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6日是我的生日。我已经94岁了，有责任把家史和我的经历写出来，如实反映我们家的生存、奋斗和发展历程，希望子孙后代以史为鉴，策励将来，健康成长，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
我的父亲庄文光原是普宁县四岭头村人，其生父叫黄开明，生母是果陇乡庄氏女。因舅父庄启海身患痼疾，家又贫困，不曾婚娶，故父亲遵母命来果陇乡继承舅父祖业，也为舅父传宗接代。“外甥承母舅自古有”，这是一些特殊家庭传续后代继承血统的做法。

父亲在黄家排行第四，上有三个胞兄，下有一个胞妹，胞妹出嫁邻乡葫芦地，他们都有子孙衍续后代。
父亲为人老实勤俭，刻苦奋斗，对子孙要求严格，与人为善，在乡里受人尊敬。
母亲王懿德，原是普宁县新寨仔村人，有胞弟三，胞妹一。大弟在家乡耕作，二弟三弟都先后过洋住马来亚吉礁牛崘谋生，胞妹嫁普宁马栅村人，有子前曾有往来，后无消息。
母亲为人厚道，与我父亲一道刻苦奋斗，勤俭持家，思想开朗，家乡人都尊称她为“老伯”。
双亲结婚后共生四男六女。长子俊良七、八岁时因家乡闹鼠疫，患病早逝；在他以后还有一男一女，患病失医夭折；又二个女的出生后即送人为童养媳，至今无消息；能存活成长的有五人：
长女巧英，我的大姐，出嫁本县赤水村西山埔，丈夫沈阿高在外洋经商，她随夫侨居马来亚槟城，子孙成群，大子沈炳正，在槟城经商，生意兴隆，他属下儿孙多受高等教育，有成才出国的。大姐于1948年在槟城逝世，大姐夫也已作古。
二姐巧兰，出嫁本县泥沟村人张成波，二姐贤惠、孝顺，对娘家亲属大小也很照顾。婚后在家乡生了一个女儿名淑芳，后二姐夫出洋泰国，她便也到泰国去，在泰国又生了一个女儿名素哩，家乡则养了一个男儿叫珂祥，继承香火。二姐于1981年病逝泰国，终年75岁。
细弟明河是1920年在马来亚双溪唠囒出生，后随双亲回国。在马来亚时读小学，回家乡后继续念完小学，再读师范。毕业后在邻乡任小学教师，后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名少勤。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寇投降，海运恢复正常，他因感潮汕环境恶劣，家庭生活困难，便同妻子王琼英，儿子少勤再过南洋，在双溪唠囒山巴种木茨和养猪，刻苦经营，培养儿子读书。儿子们也能争气，中学后便转入商界做起生意，得到发展，后全家便迁往槟城居住。他们共有五男五女皆已成家立业，现一家内外几十口人，子孙满堂，团结互助，生活美好。
细妹明玉，1930年在马来亚双溪唠囒出生，童年随父母回国，在家乡振德小学读书，家庭困难时期转读夜校，日间协助父亲种田劳动，成为家中主要劳力。1949年潮汕解放，1950年由我带她出来，安排到潮安人民银行工作，学习了会计业务，继而与同事许元丰结婚。后调粤北翁源银行任会计，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全国群英会。1983年全家调回潮汕，在汕头大学任财务科副科长，直至退休。妹夫许元丰，澄海人，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在军民合作社工作。入城后从事银行财务工作，后到汕头大学任基建财务科科长。他为人诚实正派，工作能力强，因患恶疾于1991年逝世，他们共有2男2女，均已成家立业。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乳名锦祥，书名明瑞，字清贫。我出生于中华民国成立的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当时国家十分混乱，家庭生活很困苦，父亲当缝衣工养家糊口，我生下刚满十二天，便因难以维持家计而被迫过洋，到马来亚谋生。父亲过洋后当过船工、厨夫，后来才在双溪唠囒租荒山开垦，种植橡胶，兼种木茨。后购置了橡胶园30廊，生活逐渐改善，能寄番批回家。我8岁时母亲和我细舅带我去南洋与父亲团聚。在洋轮上，我因口渴，细舅去取水来给我止渴，遭受洋轮水手殴打，使我开始尝到洋人对待华人的味道。我到马来亚后又看到在各个公园的门口都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更加深了我对洋人的反感，萌发了我的爱国思想，我在山巴橡胶园里过了三年，11岁时在家乡的大姐要出嫁，母亲便带我回家乡。因时间紧迫，迟到了。回家乡后，母亲便安排我进私塾读书。老师是家乡人庄文信，他为人庄重，治学认真，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都很怀念他。
我读了两年书后，二姐的婚事也办好了，母亲又带我再渡重洋到双溪唠囒橡胶园父亲处，此时我已14岁，父亲便要我一起做些轻劳动。
15岁那年，父亲送我到双溪大年新民小学读书，寄居在学校对面林金水伯家里，校长原鑑秋，福建省蒲田县人，办学教学严谨认真。我从四年级读起至五年级，年终时校长对我说，他要离开学校了，想介绍我去厦门集美中学升学，说集美办得很好，他有个弟弟原孝铨在那里读书，他会帮助我。他又对我父亲做工作，说你儿子读书读得很好，应该让他回国升学。父亲因自己不识字，做事做人处处碰到困难，到马来亚后，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开阔了，特别是原校长这一番话唤起了他的信心，知道儿子的书既读得好，如不让他升学读书，将来最终也只能在山巴和自己一样劳动，但升学要回国也有很多不便。家里没人照顾，他两个姐姐都出嫁了，以后父母要见一面也困难，但再三考虑后还是同意我回国升学。就在这一年的冬天（1928年冬天）双亲送我和家乡邻居礼长兄上大轮船回国，经过十多天的大风大浪颠簸之后，到了汕头港，礼长兄告别登岸回家乡，我则独自一人直往厦门。到原校长事先指定的客栈住宿，等候他的弟弟原孝铨来接我到集美学校，后又经他的帮助参加了入学考试，没想到，我不但被录取了，而且名次排在榜首。
