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5日，高姐走了！？
高姐没有走！她还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她忠诚于党，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无私奉献，建功立业，优秀品德永驻人间。
高姐是1938年（16岁）为抗日救国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经受过战火的锻炼，地下斗争险恶环境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受过极“左”错误造成的不公正待遇，更横遭“文革”浩劫的磨难。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对党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70年来，牢记党员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生命多采多姿！
我与高姐是在党史工作中认识的，她作为潮汕地区党史工作的一位创业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81年1月，中共汕头地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她担任副主任（当时，主任由地委党校副校长蔡超兼任），实际主持工作，肩负起创业者的责任，在以地委副书记李习楷为组长的党史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83年，汕头行署人事局给予记功奖励；1983年底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晚霞更灿烂。先后受到广东省老干部局表彰，被评为广东省党史先进工作者，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里，我就这位潮汕党史工作创业者，谈几点感受。
首先，是以创业者的胆识抓好落实机构、人员、经费，为党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1981年3月，汕头市委按照地委（1980）74号文件要求，从宣传部、党校、档案馆借调3个人，成立“党史资料收集工作小组”，我作为小组长到地委党史办汇报和请示工作。那时地委党史办在地委招待所（今迎宾馆）3号楼租了两间房办公，也就4个人（高姐、余树之、王一帆、王镝），是高姐接待我的。她主要鼓励我们：万事开头难，但只要有了机构，有了人就好办，我们都没有做过党史工作，可以边干边学，是可以做好的。这种创业者的信心，使人感到亲切和鼓舞。各县的党史工作机构，也是在此前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人员大都是借调的，一些是落实政策安排的。因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的文件，均未明确党史工作机构的属性，任务也只是给上级党史部门编写党史收集和提供资料。因而普遍认为，这只是个临时工作、临时机构、临时人员。这种情况与紧迫而繁重的党史工作任务极不相称，也不利于调动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
在1981年6月中旬召开的地区党史工作会议上，高姐提出三点见解：其一，党史工作要立准立好党史资料，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本来面目，这个任务很繁重，决不是个临时工作；其二，要编写好地方党史，尤其象潮汕地区这样有长期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区，不仅要给上级党史部门提供史料，还要编写地方党史，不能只是收集资料就完事；其三，有党就有史，只要有党存在，就有党史工作，就要有党史工作机构。历朝历代都修史、设史官，共产党更不能例外。因此，她明确提出：党史工作机构要作为党委的常设机构，按局一级机构配备干部，并按实际工作需要配足人员和拨给经费。这些独到见解和主张，体现了一个创业者的远见和胆识。这在当时是超前的，又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
   当然，解决问题要靠党委的重视。高姐便抓紧向党委建言献策。汕头地委对党史工作是重视的，尤其以地委副书记李习楷兼任党史领导小组长，更是有利条件。同年12月，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领导的决定，召开全区党史工作会议，各县、市有一位副书记或常委参加。会前，高姐抓住时机，推动落实，她和蔡超、余树之、王一帆等同志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上报地委，建议各县、市委成立党史领导小组，由一位副书记或常委兼任组长，下设党史办公室，作为局一级建制单位（常设机构），人员编制视任务情况定编5～9人，（地委党史办11人，后增至15人），由编委拨给编制，由组织部负责抽调配齐；工作经费按实际需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地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在大会宣布并发文到所属各县、市委。由于党委重视，这个决定很快就得到落实。在原汕头市（老市区）市委于1982年1月中旬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成立由市委副书记牛金玉任组长的党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定编7人，由宣传部副部长汪小波兼主任，我为专职副主任。机构、人员、经费的落实，标志着对党史工作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党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极大地调动了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了使命感、责任感。尽管党史部门是“清水衙门”，但大都能不辞劳苦，努力工作，党史工作迅速出现了新局面。1982年8月召开全省党史工作会议时，在大会发言交流工作经验的有地委党史办及汕头市、澄海、普宁、揭阳、陆丰县党史办。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机构，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党史队伍，省委很重视这次会议，第一书记任仲夷到会作指示，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代表省委讲话。他在讲话中表扬了汕头地区的党史工作，那时，全省已经建立机构的13个地、市（自治州）和92个县、市中，多数还属于临时机构、临时人员，还有14个县（市）未建立机构，而汕头地区13县（市）中，已有12个县市建立了常设的党史机构。这个问题在汕头地区解决得比较早、比较好，固然是党委重视，但高姐确实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第二，开办党史干部培训班，提高队伍素质，为确保工作质量提供有利条件。
