀奉承、拉拉扯扯已成为沟通能力的今天，有多少人的心灵中还保持着这份纯真呢？

你的天真也是出了名的。你在书中的后记中写到：“到了晚年，有人说我是‘老天真’。”按我的理解，人家的意思是你虽然老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天真。

当年小凤在上海上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决定她留校工作，并已经正式和她谈了话。你的一封信使小凤受到牵连，留校和入党都泡了汤。我曾向你抱怨，你委屈地回答：“小凤入不了党，怎么能怪我？党的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现！她在家连碗都不肯洗，怎么能入党……”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后，到处在追查“政治谣言”，你回忆起我对你说过一些江青之流的丑行，脑子里甚至闪出“要不要向组织报告”的念头。粉碎四人帮后你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给我听，我吓了一跳，向你叫嚷：“老太太，这是要坐大牢，要出人命的！”你惊奇地反问：“什么？你叫我老太太？……”多年后我向你提起这件事，你推说记不得了，我笑着抗议你“耍赖”。

2002年孙女出事后，你到处打听消息。打电话时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电话被qie听。张思之先生和你接触后，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参加革命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显得那么幼稚。

你的“顽固”更是出了名的。你公开宣布以当“顽固右派”为荣，甚至拒绝摘右派帽子。胡绩伟伯伯也向我们谈过当年秦川叔叔对你苦苦相劝的往事。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你坚持要求“甄别”，不肯稀里糊涂摘帽子，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个精神，问题就僵在那里。秦川叔叔极力劝你妥协一次，先摘掉帽子再说。你表示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不能放弃。直到秦川叔叔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知道你20多年来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难处，希望你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体谅党的困难”，你才表示同意。

当初你给胡耀邦同志写信申诉，他的批示中第一句就是“这个人我不认识……”，而你曾悄悄告诉我，虽然没有见过面，在延安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是听说过你的。我当时就说，秦川叔叔和胡耀邦同志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智慧，要是都像你一样固执，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那一次，你一反常态，没有反驳我，只是苦笑着说“我做不来……”。

妈妈，你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坚贞不屈。小凤常说你最大的特点是讲真话，不讲假话。你的难友季音叔叔反复说你像水晶那样透明，感佩你“坚持真理，面对恶势力不屈不挠，绝不后退一寸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黄一龙先生感叹你“是直立行走的水可碎不可弯”。“绝不后退一寸”和“可碎不可弯”是你毕生的写照。

你明知胡风“反革命案”及“材料”的来头，仍然发出自己的质疑。你有什么罪？你就是犯了“讲真话罪”被划为右派，又犯了“不讲假话罪”而罪加一等，成为顽固右派，如此而已。

记得文革期间兴起“抓叛徒”之风，造反派找你外调，要你证明一位当年的地下党同学是叛徒。你向造反派解释当时党的“隐蔽精干”方针，说明当时允许入狱的革命者写自首出狱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的一项集体决定，不属于背叛组织。造反派反驳说，你的那个同学和61人叛徒集团的情况是一样的，怎么不算叛徒？你毫不犹豫地表示，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是不能成立的，并建议来外调的造反派好好读一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看到你这个早已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右派竟然敢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否定所谓的伟大胜利，造反派先是惊诧不已，继而暴跳如雷，向你动了手。我的记忆中你的手指骨折就是这次“刘衡大战红卫兵”的后果。幸亏那几个来外调的造反派是外单位的，有所顾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在那样凶险的环境中，你置生死于不顾，保护你的战友，也捍卫了你的尊严。

妈妈，你是那样的坚强，许多人说你不仅是女中豪杰，男同志也自愧不如。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你落泪。只见过你曾三次动了感情。大约在1976年，我与你有过一次争执。你固执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党借此考验你。我不以为然，世上哪有这种荒唐的考验，要人付出一生的代价？认为你太天真。你掩面长叹“人生能有几个20年！”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那颤抖的声音。

2004年初，你得知爸爸去世的消息后，责怪我们对爸爸照顾不够。尽管你对爸爸始终未能谅解，当时你却动了感情。那一刻我仿佛洞悉了你的内心深处，有了将来把你和爸爸合葬于八宝山的念头，由于你捐献了遗体，这个计划只能放弃。