我考进集美中学之后，被编在第28班，潮汕同学有惠来神泉的许协炎、潮阳的马剑生，揭阳的林养直。
在集美读了一年书后，由朋友的介绍转学到厦门市双十中学的二年级。寒假回家，因患足疾在家治疗，耽误了一学期，下学期才继续到校上课。时逢“九一八”事变，学生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厦门市大中学生组织了抗日联合会和抗日学生义勇军，我被本校学生自治会推选为代表参加了厦门学生抗日联合会，任常务理事和学生抗日义勇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和组织军事演习，从此致力于爱国救亡运动。这是原鑑秋校长帮助的结果，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从此，我和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结在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二）
1932年我初中毕业，回到家乡果陇，这时我在果陇已有了一个家。因在1931年回校上课前，二姐就积极为我解决婚姻问题，给我置个家。因双亲均在外，照顾不了我，因此她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从物色对象到结婚一手操办，女的是本县洪阳方家的小女儿，名若兰，家有父母，还有一兄一姐一弟。其姐从小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弟后来出洋谋生。我毕业回家后不久，第一个孩子就出世，取名竞练，学名礼训。
我回家乡后被本乡陶熏小学聘为教师并理财务，第二年改任教务主任。校长为张应宾，后为唐学庄，训育主任林应强，教师先后有庄礼瑞、庄礼天、庄礼善等本乡人，还有林志华（张华云的夫人）等，在陶熏小学前后共三年时间。
这三年时间，正是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激烈的严峻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集中兵力拼命围剿革命根据地大南山，一方面则是红军的誓死抵抗、保卫红色根据地。在此期间，我不时可以看到白军成队来乡驻扎或过路，也不时听到流沙墟日的杀人消息，一个个红军战士和无辜群众受到株连和残杀。我虽没有接触双方人员，但内心上总觉得白军太残酷，红军太英勇了，萌发了憎与爱的感情。
在家乡后期，我曾参加乡政的改革活动，但阻力很大，收效甚微。
1936年上半年我曾到广州谋求升大学，但因介绍人不得力而未成。下半年由潮阳金溪小学校长庄礼瑞的聘请，到金溪小学去代课，认识了同事女教师陈心莹的丈夫——澄海莲阳余永端，他知道我的思想倾向，对我很热情，在学期结束时诚恳地问我：你喜欢参加政党的组织吗？当时我坦率地对他说，如是国民党我不要。他又问，如是共产党呢？我答这个我很喜欢。他又说，参加共产党有危险，你觉得怎样？我又直截了当地说：只要能救国，我就不怕危险。于是他就答应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并报上级审批。寒假期间回家乡许久没得到他的答复，我便去信催促他，中间他曾来果陇乡联系庄礼长，也顺便来看过我，但对我参加组织的问题没作答复。
1937年初我由原陶熏小学校长张应宾介绍到普宁四区（即麒麟区）爱群高级小学任训育主任并教数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青年男女纷纷起来参加抗日运动，我也于9月参加普宁青年救亡同志会，并任四区常务理事，11月我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我更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教育培养我的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后就有赖基长，赖开山，温贤强等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
1938年，我由同事女教师张雪仪推荐到二区西陇承先学校任教导主任、校长。在中共普宁县工委领导下，我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西陇成立了党支部并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西陇承先学校开学不久，县工委组织部长罗天即到学校主持成立中共普宁二区区委会组织，杨朴熏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是罗文达，同年8月我兼任县、区青抗会常务理事，责任更重了，但这时我的家庭负担也不小。结婚后至1936年连续生了五个孩子，1932年竞练出生后隔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叫竞希，中间第三和第四两个是女的，家里就把她们送给人家当童养媳。1936年又生了男孩竞华。大约是1935年，父亲因时局关系，橡胶生意受影响，把橡胶园卖了，和我母亲带细弟细妹回到家乡，细弟明河回家乡后继续在家乡小学读书，至毕业后升师范。细妹回来后也开始入学读书，取名明玉，父亲回家时便把他卖橡胶园的钱和以前一点点积蓄购买了田地，约有三亩左右，他自己仍下地耕种，我任教职期间假日回家，也帮点农田劳动，虽然田地不多，但家里小孩多，真正能下地的劳动力实在太少，也真难为父亲这个管家人。

（三）
