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立行走的水——痛悼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大姐

作者: 林晰

在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千千万万人们中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刘衡大姐是我仅知的一位

2009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的一些老同志在刘衡大姐去世的当天，用电话传递着这一不幸的消息。

1月上旬，我从外地回到报社，得知她病重的消息，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希望见见面。我当即去看望她。她躺在床上，显得很乏力，但头脑清楚，谈吐自如。 她把新近印出的自传《直立行走的水》一书签名送给我。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次日凌晨，她昏迷不醒，被送进朝阳医院急救，从此一去不归。这位一生为自 己的信念苦苦抗争、被称为“顽固右派”的人，悄悄地、安静地走了。

“直立行走的水”，乍一看这书名，我不甚理解。读了她用作“代序”的诗《我是一块瀑布》，我似乎读懂了：

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在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千千万万人们中间（过去一般说是55万人，2009年2月份的《炎黄春秋》刊载的一篇文章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 右派的人数共3178470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刘衡是我仅知的一位。她因此在“右派”改正前的22年中，在精神上，在身 体上，比别的“右派”分子遭受了更多、更大、更深的苦难！

“活埋刘衡”的故事

“活埋刘衡”的故事，在报社内外传播很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和著名作家萧乾，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这件事。

那是1968年12月，正是“WG”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时期，在报社干校劳动改造的刘衡，遭到无穷无尽的批斗。当时的干校负责人责令“ 牛鬼蛇神”们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据说这是全国所有“牛棚”的通用“教材”。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写的，目 的是讲明利害得失，劝告国民党反动派早日投降。刘衡认为这和她对不上号，于是写了一个“向党汇报”的材料，说：

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

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对于我？

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

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

她接着写道：“我并不是真的敌人，也没什么不愿交代的罪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结果等待她的却是全天劳动，每顿饭只许吃咸菜、窝窝头……有些人随时随地可以骂她、踢她、打她，要她弯腰请罪、写投降书。但刘衡就是不“投降”，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一位“管教”她的人说：“我就不相信你这样嘴硬！”这人策划出“活埋”的办法，而且取得了监改队领导人的同意。几个人用绳子捆绑了她，还想用手帕塞 她的嘴，她死死咬紧牙关，手帕未能塞进去，但嘴巴流血了。斗她的人手里拿着铁锹，在后面推她往野地里走，做出要处决她的样子，企图以此逼迫她“投降”。她 的鞋子在被推着跑的途中挤掉了，她大声喊叫：“鞋掉了，鞋掉了！”有人帮她捡起鞋，等她穿上，继续推她往野地里跑。

这一来，她心里便有底了：“如果真要处死我，哪还会管我脚上的鞋掉不掉啊！”她要看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有人在地上挖土，挖一下，问一声：“你是不 是右派分子？”刘衡不做声。有人就说：“你在纸上写，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写假的也行。”她大声答道：“要我写假的，我可以写，但要写明 白，是逼我说假话。”又说：“你们这种做法叫做逼供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反对过的。”有些人脸上挂不住了，但又不肯认输，就说：“算了，算了，把她捆在 电线杆上，让野兽把她吃掉。”几人把她捆上以后，掉头走了。

不一会儿，这几人又返回来了，为她解了绳子，说什么要送她去公安局。回到监改队，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第二天清晨，她还要照常出工劳动……

在生死面前，刘衡经住了考验，没有屈膝，没有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难怪后来报社有人说：“我最敬佩的人是谁？是刘衡！”

宁可失去家庭，也不说假话

刘衡是因为同情内蒙古右派，说了真话，向组织反映了真实情况，也劝自己的右派父亲向党组织讲清楚情况而被打成右派的。1958年4月2日，报社召开 全社工作人员大会，宣布“右派分子”处理报告，大部分“右派”被发配到河北省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刘衡，全场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包括中央 其他单位的 “右派”），都表示同意对自己的处分，惟有刘衡一个人公开表示不服。

农场领导对刘衡的表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她不断地遭到训斥和责骂。她的丈夫为她着急，不断写信劝说她，要她“端正态度，进行深刻的检讨 ”；要她“用阶级观点把自己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清算，痛改前非”。刘衡却说：“态度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处分轻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问题的性质。态度好坏拿 什么来衡量呢？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满嘴假话，就是态度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坚持真话，就是态度坏，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从此，管教干部对她更为严酷，派她去干重活、脏活、累活。春节到了，别人可以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她却不能回家过年。试想，一个有丈夫、有儿女的人独 守农场过春节，是什么滋味？！她深深焦虑：“爱人将会怎样？会十分震怒吗？或者，他已全身冰冷？当然，后果更为可怕！”她说那时的她，“眼里是水，心上是 火！”

由于她的不服罪，对她的处分升级了，由劳动锻炼升级为监督劳动，生活费由每月60元降至26元，她没办法再按时寄给父母生活费了。

她深深忧虑的“后果更为可怕”的事，终于降临了。她的丈夫来信：“我不能不正式地向你提出我们的关系问题。由于政治上的不同道路，彼此没有共同的思 想，共同的语言，我已无法再加忍耐，我们必须离开……”“希望你从毁灭的道路上急转回来，走上新生的道路，这是你最后的时机了！”她的丈夫也是个老干部， 与刘衡共同生活多年，完全知道刘衡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但仍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

刘衡这时一度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怀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太多，不能再失掉自己的亲人和家庭。于是，她给报社人事科长写了一封信，承认了右派“帽子 ”。可是，冷静下来后，她立即向组织表示，承认“帽子”是说假话，是错误的，是因为“太害怕家破人亡”，最终她还是回到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立场上来。