妈妈，爸爸和你一样，都是在医院中住了27天后离开我们的，一个是大年初六，一个是正月十三。你几乎复制了爸爸的最后过程。活着的时候也一样，爸爸虽然侥幸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也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覆巢之下，完卵难寻，你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和你相识60多年的老战友田林阿姨多次谈到，爸爸的离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保护孩子。劫难过后，痛定思痛的爸爸也曾当面向你表达了他的歉疚和痛苦。当你们在天堂见面时，仍不肯原谅他吗？

如果说你前两次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而痛心，第三次则不同。那是在2007年，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老一代人当年的选择是错误的，你表示你和李普的观点一样，并不后悔自己的一生，即使可以重新选择，你也不会改变，当年的国民党实在是太腐败了。此时我问了一句，和现在比起来，哪个时期更腐败。你脱口而出：“当然是现在！”在长长的一段沉默中，我看到你眼圈红红的，心里十分懊悔问你这样残酷的问题。

妈妈，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你的父亲和伯父参加了武昌首义，伯父后来英勇就义。你和爸爸这一代人又参加了共产党，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在我们这个家庭的几代人中，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选择，但几代人的革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妈妈，你虽然从未在我面前流泪，但是我知道，你曾多次失声痛哭。20多年，你的心一直在哭泣。

妈妈，你走后的这些天里，我也几次落泪，既悲伤于你的离去，更感动于老战友对你的一片情谊。即便在不堪回首的岁月中，也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

反右结束后，你不仅没有摘帽子，反而成为顽固右派，你行政级别降了4级，在报社资料室工作，按当时的规定，这等于“享受”了摘帽右派才有的待遇。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为报社领导包庇右派的罪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包庇”了你。

在干校时，有人迫害你，但也有不少同志同情你，并千方百计地帮助你。除了你在书中提到的吕秀芳阿姨外，我这几天还听到方成叔叔亲口讲的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你不小心用铁锹碰坏了毛主席像，方成叔叔立即用身体遮挡住，当事情无法掩盖时，他连声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他深知你这个“顽固右派”承担不起这样的“罪行”。在那个年代，这样做要冒多大的风险！

那年我去看你时，曾向担任干校领导的贺敬之叔叔了解你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他毫不含糊地称你为“老同志”，对你还是很同情的。

我们住在报社华仁路宿舍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邻居杨旺叔叔和白秀珍阿姨给我们兄妹送来自己做的炸糕。陈泊微叔叔住在楼上，有一次沈纯阿姨让盈科和小恒给我送来刚刚做好的豆腐脑，盈科的手上竟烫起了泡……你一定不会忘记蒋铎叔叔吧，真是一个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人。你走了以后，他来看你了，向你三鞠躬，并说你是个坦荡的人，卓越的人，真诚的人，是个有骨气的英雄。他一直想给你照几张相，你总是说等精神好一些再说，他感到非常遗憾。我感谢他49年前的救命之恩，他连说“这件小事，你还记得”。

不仅是蒋叔叔，你的战友、朋友、难友、网友，还有我们兄妹的朋友都痛悼你的离去。你住院期间，刘朝兰阿姨几次打电话到报社老干局了解情况，一说就是几十分钟。尹绮华阿姨听到噩耗时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胡绩伟伯伯和你是文革中的难友，谈到你的遭遇时，93岁的老人也动了感情……

在怀念你的朋友中，有你的“小友”冯媛的小友“天堂又多了一颗星”，此前你们素不相识。还有一位朝阳医院的护士，她在抢救你的过程中刚刚认识了你。虽然你已经离去了，仍然可以不断结识新的知音。你的精神不死，你的不死精神穿越了天人永隔的壁垒。

2月19日，《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纪念你的文章，20日的《鄂州日报》也专版刊出了乡亲们对你的回忆。我反反复复读了，读懂了，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你和战友们在一起，和乡亲们在一起。你不仅是我们的母亲，也永远属于人民，属于你们的英雄集体。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