入党后最严峻的考验是1939年下半年起。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普宁首当其冲，当局下令解散青抗会，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指定我和王森泉等五位同志为代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我们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使斗争取得了胜利，我和王森泉受到表扬。1940年以后反共高潮一个接一个，政治形势逆转。党组织为了干部的安全，决定调我离开普宁到揭阳县委、潮揭丰中心县任青年部长兼青委会书记，领导南侨中学党总支进行反顽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们把校长和赤色的老师、学生骨干分散到韶关、桂林、泰国……等地落地生根，继续坚持革命。1940年冬，由于组织机构的调整，我曾被安排到揭阳梅北区委工作。1941年1月4日因皖事变，反共高潮又起，潮汕政治形势更恶化，此前我因解散青抗会事坚持斗争被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为保全干部，春节后党组织决定我调离揭阳去饶平隆都区隐蔽，并嘱我要把行踪保持绝密，连家人也不能让其知道，以避免出事。因此，我回家收拾行李时只说我要出远门，家里也知道我因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事不能再在家乡住下去。父亲主张我去南洋避难，我不同意，因此乘大家正在吃饭时静静地走了。这一走，就整整十年，也是被反动派通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家里从父母至妻儿都历尽了艰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国家，为了事业我不得不忍痛割别。开始时母亲还希望我会回家，她估计我可能是到邻近地方去暂避，因此每天独自到大壩与棉湖的路口等着，注视着无数行人，幻想着可以找到我，但失望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儿子还是没有回来，在无奈中，她不得不求助于“佛祖”。家乡有个竹头做的“佛祖”，人称“点头佛”，她问佛祖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如一年就点一下头，可是它总共点了十下，那就是十年啊。说也奇怪，真的到潮汕解放我回家乡探望父母亲人时，刚好是十个年头。
父亲在我走后，也苦熬了身心，外交内困。家庭外部，乡里某些恃强欺弱地势力者借机凌辱和殴打父亲，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后经族亲干涉才道歉了事。家庭内部，我在家时虽然不算什么劳动力，我的收入也不丰厚，但我总是把我任教职的薪水交给他作为家庭日常之用。我离家后，家里要点零用费也困难了。在农村家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要钱。1940年初我又增添了一个男孩子取名竞强。我出走时家里就留下老婆和四个儿子（二个女的除外），细弟明河师范毕业后也结了婚，他虽当了小学教师，但薪水极少，十口之家生活确很难安排，因此家里矛盾多了，婆媳吵闹斗气，竞练、竞希兄弟不能上学，每天得到外面去拾狗屎拖泥土作肥料……。 在四无办法的情况下，父亲无奈的把家分了。分家主要是分田，即把家里的田地分为三份，我和明河二个房头各一份，母亲父亲细妹为一份。分家后最成问题的是我这一房，虽有了田地却没有劳力去耕种，若兰母子共五人，大儿子竞练这时只有十二岁，最小的竞强，只有四岁。面对这样的一群孩子衣食管教都忙不过来，若兰怎能去耕种呢？虽有一些亲邻的帮助，但要长期承担种田养家的任务，她委实无办法。在族亲长辈的支持下，她只好暗中托人把几分大的田卖了。父亲知道了，那可不得了，因为这是他一生劳动出力流汗的来的成果，一下子化为乌有，他怒不可遏追打若兰。最后她也没办法，只好回洪阳县城娘家去。这时她父母亲已逝世，细弟对她虽有所照顾，到底是杯水车薪，且他又是在南洋。家里的二兄，懒惰成性，自顾不暇。因此，她到洪阳后便靠自己的劳力给人舂米，赚点糠米过活，竞练兄弟也跑洪阳来做点小买卖，但不懂行，又没本钱，搞不成。后来竞练由洪阳人介绍去县政府送信，竞华和竞强二个则留在果陇家中，由祖母照顾，父亲则把明玉和竞华培养成为附带劳动力，挑水、挑肥、踏水车等都让跟着干，勉强支撑着这个家。竞强因体弱多病，若兰不得已偷偷把他带到洪阳去。后来，明河也生了孩子，他在小学任教，分得的田地他也无法耕种。日本投降后，海运通行，他便把田地卖了，作为船租，带着妻儿出洋去了。南洋在二战后也不大景气，他辗转泰国后又到马来亚双溪唠囒去，在山巴种植树薯，养猪过生活。他们在出洋后连续生了好几个儿女（五男五女）。由于出洋后遭受不少坎坷，解放前他一直没给家中通讯息，连双亲逝世他们也没能来奔丧。
（四）
