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区事件”中经历的前前后后

○李洁口述

○柯培忠整理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今年已是经历了五十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在感受到建国后国家的辉煌成就和坎坷经历的同时，更使我难忘那解放前的艰苦岁月，为了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为追求光明和争取解放，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历尽艰难险阻，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组织原则，坚定机警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我更忘不了高梧清、庄明瑞、高修一、黄若文几位同志是把我带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们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一代典范。

在1947年这一年发生的“三区事件”，是一段使我难以忘怀的经历。所谓“三区事件”。就是在凤凰和文祠、意溪一带，被地下党组织称为“老三区”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这样说，通过“三区事件”的经历，也是我从一个无知的弱苦女学生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

由于这一年7月发生了严重的“四陈事件”，潮汕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澄饶丰县委副书记陈焕渐，澄饶丰县委书记陈谦，澄饶丰县委组织部长陈锐志，澄饶武装队政委陈汉等四位地下党领导人，在澄海莲阳协盛锡箔店（澄饶丰县委地下机关地点)不幸意外被捕，使党的领导力量受到影响，一些基层的党组织进行了转移和调整，一些学校地下活动遭到了敌特的破坏。

那一天，刚好是国民党的“双十节"，我到一位女友家里去（她叫吴舜英），我俩是很好的同学，曾在百花台第三小学一起读书，后来又同时考上韩师简师班乙班，她一直对我很关心。她的父亲原是惠来人，家住在潮州座城北爷。

在这之前，44年，我曾在青亭巷头李公馆读识字班，开头由姓李的私垫老师给我们上课，第二年上课就由高梧清老师，高老师在上课时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的大多数是革命故事，她讲了很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人民群众奋起求解放的道理，但她更多、更着重讲的是妇女要争取男女平等，要求得政治、经济独立解放的权利。同学们对她讲的故事，谈的道理都很爱听。特别像我这样一个一岁亡父、十岁失母的寄人篱下的弱女来说，希望自立，希望权利的朦胧意识则更趋明晰，更加迫切。稍后，在李老师的主持下，教授数学课、生理卫生等课程，那时的私垫是很少开设这些课程的，当时叫“读新书”。

母亲病亡后，我和四岁的弟弟无依无靠，寄养在族亲“协成泰号”财主李作彬家中。(同仁里即猴洞二号)，每天为这个大家庭打扫卫生，种花浇水，看顾小孩，还要帮助加工药材(如扎淡竹把、捡拣药材等活)，另外还要做一些抽纱针工，赚点钱，作为自已添购衣服的费用。那时族亲家的孩子全部都上学读书，只有我没上学，我十分羡慕，多次向族亲要求上学，加上通过另一位族亲李素母亲在家里说情，好不容易才到这个李公馆的识字班读书，后来又转到百花台第三小学，插班六年级，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吴舜英，继而又和她一起考上韩师。

还在45年下半年，那时高梧清老师叫我帮她找住厝，我便和一个叫“阿珊”的熟人积极寻找。至年底，我们在待诰巷四横巷找到一处二楼的房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房子是给庄明瑞夫妇使用的(庄妻高修一是高梧清胞妹)，这屋子又恰好与我胞姐的家毗邻，因而我常到这里走动，并有机会得到庄明瑞同志的帮助和教育。那时见到他总是称为方先生。

我虽然考上韩师的简师班，但由于基础过差，当时实际上合起来才读不到三年的小学课程。结果留了级，那时候学校不让留级的学生同年续读，要等下一学年，这事又不敢让家里知道，怕知道后族亲家可以成为不让我继续读书的理由。因而跟同学、亲人李素、亚美商量，决定瞒着家里。过了这一年后再到韩师续读。

这件事让庄明瑞同志知道后，他十分关心，把我介绍到埠头尾北关小学那里找乔姐(黄若文同志，李世海同志爱人)，住到她那里去，一边自修功课，为明年到韩师续读做准备，一边帮助乔姐教小学生的珠算课。遵照庄明瑞的安排，我与黄若文是姑嫂关系，与李世海以兄妹相称。期间节假日也有回族亲的家里过的，就这样，族亲家里人还以为我还在韩师就读。

