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在呼和浩特麻花板幼儿园中班，它属于全托寄宿制。我不习惯这种吃喝拉撒睡都按部就班的集体生活，每周去幼儿园之前总要设法逃避，从假装肚子疼到藏到箱子里，用尽了一个学龄前儿童能够想到的各种小伎俩。当时这就是我最大的烦恼，对那个波诡云谲的夏天给全家带来的灾难懵然无知。

后来渐渐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人常来家里和爸爸妈妈关起门谈话。有时候我还听到爸爸和妈妈大声争论着什么，悄悄看去，爸爸不断地做出各种手势，很凶的样子，妈妈在一旁默默地流着眼泪。我十分害怕，爸爸妈妈总是教育我们兄妹之间要团结友爱，为什么自己还要吵架？

不久后全家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妈妈是右派，还知道右派是坏人。广播里没完没了地放《社会主义好》，里边一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总让我心惊肉跳。最后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几年前在一个公共场合，当时所有的人都笑了，我却没有觉得可笑，我忘不了它曾给我带来的屈辱。

妈妈在唐山劳动改造了三年后回到报社，别人都摘了右派帽子，唯独她加重处分。当时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妈妈就在这个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喂猪，每月发26元生活费。

1961年爸爸调到云南工作，随后全家也去了，只有妈妈和我留在北京。在这样的逆境中，妈妈尽管痛苦不堪，但为了不影响孩子，在我面前仍然表现出很乐观的样子。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右派，逢人就讲述自己的看法。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一直担任班干部，老师们也很喜欢我，尤其是班主任甘老师，经常请我到她家共同商量班里的事情。在一次家访中甘老师知道了妈妈的情况，从此对我态度大变，处处刁难指责，在期末的操行评语中竟然说我“错误比较严重”。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又有多大的能力犯严重错误呢？我的错误就是我是右派妈妈生的。

我当时还小，并不能完全理解妈妈，对妈妈的感情很矛盾，有时候会产生抱怨，认为她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没有抗打击能力，便也于1963年去了云南，半年后又随爸爸去了内蒙，妈妈一个人孤零零地困在北京，进行坚壁清野式的抗争。

“阳谋”设计者曾像受了很大委屈一样喊“这是为什么？”我心里也一直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右派已经成为家里禁忌的话题。有一天我看到爸爸心情不错，便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为什么当了右派，爸爸看着我慢慢地回答说，因为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可是妈妈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呢？爸爸沉默了许久，挤出的答案是因为她是右派。

我被这种循环论证绕得似懂非懂。爸爸也知道我并没有被真正说服，一个周末，他从资料室搬来1957年全年的《人民日报》，要我认真看。

我看到了许多著名的右派言论，却没有看出这些言论究竟恶毒在哪里。“党天下”是不好的词吗？为什么很多人都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实际上是在骂共产党吗？政治设计院似乎就是大家共同研究国家大事，有什么不对呢？我当时只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这些东西不在我的理解范围，令人困惑。

还有那个葛佩琦，一提起他，除了“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就是“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他说党如果做不好，群众就可以杀共产党。人们当然可以批评他太悲观了，对党失去信心，也可以说如果党有错误应该帮助党，不要杀头，甚至可以表示如果真有那天，我们自杀，无须别人动手，这些都可以回应葛佩琦，但是怎么能硬说人家要杀共产党呢？这不是语文老师教过的假设句吗？

许多年后知道，类似的话大人物也说过，毛主席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就造反。邓小平在联合国昭告全世界，如果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人民就应当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这种逻辑，不就成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号召造党中央的反和打倒中国吗？这些话虽算不上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级别还是够的。毛主席说的话大家当然不敢批评，但批邓时邓小平被骂的狗血淋头，连蛮不讲理的四人帮都没有拿这句话做文章，可见这种断章取义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当时我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只是难以理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对头，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我会同情这些敌人？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将来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阶级敌人吗？

和妈妈分开后，爸爸不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和妈妈有任何联系。文革中爸爸也被打倒，已经无力反对我们和另一个阶级敌人来往。1968年，年轻学生造反胡闹一番后，像用过的抹布一样被丢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哥哥去插队，一年后我去了建设兵团，都离开了家，爸爸更是鞭长莫及。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家对过去的那一套开始反思，政治环境有所松动，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看望妈妈。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文革促使我真正思考，过去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直接问妈妈了。妈妈向我详细讲述了她当右派的经过。说老实话，妈妈这个右派当得有些惭愧，她并没有提出什么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政治设计院的宏论，也没有对党天下的批评，她只是对一些具体做法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结果被上纲为攻击肃反，包庇右派父亲和为胡风鸣不平三条罪状。