1941年初，我离开揭阳后，由组织安排隐蔽在饶平隆都区南溪村，改名换姓为方振群，任该村小学校长兼党内支部书记，后任隆都区委书记、澄饶边县副特派员。正特派员是吴南生。这个期间，为了安全，我不得随便到其他地方去活动，而各方找我，只能到我任教的学校。就在这一年的下学期，吴南生派高修一到学校来任教职。她是澄海外砂乡人，1938年秋参加澄海三区青年抗敌同志会，1939年3月参加共产党，入党后曾派往莲花山工作队开辟游击支点工作，后入沦陷区做地下党工作。来学校前在潮澄饶中心县委宣传部，来学校后开始是在我们区委的领导下，以后党内改特派员制，男女党员分管，她任隆都区妇女副特派员，由吴南生直接领导。1942年春节后，她奉命调至揭阳中共潮梅特委机关任文书。1942年6月，因中共南委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党组织暂停活动，特委决定她回澄饶找党组织。她一来，潮澄饶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就决定她来掩护我，因这时我也得撤出我任教的学校。要去哪里呢？我不愿去南洋，又不能回普宁家乡，所以组织就决定让我们结婚，然后由她带我们到澄海外砂已沦陷的家乡去隐蔽。当时她家刚遇有一个堂弟病死，我们不便住在她家里，便由她母亲带我们到澄海附城龙田乡她舅父家居住。这是我们都没有职业，对外应付说我是在做生意。党组织派了一位同志叫杨敦礼的和我们联系，生活主要由我们自己负责。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就靠修一的母亲接济，她把她保存的金首饰拿出来，作为小生意的本钱，由我们交给来联系的同志，再由他到汕头市买旧衣，让我们转手贩卖到饶平山区一带。在澄饶一带我是不能露面的，因此这转卖旧衣的任务，就落在修一的身上，我们到澄海东里、莲阳一带租房和一些贫民住在一起，她每天靠摆地摊，但很难卖出。后来知道莲阳由专门收买旧衣的市场，我们便转移到莲阳居住，把衣服拿到旧衣市场去卖。因我们的旧衣服少得可怜，每次只有二、三套，而且质量不高，旧衣场的财主看不上眼，全不理睬，因此往往因卖不出去无钱可买柴米而挨饿。1943年春节前，我在莲阳街上，偶晤林澜同志，我和他算是老相识又是党内同志，攀谈之下他知道我们无职业造成的困苦，便提出让我们到揭阳新岭后村他教书的学校去任教职。约好后，我们回外砂过春节并设法取得良民证，春节后便和南溪中学的学生赵德兰三人一起经由汕头市郊的蓬洲所内（现鮀浦管区）取水路到揭阳。这地方是沦陷区与国统区德边界，居民来往卡得很严，附近有日军驻防，但主要是伪军把守，河的对岸是国民党186师的驻防地，我们经蓬洲时虽有良民证，但伪军还是想方设法克扣，没钱就别想过关。在这里我们被勒索了好几百元伪币才得放行，坐船到曲溪去，幸好到新岭后村路途不太远，到达学校时林澜已先在那里等待。学校几位教师，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党的同情分子，但停止活动后党内同志间不发生党的关系，大家就作为同事相交，开学后不久，我患黄疸肝炎不能上课，我所负责的功课就由林澜、修一和另一位同志分别代课。这一年正是潮汕的大饥荒年，学校学生都交不起学费，我们这些老师就得半饿着肚子上课。当时幸有一位群众做过中医生，也积蓄有点钱，主动给我诊病包送药，我的病才得以控制。临近暑假时，修一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前，当地土绅勒令我们到外村生孩子，后来经由校董请求才得在校外租了民房住下，但学期结束时他们把我们二人剩下得薪水都扣留起来，作为罚款祭拜他们的祖先和演戏用，同时通知下学期不再聘请我们任教，因此暑假期间我们便抱着孩子从揭阳沿山路进入沦陷区修一的母亲家。后来组织决定我们到澄海十五乡一个小村——后浦村的小学教书，我们把孩子寄修一的母亲处扶养。因买不上牛奶只靠米糊喂养，营养不良，结果三、四个月就夭折了。后浦这里是个缓冲区，党组织停止活动前在这里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校董许述之思想进步，学校同事许志艺是内部同志，这一学期因我在揭阳患病疗养不彻底，旧病复发，幸好通过内部同志的关系在邻村朋友处取得较好的医药把病治好。接近寒假期间，十五乡一带混乱不堪，国民党地方团队与土匪横行，抓人，杀人，学校只得停课，我们又回到沦陷区外砂。1944年初，党组织决定我们到潮安寨内村旸山小学去任教，校长陈家富是党内同志，同事也多是同情分子，我们在这里任教至年底。党组织恢复活动，我被分配到隆都区去开展工作，参加了隆都区委。春节后我们便到十五乡一个叫陈南美村的小学去任教作掩护，修一是党支部书记，同事陈惠仁是当地党员，这时党的任务是组织、发展游击运动。夏天学期结束前我地下游击队袭击邻村下寨伪乡公所，行动中因配合不好，过早暴露，带队的指挥员牺牲而撤退。因出发前队伍是集中在我们的住屋，侦察工作也由我带当地党员前去进行，因此党组织为确保安全，决定我们学校提前放假，修一回外砂，我则离开南美村转移流动于附近，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接着，我调到澄海区委任书记。同事有林派杰、余锡渠，区委机关设在澄海城南门外一民宅，修一和她母亲及初生第二个的孩子就住在机关里。1946年初，我又奉命调潮安县工委任宣传部长，于是我和修一及老人小孩一起转移到潮安县城，通过城里一个党的同情分子李洁给我们租了一层小楼房作为机关住地。修一的母亲就负责掩护机关，我改名为方斯明。当时到县工委联系工作的领导曾广同志也曾住到这里。这个期间因日本已投降，我们的武装队伍便进行精简并分散隐蔽到各个行业，县工委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排各个人的就业。春节后修一把孩子寄在机关后到意溪渠开展工作，不久这孩子也夭折了。下半年她调城郊北厢和江东独树村小学开展基层工作。1946年6月内战爆发，政治形式急转。1947年10月县工委接获消息，特务要到潮安文祠学校渠抓共产党员。因我和学校的党员有过联系，便怀疑我是普宁有名的共产党员分子方方。因此县工委除撤退学校这几个人员外，机关也即撤退。我由党组织安排到澄饶边界的卓花村，那里是个地下武装的集结点。到那里后，我参加了队伍袭击澄海樟林乡公所后，随后即上凤凰山，建立游击根据地。1948年初党组织在此组建潮澄饶丰人民抗征队独立中队，我被委任为独立中队指导员，队长赵从护，副队长许立。独中成立后连续出击，从山地到平原连获战果。修一1947年在县工委机关生下一个孩子叫大年，机关撤退后她和她母亲及孩子便转到独树小学，年终由组织安排她们转移到潮安东凤乡隐蔽。因“剿匪”头子喻英奇上任后平原形势不断恶化，党组织决定她上凤凰山游击根据地去。她把母亲和初生的孩子（大年）寄在地下党的一个据点佘厝洲村，然后上山，祖孙二人的生活和安全就由当地党组织负责解决。