1001个故事，终于让暴君弃恶从善

刘衡原名胡宗瑜，1921年12月22日出生，湖北鄂州人。1939年在湖北恩施屯堡女中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当过 宣传干部、报纸编辑、师范学校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 1957年在人民日报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她一直不服罪，坚持认为“反右”有问题，因而被“专政”，受尽折磨。

在苦难之中，她始终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相信我们的党，相信这个党会从错误中走出来。所以在遭受打击时，在对一些问题想不通的时候，就用“向党汇报”的形式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她说：“‘向党汇报’成了我医治内心创伤的止痛药。”请看她写的感人至深的诗：

水不流会臭，话不说心烦。

我心里千转弯、万转弯，

有千言万语要说出来。

千言万语冲心窝，涌到嘴边变成歌。

不写汇报不快乐，胸口就像压磨盘。

胸口闷，呼吸紧，好像成了时代病。

我感到——

被党组织审查时的痛苦，

常常胜过在敌人的法庭。

敌人对自己越凶，我心里越感到光荣。

党组织对自己越狠，我心里感到越疼。

在敌人的法庭，

同志们常常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被党组织审查，

有的人会去投河、跳楼、吊颈。

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真的敌人。

不但不是敌人，而且对党的感情很深。

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

党组织的不信任，不免要使许多人痛不欲生。

流露刘衡“说不尽的痛苦”的诗，还有很多，充分表达了她对党对人民的真正的忠诚。

1978年12月8日 ，报社有10名“右派分子”获得第一批改正，她是其中之一。社领导秦川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受委曲了……”会后，刘衡在报社楼道里贴了一张小字报：

“向党汇报”之1001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21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化身，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您才能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她为这张小字报的标题作了这样的注解：21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向党汇报”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里引用的是《一千零一夜》的典故。暴君山鲁亚尔 每晚要娶一个女人，第二天清晨就把她杀死。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告奋勇地去了，还把妹妹也叫去，每晚讲故事，暴君爱听，讲了1001夜。1001个故事， 终于让暴君弃恶从善。

人民日报社的很多同志看到这张小字报后，连声称赞：“写得太好了，太好了!”

报社公认的杰出记者

刘衡是1951年调来人民日报社当记者的，夫妻双双被派驻内蒙古。在那里，她深入现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采用新闻、通讯、散文、小品文、评述、 特写等多种形式，反映人民大众的劳动、创造、生活和思想。她常常进入角色，变成她笔下的人物，以主人公的身份直接对读者说话。她有时变成司机，有时变成老 妈妈，有时又变成小姑娘……千变万化，把一个个采访对象写活了。

她的文章让人喝彩。有人说：“一个女同志，长年在风沙雨雪中摸爬滚打，挺不容易啊！”有人赞扬她：“写得生动，有情有趣；写得朴素自然，毫不装饰做作，有泥土的芳香，音乐般的节奏。”

正在读者为她的文章叫好的时候，她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失去了拿笔的权利。22年啊，正是她风华正茂的年龄，浪费在挨批挨斗的时日里，怎不令人叹息，令人伤心！

等到“改正”的那一天，她已57岁，该是退休的年龄了。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但领导人却不让她去实现破灭了22年的记者梦。

到1979年4月，才允许她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她当了个“独立大队”，一个人跑山东、江苏、湖北、海南岛……试试自己还能不能再当记者。这时的 她，如同回到大地的安泰，浑身充满力量，每到一处一定要写出稿子，写不出不离开。于是，一篇又一篇让人称赞的稿子见报了：《一个“古怪”的领导人》、《书 记带头，社员不愁》、《羊书记》、《心里打着大算盘》，还有脍炙人口的《妈妈教我放鸭子》等等。她写的稿子几乎篇篇见报，篇篇闪亮，是报社公认的杰出的记者。

1981年，她被评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离休后，她被评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她带着许多遗憾走了

在刘衡的自传《直立行走的水》一书的“后记”中，她写道：

1978年12月8日，刚被“改正”的我，在第1001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党汇报”里，还在傻傻地说：“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

28年过去了。我没想到，惨痛的历史经验，100万知识分子过着失去自由和前途的悲惨生活，就在“改正”政策的欢呼声中，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历史变成一团不可解的谜。大家都说自己是受害者，除了林彪、“四人帮”之外，居然没有一个迫害者。

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又提供了巨大资源，如果我们不利用这巨大资源，去吸收应得的教益，那就比付出的代价还要可悲。

要做到“彻底平冤”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青春、年华、健康、事业、家庭、生命，许多损失是无法补偿了。我没想到，有些能够补偿的损失（例如补发工资等等），竟然也被拒绝。党如果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

青年时期，人们叫我 “傻大姐”，中年，成了“顽固右派”，到了晚年，有人说我是“老天真”。因为我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没想到”，又忍不住要“傻傻地说”。

这“老天真”，这“傻傻地说”，依然鲜明地表现出她的真正的忠诚。

我把她为这本自传写的“后记”大部分摘抄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含义极为深刻，可说是她的遗言遗愿。这一片忠贞之心，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了解。她的这些话，值得人们深思、再深思。

20世纪的那些岁月，实在是太沉重了。像刘衡这样，视真诚为生命，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具有这样高贵品质的人，为真诚的信念“宁死不屈”的人，难免遭受大苦大难。但她的浩然正气，她留下的闪亮的文字和诗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并将成为人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工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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