就在“双十节”那天傍晚，我对李素说，晚上要到座城北爷的吴家玩，并住在她家，说后就一个人到了吴家找女友。在那里刚坐了一会儿，我们就伙同她的哥哥和二妹等四人，一起走路到府仓内魏步金家里(那时还不知魏公馆是特务机关)，因她和魏是好友，我们也跟着称他为魏兄，吴原来打算带我们一起来找魏闲谈、聊天的，但那里的房间小，天又闷热，人又多，结果大家都说还是到外边走走更好，于是，大家从府仓内走出来，在路上边走边谈，当走到县政府门口时，魏边走边对吴说:“明天我们要粗涩(辛苦)了，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去抓人”。那时的吴舜英是一个很正直、纯洁的学生，听了魏这么说，便道:“你脚皮欠路债，都是要去当孬人”。说着也就各谈各的，舜英同她兄妹，只管有说有笑的走着。但魏和吴刚才的谈话，使我的心像平静的水面突然投下一块大石，翻腾不已，极为不安，心内就定下寻根问底，知个究竟的决心，当大家走到现在的百货大楼的门前时，我主动走近魏身边，大着胆子，用平和的口吻问魏步金:“你们明天要去的什么地方那么远，没有车船可以坐吗?”魏回答说:“没办法，硬行路。”我又问他从哪里走?魏说要从东津去。我又问抓的人有女的吗?他说男女都有。我问他们姓什么?他答道:“有姓陈、姓高，姓赵等四人，还要抓一个高高瘦瘦的黑个子，姓方的”。大概因为我是吴的好友，又是个女学生，魏当时正在讨好吴，他又是一个说话没遮没拦的人。我本想再问他姓高的是男是女，但怕问得太多使他起疑心，便不敢再问下去。我和魏的这一段对话，在前头的吴家兄妹径自走着谈着看东西，不知我们在谈了些什么。后来我们几个人又走到一起，但我心里十分着急:我知道刚才魏所说的那个高高瘦瘦的黑个子就是方恩明(庄明瑞)先生，那个姓高的会不会就是高梧清老师?想到这里，心头不禁紧张起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学生，对政治风云和对敌斗争的事知道得很少；但共产党的爱国活动，国民党特务对爱国活动的打击破坏，对待共产党人的民主人士残酷无情的搜捕、监禁、杀害的暴行，却是经常听到，看到，在同庄明瑞、高梧清他们的接触、相处中和从言行中我就估计他们一定是共产党里的人。当得到魏透露的这一消息后，使我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晚因事先说好要住在吴家，逛完街，只好跟着回到吴家，我想到光着急也是没用的，须想办法尽快将这一消息传送出去，但又只能不露声色，心里盘算着如何行动，然而天这么晚了，人又住在吴家，如果这时离开，肯定会引起人家疑心，弄得不好反而更坏了事，只好先躺到床上。

晴朗的深秋夜空，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但我哪有心思去欣赏美好的夜色，开头与吴心不在焉地说话，后来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焦急的等到了天亮，便很快告别女友，离开吴家，本想跑到打银街头官诰巷四横巷2号的小楼（这里己成潮安地下工委的机关所在地），直接找庄明瑞同志，但又怕经过中山路猴洞家附近，万一在路碰到家里人，发生纠缠麻烦而误事。于是想到何不去找乔姐，便急急地往北关小学方向赶去，到了学校，刚要上课，找到乔姐后，低声告诉她有紧急情况，她忙把我带到一角落，我将情况全部向她报告。乔姐听完我说后，顿时脸色大变，急切地说：“知道了，你就留在学校，不要离开，这事也不要再对别人说”。说完便急急离开学校，我便下留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乔姐离开学校后，迅速赶到待诰巷，这时刚好碰见庄明瑞同志手带雨伞，下了楼梯，准备外出，乔姐急忙把庄拦回楼上，将这紧急情况向他汇报。那时中共潮安县工委刚成立不久，庄明瑞同志任宣传部长，协同工委书记陈汉同志，组织部长陈义之同志，正在加强贯彻落实隐蔽斗争的各项措施，加强党对地下活动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县工委安排陈孝乾、赵崇云（女）、高梧清（女）、陈郁等四位同志分别在文祠的思敬、长背山、牛头路等小学任教，以教师为拥护，进行隐蔽活动，那年9月初，庄明瑞同志以陈孝乾朋友的身份和做生意为名到文祠思敬小学与他们联系，引起校长许良读（他同谍报队有关系）的注意和怀疑。他在向谍报队告密时，可能提到那个“又高又瘦的黑个子”方思明，估计他是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故而昨天晚上魏步金才会说到要抓这么一个人。