1948年春，凤凰山游击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武装队伍已由抗征队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由闽粤赣边纵队领导，我由抗征队指导员提升为团副政委、政委、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党内由韩江地委委员至潮汕地委分委委员。修一上山后，任“自由韩江”报编委，初在团部出版处，后调地委分委任机要秘书兼干部科副科长， 1949年4月在凤凰山区生下孩子大军，10月潮汕解放，队伍入潮安城接管。这时在凤凰山出生的孩子和前寄在地下党的孩子大年便接到潮安城会合，由外祖母带着养着。

(五)
1949年10月22日队伍入城接管后，工作千头万绪，11月底潮汕专署公安处才成立，我任公安处第二副处长，修一任人事科科长，在编制机构工作告一段落后，领导批准我回普宁探望已阔别十年的家乡、父母妻儿等。到了这时，我才知道家里几个月前出的大事，大儿子竞练，就在潮汕临解放胡琏匪军败退潮汕准备出海逃窜时被抓去，当时他是从洪阳要回果陇家过中秋节，路上遭遇匪军，不幸出此大事。
普宁是比潮澄饶等县较先解放的，陈涣新同志于1949年10月初已由领导安排来普宁任县长，他来后知道我们家已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行拨粮救济，这时若兰等才从洪阳回果陇家团聚。我回家后，为了解决家里的困难，便把竞希带出汕头，委托潮阳公安局长朱泽涛让他到潮阳去读中学，妹妹明玉后来也由我带出来介绍到潮安人民银行去任点钞员。继而，又把解放前送给邻村的女儿竞端要回来。这时机关实行供给制，我和修一两人衣食由公家负责，每月只发点零用费，大年、大军兄弟由公家发给保育费，因此根本无法照顾家庭父母妻儿，唯一的办法是在孩子们到达一定年龄时便设法安排进工厂当工人，因此，竞希在中学还未毕业，竞华虽考上初中便被安排到曲溪糖厂当工人，以减轻家里负担。潮安公安处因单位较慢成立，居住条件很差，且是地委专署的下属单位，常随着地专机关的变动搬迁而搬迁，很不稳定，开始，我们是住在潮安城一个宗族的祠堂，以后搬往开元古寺。这些地方只能供办公用，家属来往很难接纳，当时我们的工作任务很繁重，工作和学习抓得很紧，根本无所谓星期天。土改开始后，镇反支援土改，我经常下乡，接着又是三反、五反，总之运动不断。1952年潮梅海陆丰合并，公安处上升为粤东公安局，我改任粤东公安局副主任秘书，修一调执行科任副科长，专职审批镇反案件，后又调粤东检察院任侦查监督科长，任务繁重，人称油灯干部（因晚上11时停电后就靠油灯加班），1952年12月大建出生，修一因工作负累重身体越来越不好。所幸的是在各个运动中包括清理中内层中，我们二人被审查结论都是“历史清白，政治可靠”。1954年初，我调往中央公安学院学习，一年结业回来之后，调任地委政法部部长，粤东公安局副局长。在上级党政领导下，我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作出了成绩，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家庭的事少管。1955年5月若兰患癌症来汕治疗，我安排她住进专区医院，但因病灶已扩散无法治疗，终于逝世。因是解放初期且是干部家属，我自己无法去料理一切善后事宜，修一这时在广州市人民医院治病，故丧失从简，就近在礐石山买了墓地安葬，终年43岁，她艰辛的一生就这样结束，实在令人感慨。解放前我离家十年，对她个人的生活和幸福确是一种不幸，但为了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在丈夫被迫离家的长期岁月中，代为奉侍翁姑，养育儿女，则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高尚贡献，值得称赞，因此对她的不幸逝世，我深感不安和悼念。若兰逝世后隔年，即1956年10月，母亲在家乡菜园劳动中，突因脑溢血病倒。在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还很差，无法抢救。我们在汕头接获消息后即赶回家乡，到达果陇家中时已无法挽救。丧事就由父亲和众多乡亲料理，墓在鸡笼山，修一和大年大军兄弟都回家参加葬礼。由于工作任务的繁重紧迫，我们在母亲下葬后就回汕头。母亲生我养我，但临终我却不能稍尽点孝心，侍奉茶水之恩，深感愧疚。

(六)
1956年底至1957年我任地委副书记、专署副专员。1957年机关整风运动开始，我兼任整风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为地委第一书记罗天）领导整风运动。同年，汕头市开展反右派斗争，接着全区又掀起反地方主义运动，两个运动交叉在一起，我是地方干部中职位较高的（有比我高职位的多外调），鸣放中大字报把我列为地方主义头子进行批斗。反右时就把地方主义上升为右派，当时地委领导班子对我是否划为右派意见不一致，但临场的指挥者（地委第二书记邹瑜、第一书记罗天刚在省开会）却擅自在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是党内右派。此后，我便被监管劳动，根本无机会申诉，也不容申诉。在汕同住的家属也被一起监视起来，本来自母亲逝世后，父亲和在家乡读书的竞强到汕头来住，竞强就读于汕头市第一中学。我事发生后，他到学校去内宿，父亲也得回家乡去。1958年中秋节，正是天上月圆，人间团聚的传统佳节，我和地专几个另一位所谓犯错误的领导（专署专员陈明）却被送到韶关天井山林场劳动。