妈妈说，她没有攻击肃反运动，而是肯定了肃反的成绩，只是认为肃反运动中搞斗争会这种形式不好，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她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就有过教训，不希望重演以前的闹剧。所谓包庇父亲的真相是她写信要父亲实事求是地向党讲明情况，连中央组织部也认为包庇父亲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三条罪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胡风鸣不平，而且被称为矛头指向毛主席。她不明白毛主席说谁是特务谁就是，却傻乎乎地说没发现胡风与国民党有组织上的联系，问中央是否掌握了其它材料。

她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在大鸣大放时期说的，也没有写大字报，而是在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时谈的，却被一口咬定为配合右派在党内进攻。

妈妈说过去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故意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我们不承认，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硬是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他们有什么错？无非就是我们需要阶级敌人，狼对羊说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肚子饿。反右时那些积极分子处在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亢奋中，捉得越多越上瘾。当时爸爸的一只脚也踏进了右派的行列，反右领导小组的一个人说了一句，“算了，不要把人家两口子都搞成右派”，于是侥幸逃脱。划右派就像饭馆里点菜一样随意。

按说妈妈根本算不上主菜，只是一小碟配菜或甜点，但是她始终不肯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报社，刘衡成为顽固不化的同义词。为了惩罚这个不低头罪，妈妈不断地受到越来越严酷的迫害。

对一些人们眼里理所当然的东西，妈妈经常质疑。要她在劳动改造中认罪，她说：“劳动和认罪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劳动可以认罪？”组织上允诺只要她承认自己是右派，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她问：“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是小偷就可以不算小偷，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把改造后的右派按表现从好到坏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心口都不服三类，妈妈问：“口服心不服的人明明是说假话，为什么比说真话的心口都不服改造得好？”

妈妈心里是怎么想的，总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她最不能理解的是这样做反而被指责为不老实，她不停地反问“我哪里不老实？请你们指出来。”

妈妈总是在不停地讲道理，在那些人眼里，她越讲道理，便越是顽固，越是气焰嚣张。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永远长不了那个一智，只好一堑接一堑不停地吃。从资料室赶到印刷厂，最后进了牛棚，工资也一降再降。后来妈妈给胡耀邦写信，说二十年来我的问题就是那三条，一直没有新的问题，每来一次运动就处罚我一次，没完没了地层层加码，什么时候能有个头？

很多人奇怪妈妈这样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人为什么不了解党内斗争，把自己搞得这样惨，他们都知道秀才遇到丘八是无法讲理的，因此没必要吃眼前亏。

其实妈妈尽管入党几十年，并没有弄明白她认定的理和人家遵循的理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天灵盖，一个是狼牙棒。同样，语言体系也是不同的，妈妈决心要当老实人，不能讲假话，在上级领导的眼里，这是不识时务。在他们的字典里，老实就是听话，就是百依百顺，上级说煤球是白的，你就要颠倒黑白，说地球是方的，你也不能妄议，跟着指鹿为马，才是老实。妈妈总以为不能欺骗组织，其实组织上有时是欢迎欺骗的，他们要的只是服服帖帖，至于真假倒是无所谓的。

那个年代领导带头，上行下效，许多人以凌辱知识分子为乐趣。妈妈不仅在精神上受到各种侮辱，肉体上也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各种花样不断，从批刘少奇到批王关戚，从批孔老二到批宋江，一有风吹草动，妈妈就被拉出来批斗。每次游街都排在第一位，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甚至搞出假活埋闹剧。这些情况她从未向我提起，我是看了妈妈的回忆录和其他人的文章才知道的。妈妈被当做杀鸡吓猴中的那只鸡，她从不屈服，还写诗“……猴子被吓住，鸡却没有死。”

文革中时兴“揪叛徒”，造反派找妈妈外调，要她证明某位地下党同学是叛徒。妈妈向造反派解释党的“隐蔽精干”方针，说明当时允许入狱的革命者写自首出狱是国共合作时期党的一项集体决定，不属于背叛组织，并说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是不能成立的，并建议来外调的造反派好好读一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结果被打得手指骨折。