庄明瑞同志听到乔姐这一报告，已是心中有数，于是把其它事情全部放下，立即跑到橡埔小学找到李世海同志，一起协同采取紧急措施：即时布置曾传经 （当时叫阿满，文祠人）以最快的速度，抄小路快步到文祠通知陈孝乾、高梧清、赵崇云和陈郁等四人，他们四人分别在思敬、长背山、牛头路三个学校，学校之间有相当远的距离。

好一个曾传经，顾不得山陡路远，个人安危，紧记重任在身，硬是跑遍三个学校，使四位同志及时得到紧急情报，迅即转移撤离。后来同志们在议论这事的时候，都一致肯定了阿满在这一事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分可敬。

几乎是前脚走，后脚到。四人刚撤离，魏步金就带着特务队前来搜捕，但同志已及时转移，全部脱险，使魏和特务们扑了个空。关于陈郁同志因警惕性不高，三天后就独自到潮州城内取定做衣服而不幸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那是后来事了。

为了防止乔姐和我在这事件中暴露身份，预防敌人追查，保护我们的安全，庄明瑞表示他准备要离开潮州，为了负责，在离开之前，必须把我们安排好，并要求我从此不准回家。我想到自己已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如若现在回家将会遭受白眼相待，以后生活怎么过，又想到高老师，方先生他们都是那么好的人，跟着他们肯定没有错，再说他们又能帮助我安排生活出路。只是内心挂牵着年纪尚小的弟弟，但在紧急关头，也顾不得很多。于是我就答应庄明瑞同志：不回家，听他的安排。

第一天晚上，住在黄若文的同学家里，第二天转到意溪橡埔小学，在江秀卿同志的学生家里住了三天，接着庄明瑞同志把我们安排在桥东上宫和后宫之间的一间房子住下来，并要求我和乔姐以姑嫂相称，那时我母亲的外家也在附近，因怕遇到熟人，所以不敢出门。我们向庄明瑞同志汇报这一情况，庄说：那你就不要出门，食物和用品都由黄若文办理。这样。我们在这房子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那天，李素把我家里的几件衣服和棉被给我送来，第二天，便和乔姐由组织派来的交通员带路，步行到达饶平启新小学，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组织又派陈端伟、陈义书两人带着我和黄若文、张良科 （州弟，那时12岁），前往丰顺县盐坪村 （三老家），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从凌晨天刚亮，一直走到晚上9点多，一共走了百多里路，脚腿走肿，脚板磨破，人都累坏了，终于到了张步防的家（他是地下党员，交通站站长），在那里住了三天后，才能下地走路，很快我们就到高龙磜村参加武工队（抗征队），在那里见到队长陈维扬（阿河）和副队长陈鹏志（四兄）。过了不久，从后来上山的人那里知道，那时候我离开潮州后，国民党的《商报》就刊登诬蔑我的消息，说我肚子大大，拿着个呷咇跟人走了。

几经辗转，我终于参加到武装斗争的行列，正式地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了。那时第一批在盐坪丝丝坑驻地参加军训的三个女同志中，江秀卿和陈小红两同志在后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我作为幸存者，在这里向俩位战友致以深切的悼念。

以后又转战磂隍、凤凰等地。后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被组织派到文祠陂坑村的接待站，在那里担任接待员和卫生员工作，在后来几批进入凤凰解放区，参加韩江干校训练班的韩师、金中等学校的入伍学生，很多人都是通过我们接待、护送的。

往事悠悠，岁月如烟，作为潮安党史中被称为“三区事件”中，本人的亲身经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渐的一瞬，在革命洪流里只是一朵小小浪花，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是，那时的地下党领导人和战友们的坚持党的利益，保护战友，临变不惊，机警自若，勇敢果断的高度责任心和工作作风，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其精神力量对我总是产生着鼓舞和鞭策的力量。

笔者访问李洁大姐时，聆听她讲述这一段感人的经历之后，曾写过一首七律诗，因有感而发，故不计工拙、也附于后，以为结语：

访问李洁大姐感赋

如磐岁月障烟浓，遇变不惊顶逆风。

战友安危如火急，敌情险恶比狼凶。

忠贞许国终无悔，取义抛家岂喜功。

缘有明灯光信仰，出生入死见豪雄。

（感谢陈英和同志提供事件背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