那里是省公安系统集中所谓犯错误干部的劳动场所，他（她）们很多都是年纪轻轻的，多因为言论问题被划为右派，我算年纪较大的，劳动上还有得点照顾。在我被送天井山林场的同时，修一和在她身边生活的四个儿女及她母亲，经组织同意后到北京投奔她姐姐。这时最大的孩子大年是11岁，最小的女儿丹丹只有二周岁半，修一当时因批案累倒，故组织同意她上北京检查治疗，她姐夫是中央组织部的行政处处长，姐姐是北京市宣武区的组织部长，在北京住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已临冬天，天寒地冻，最小的女孩子丹丹受不了寒冷，患了一系列疾病，在医生的劝告下又不得不返回汕头市。当时尽管已是解放，但封建残余还深深地遗留在各方面。因我被划为党内右派，有些人就把这一家看成是“反革命”家属。修一带同孩子们回汕头后，没有住处，没有单位，她的党组织关系没有单位肯接收，她再三要求分配工作和住处，后来就把她列为地专机关的编外人员，工作则分配到汕头市系统去，由市分配她到是市图书馆当馆长，工资则到地委行政科领取。因是编外人员，在市系统没有多少人认识，1960年反右倾运动中摸底排队时，在市系统没有多少人认识，便以她是我的老婆必定同情我，扣她“向右转”罪名，列为批斗对象，幸好她在文教党支部中过组织生活，支部认为她工认真负责与从无不满表现而支持她、保护她。运动结束后她要求回到地区系统工作，地委组织便分配她到地委第二农场当副场长。1963年农场和地区农科所合并，便转到农科所去工作，这时我在天井山林场已摘了右派帽子，回到汕头。开始时，在某领导授意下，地委组织部要把我调往兴梅客区，我拒绝了，因我的调动就关系我一家老少的安定，且客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在我的坚持下，后来才安排我到农科所去当副所长。此时，农科所刚好与地委农场合并，这样我和修一便一起工作。当时所长是何彬，他为人刚直公正，与农场合并后，他就做出决定让修一到党总支部当他的助手，并争取了一个名额让她到省党校学习，她在党校学习后仍回农科所工作。隔年何彬调走后，她仍负责党总支的工作。因“左”风严重，上级经常要求将干部摸底分类，我们夫妇二人同在一个单位，使她很为难，因此便要求调离农科所，经组织同意后调到专区医院任政治教导员。这期间我们把父亲接到农科所同我们一起住，农忙时他跟着大家晒谷、收谷，十分积极，大年兄弟和外祖母则住到招待所的临时宿舍。竞希1958年由曲溪糖厂调惠阳糖厂当骨干。他虽没有学过专业，只受过短期培训，但敢于钻研，到惠阳厂后设计了一个酒精车间，生产酒精，为该厂创造了不少经济效益，1958年与张爱雪结婚，张是普宁泥沟村人，轻工学院毕业，在糖厂化验室工作。1980年糖厂首批评职称时二人同时评为工程师，婚后生下三女一男。
竞华于1959年调离曲溪糖厂到普宁新建糖厂工作。1960年与同事陈曼慈结婚，陈是揭阳县人，在曲溪糖厂工作后往广州读制糖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普宁糖厂，同在化验室工作，1964年又转调饶平糖厂，仍在化验室工作。结婚后生下三个男儿。
竞强1960年在汕头第一中学毕业后考进广州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广州市第四十五中任教师，1967年与同乡小学教师庄秀玉结婚，婚后生下一女一男。
(七)
1966年，史无前例的“WG”发动了，由上而下，横扫全国各地，这时我正在农科所，修一到专区医院后转调到区专参加党委兼附属护士学校支部书记。大鸣大放开始后，地委某某人为怕我造他的反，竟把我调到揭阳卅岭农场区当副场长。运动开始后，我受批判、游街以至坐牢；修一在医专护士学校工宣队进校后，被作为地专机关的重点，大会点名批斗游街，但她毕竟坚强地顶住了。竞华、大年、大军等均受株连批斗、监禁，连离家多年没见面的女儿竞端，由海南回来探亲到农场看我时也被一起押到揭阳看守所无辜关禁一昼夜，住汕头的家属也被抄家、殴打、喷洒福尔马林等。军管后，形势更为严峻。1969年秋，我被押送到汕头市防空指挥部监禁。这里集中了地市的所谓“要犯”，与外界隔绝。家属一概不能见面。二姐从泰国回家乡，到汕头来探望我也被拒绝。修一则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批斗，大年兄弟三人被批斗后送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年到海丰梅陇插队，他和方小丹组成一个家。这时因我们已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连家属在内每人每月几元钱，外祖母和我最小的女儿丹丹在汕已无依无靠，而且丹丹也受株连被迫中断学业，因此大年便把她们带到梅陇插队的“家”去。外祖母帮他们理家，丹丹去喂鸭。1970年10月丹丹先回汕头市上中学，接着祖母也回汕头市家中。大军和大建最先是下乡去普宁果陇家乡即所谓投亲靠友。大军在生产对当记工员。1970年因政府发动青年到海南建设兵团，大军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二团即东方农场先在连队当工人，后因表现突出，调往农场中学任教师和政治处干事。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体的覆灭，形势有所转机，1973年我已解除监管，到“五七”干校，春季我们和明玉一家在汕头聚会，父亲也来了，大家庆幸都挺过来了，可是，春季后父亲去惠阳竞希处，没几天就卧病不起，我们接知消息后即赶往惠阳，经请中医生诊治，认定是肾功能衰竭，病情严重，因此找了小车，连夜送回果陇家中，终于在家中逝世发丧。这时我实际上还未宣布“解放”，但乡中的亲邻、干部等还是十分重视，开了个大型的送别会，明玉则匆匆由韶光翁源赶回果陇送别。父亲这一生是勤劳刻苦的一生，诚实为人的一生，他极力主张做人要老实，平时人家向他借钱，拖欠不还，也不与人计较，而欠人家的钱他却一定偿还，临终前他在惠阳糖厂卧病，同志们来探望他，他还再三表示，“做人要老实，老实终究在”。这时一种美德，值得我们的子子孙孙学习。尤其重要的是父亲还留传给我们子孙无形的“财产”，那就是当他还是个不识字的劳动者时，他就敢于付出他辛勤劳动得来的血本让我上学读书，使我在建国后能认准方向，投身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我家才能不断发展立足于社会。