有一次我问妈妈：“既然当时共产党员可以写假自首，你为什么不能写假检查？”妈妈生气地回答：“我们可以欺骗敌人，但是怎么能欺骗组织呢？”我说：“欺骗组织有什么大惊小怪，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还欺骗毛主席呢。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留的青山在，将来拉清单。你只知道传统的道德伦理，不知道革命者还有责任伦理。”妈妈说大人物可以先保存自己，然后反攻倒算，自己是小人物，没有秋后算账的能力，只能当烈士，即使可以回到过去重来一遍，也没有其它选择。

妈妈是死不悔改的顽固右派，而且不是一般的顽固，这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她自我解嘲说，顽固也有好处，报社的许多右派摘帽子后被发配到内蒙、新疆等地，她因为没有摘帽子，没有单位肯接受，只能留在人民日报社，反而得以留在北京。

妈妈像一根湿木头，你想烧一下，只能带来滚滚浓烟，熏得玩火者狼狈不堪。右派改正后的几十年里，形形色色的不叫运动的运动接连不断，无论形势如何险恶，妈妈仍是大声仗义执言，那些整人者知道这根骨头啃不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妈妈当右派时受到各种虐待，却从不单纯为自己喊冤叫屈，许多人劝妈妈只谈自己的冤屈，不要涉及整个反右运动，否则就是否定了反右，麻烦就大了。妈妈回答：“我谈的就是整个反右的问题，只有纠正了反右的错误，我的问题才能够解决。”

妈妈对反右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她起初并没有否定反右，只是认为一些人被错划，因此应该有一个甄别的程序来纠正。文革中我曾对妈妈说，反右恐怕不是个别人搞错了，而是根本上就错了。妈妈当时很吃惊：“你是说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后来妈妈接受了这个观点，晚年对这个问题更是有了很深的反思。

我和妈妈在一些问题上也有过不同的看法。最令妈妈寒心的是弱者之间的互相欺凌，它比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更可怕。在劳改时和在牛棚中，妈妈是贱民中的贱民，有些人为了在妈妈身上挣表现，做出了种种丑陋行为，使妈妈产生了豆在釜中泣的悲愤。妈妈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种灵魂的阴暗，她坚持采用真实姓名，认为这些人做了坏事，应该被历史记录下来。我则认为主要应该揭示那个逼迫人们丧尽天良的政治环境，这些具体的人不过是一些符号，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并不重要。当时我们在争论中互不相让，没想到不久后妈妈离开了我们，这次争论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还是妈妈的道理更多一些，对那些邪恶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只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审判。

1978年，妈妈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们都很高兴，认为党终于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前途光明，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太幼稚太乐观了，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公平和正义只是来这里拐个弯，随即掉头而去。

实际上右派得以改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主要源于胡耀邦的一个自选动作。当时两个凡是受到质疑，四项原则尚未提出，英明领袖作风比较民主，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曾经在反右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那位第一线总指挥还没有成为第二代核心，走资派都在纷纷要求平反，自顾不暇。思想领域、组织领域和社会思潮各方面出现了新气象，胡耀邦、杨士杰等人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使右派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搭了顺风车。

胡耀邦的胆识令人极为钦佩，当时为了排除重重阻力，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大家对此都很理解。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改正是很不彻底的，很快又出现了什么“娘打儿子”之类的言论，妈妈对此极为反感，连呼无耻。最令她无法接受的论调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出现了扩大化”。为了这个歪理，还特意保留了几位右派不予改正，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搞错了。妈妈生气地说：“如果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的侩子手们说杀人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杀多了，理由是几十万人中总会有几个有问题的人，我们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吗？”

当初整人时歇斯底里，后来改正时却哼哼唧唧，然后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了沙子里。人们没有得到一个像样的交代，反而收到了封口的胶带，许多问题成为言论禁区。妈妈总是叨叨说如果不能接受教训，不肯承认错误，我们这么多年的罪就白受了，这些苦难真的就是毫无意义。恶恐人知，必是大恶，拼命掩盖大恶，说明恶势力还在，还会卷土重来。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至今仍有报社的同事们写文章怀念她。她的一生，能够说的，她大声疾呼毫无保留，能够做的，她不计安危竭尽全力。生前尽到了责任，死后捐献了遗体，对这个国家问心无愧，对这个党仁至义尽。

在历次运动中，反右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却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理性湮灭走向疯狂。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大动乱，农民、干部、学生、工人依次被按在祭坛上，无一幸免。

翻开历史，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全是惨痛的教训。不幸的是，正如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 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就是这样在哀之复哀之的死循环中从血腥走向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