1974年在东山湖“五七“干校撤销，修一回汕头市在医专的图书馆、医教科工作。我的问题还未落实，被逼占的房子还没有退还，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一个约10平方米的房子里，搭了个矮楼棚，采取排排睡的办法。后来，经再三要求，组织部说准备要我离休，才分配我们到林厝祠三个分散的房子住。人们叫林厝祠为“五七”新村，住的多是文化革命中受冲击的人。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四人帮”一伙被粉碎。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宣告WG结束，工宣队撤出学校，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大举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政治上拨乱反正，结束了26年的“左祸”。1979年1月汕头地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即为我和修一平反，撤销了我的地方主义翻案集团头子、大黑手和修一的叛徒、大黑手等罪名，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进行平反。1979年4月任命我为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9月又任命我为市委常委、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我先后当选委广东省第五、六届人大代表，工资为行政十级。1983年12月离休，1989年定位正厅级干部。修一于1979年平反后也结束了编外人员的待遇，等候分配工作；1981年1月调汕头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底离休，离休后才落实为厅级待遇。由于政治形势的好转，我们的平反落实，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情况也逐渐地得到改善。
1980年大军被批准调回汕头，分配在地委政法委员会工作。因工作努力，得到组织地重用，从一般干部逐步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副书记，现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81年与在东方农场工作时的同事肖丽珠结婚。丽珠祖籍是大埔，父母均在潮州工作，丽珠于1982年从潮州市调到汕头，现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任办公室副主任。他们有一男孩现在大学读书。
竞希WG后于1983年调往深圳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等。1996年退休，爱雪调往深圳后，在深圳市机械工业公司工作，满龄后退休，现与儿子一家在加拿大居住，三个女儿皆已成家。
竞华WG后也得到平反，1983年调到汕头通用机械厂工作。1986年陈曼慈因车祸逝世，儿子们便先后到汕头市工作。1992年在机械厂退休，到宇锋公司打工，1998年与宇锋公司职工陈粉妆结婚。陈市汕头市郊人，目前他们除一个小的儿子在一起生活外，两个大的儿子均各自成家，有职业。
竞强的妻子秀玉于1972年调往广州任小学教师，1984年深圳市到广州招聘人才，竞强与秀玉经审查合格被调往深圳，竞强在深圳中学任教师，秀玉在该中学图书馆当管理员。1996年秀玉退休，竞强2000年也退休，他们有一男一女均已成家，在深圳市银行系统工作。
大年在1975年知青回城后，分配在市艺华服装公司当店员，学裁缝工作，1976年结婚，1977年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录取在汕头医学专科学校学习。1982年毕业后分配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当医生。后因工作需要调出负责卫生部门评职称和整党工作，任务完成后到市政府文教科工作，不久调特区建电厂，最后是在特区公共事业公司下岗。1977年生一男孩后离婚，后与市二医院护士肖细萱结婚，肖祖籍是客属，父母均在汕工作，肖现在市华侨中学办公室任职员。1983年生一男孩现在大学读书。
大建由家乡回汕后先在汕头水运公司驳船当工人。1978年转市光电研究所工作为国营工人、干部，他利用时间读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到海洋录像磁带厂工作。1982年离开磁带厂自办录像带厂，后又转办金刚玻璃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现扩大为广东省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曾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省二等奖、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汕头市优秀拔尖人才、高级经济师。1979年与许丽旋结婚。许是澄海人，曾随同父母到翁源县在氮肥厂工作。1980年调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当技术员、助理工程师。他们有一女孩已大学毕业。现在攻读硕士研究生。
女儿竞端出生后送给邻村人家当童养媳，解放后被我们要回来，与邻居庄允汉结婚，后夫妻参加海南工作队到海南保亭育种站农场工作，生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建南在珠海创办经济特区初期调到珠海工作，后将全家搬到珠海，竞端夫妇皆已退休，孩子则进入商界自谋发展，现均已成家。
丹丹1970年回汕头读书，高中毕业后曾在电池厂当工人、人民饭店当服务员。1980年到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后调至市建委，曾任设计院办公室主任、市建委人事科副科长。1983年与方小丹结婚，生一女孩，现在大学读书。小丹文革后连续读书、工作、读书，1988年在华南工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1993年调回汕头市建筑设计院工作，曾被评为市优秀？？，2003年调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省劳动模范、省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

(八)
我和修一1983年底办理离休，实际上是转变了一种工作环境，也即是一个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市委由李习揩同志建议决定我去担任市委党史领导小组常任副组长，组长为李习揩，具体任务是对党史工作的审编、与联上接下等领导工作，修一也退二线为党史领导小组成员。1994年党史领导小组撤销。此后我投入关心青少年工作，任关心下一代协会顾问，200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此外又担任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老游击队员联谊会的顾问和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杏园诗社名誉社长等，修一则担任市直离退休女干部联谊会会长，连任三届九年，协同妇联引导离退休女干部过好晚年和发挥余热，她主编了《老姐妹》报刊，发行至本区本省，北京、上海、福建的老同志。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书画研究会、杏园诗社等学习诗词书法。此期间因儿女们都各有工作岗位，住的问题也解决，我们有条件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学习和锻炼好身体。尤其使人高兴的是1988年4月，远在台湾的儿子竞练乘台湾解禁之机回汕头来探亲、团聚，他被抓去已整整39年，中国已改朝换代，原来破碎不堪、政局动荡、兵荒马乱的大陆已是一片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美好，他一来就得到汕头市公园区政府的热情接待，家里父母翘望着、弟妹们热切盼望着，一家团聚。就在这时，我们才知道他被抓去后的情况。他很有志气，努力自学提高文化，投考军校成为技术骨干，在取得一定军衔后较早离开部队，结婚成家。妻子林阿娇，当地人，结婚后生了三个女儿，都各有工作，二个大的都已结婚，二女儿已有二个孩子，1988年后，他已连续回汕好几次，妻子和二个女儿也都回来过。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长期在国民党部队生活，可是他的家乡观念和亲情、他的纯朴品质与为人处世厚道等并没有改变，因此弟妹们对他十分尊重，一家融洽、亲切。2004年春季期间，我们区台湾旅游，探望了他全家，见到了未曾见面的孙女和孙女婿。
1995年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几十年前我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期间两年连续生了二个男孩子，故第三年出生的女儿在出生几天后就被送给邻乡寨河村一人家，这家人原有一个男孩，原打算女孩养大后成亲，但遇上饥荒年，男孩被逼卖出去，养母便把她作为主要的劳动力，一直不让她知道亲生父母的家庭情况，也不同意她与亲生父母相认，后来她才通过乡邻来联系。我们于1995年才得与晤相认。她和同乡一姓许的结婚，目前内外子孙成群，生活也过得很好。
目前我们家十个儿女均已成家自立，儿女媳婿均各有工作岗位，且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效劳，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他们有的虽已退休，但仍继续发挥余热，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并教育好儿孙后代。他们能够坚持优良传统，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做正派人，这是我们作为长辈最大的安慰，也寄望于子孙后代能够个个保持志气，团结和睦，互助互励，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