当时汕头地区的党史干部来自各个方面，虽有相当的工作积极性，但都没有从事党史工作的经历，思想认识、能力水平也有参差，高姐曾多次提倡注意学习提高。后随着党史工作的深入开展，尤其上级党史部门提出了“广、深、精”的工作要求，就是要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抓住重大问题，反复深入调查研究，辨别真伪，立准立好，保证工作质量。高姐深知做好工作要靠人，干部队伍素质，决定工作质量。在1982年5月的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进出计划在第四季度集中一段时间办培训班。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在百忙之中下决心。11、12月之间，在当时东山湖地委党校开办培训班，将全地区党史干部百人左右集中起来学习，为时一个月左右，地委党史办全力以赴（包括当时还在党校任职的蔡超），高姐是主要的组织者和主持者。
这次培训班学习的内容，除了进一步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外，主要是学习近代史和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历史知识和党史业务知识（包括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史料编纂学、专题研究和党史编写），请来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省档案馆的专家担任授课，还请当时来汕组织东江革命根据地协作区的省征委副主任温焯华、副秘书长蔡洛等到培训班作指导，地委党史办介绍了潮汕革命斗争历史概况。
这次培训由于时间集中，学习比较系统，加上专家授课，使汕头地区党史干部无论在思想认识、党史知识和业务知识方面都得到较好的提高。这是提高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即如我本人，就感到得益颇多，尤其是对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编写知识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对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这个培训班是办得成功的。
第三，抓好抢救党史资料，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开创新局面。
史料是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基础，由于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年高体弱，因而最紧迫的任务首先就是抓紧抢救活资料。高姐是这样部署工作，更是这样身体力行。除了在汕头访问老同志、开座谈会外，1981年10月她和王一帆不顾寒冷天气赴北京走访李平等老同志30多人，有的史料是在老同志病中抢救的（如邱及），还到中央档案馆等查找资料，获得了一批珍贵史料。
她还是个拼命抢时间工作的人，1982年春，也许是工作过于劳累，她的心脏病发作了，在稍为控制病情后，她没有去住院，就在家里调养。原来她还怕耽误工作。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坐在床铺上，把盖着腿脚的被子当成书桌在修改资料！我说：“高姐，你应该去住医院的，心脏病可不是普通的病呵！”她说：“现在很多事要做，心都静不来，躺不住呵！放心吧，我心中有数，不会有事的。”她的坦然自若，实在让我无话可说，只有请她注意保重。她的忘我工作精神，让我打心眼里敬佩。
随后，她按照“广、深、精”的要求，在5月全区党史工作会议上，具体部署了史料征集工作（尤其抢救活资料）编写地方党史大事记、编写重大党史专题及重要党史人物传记等工作，努力把汕头地区的党史工作推向新阶段。同时，她还为推动妇运史、青运史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开展工作尽心尽力。
汕头地区的党史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固然是党委重视、上级指导各方配合支持，全体党史工作者努力工作的结果，而高姐是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的。1983年汕头地区行政公署人事局给予记功奖励，奖状上写着“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八个大字，留下了创业者的光辉！
“年老未敢忘忧国，著笔留言警松弛”，这是高姐离休后的励志诗，她在1983年底离休后，仍时刻谨记：“虽然离休，但还是个党员，就要尽党员义务”。她始终没忘记党史工作，作为市委党史领导小组成员，她不仅积极参加《中共潮汕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重要党史专著的审稿活动，还补充采访、整理了重大党史专题《潮澄饶革命“一老家”佘厝洲村》（1.8万字）、《丰碑照人间——革命母亲李梨英》（1.05万字）等著述，作为妇运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她继续对妇运史工作给以指导，并担任《汕头妇女运动大事记（1919.5—1949.10）》的主审。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作为市直离退休女干部联谊会会长，她主编《老姐妹》（获市内部优秀刊物三等奖），她参加老年书画研究会，杏园诗社等创作了大量具有高尚品格情操的诗词、书法作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力。尤其感人的是在将近80高龄的时候，结集出版个人诗文集《淡泊集》（25万字），和主编中共韩江地委《自由韩江》报细心史料文集《茶园春秋》（32万字），为了补充和核实史料，与老同志联系的电话就打了几百个，更不辞辛苦走广州；还与编辑组同志就几十年前油印、字迹又模糊不清的《自由韩江》报的鉴别！这需要付出几多辛劳、几许心血，相信读者朋友是可以解读出来的！她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献给了她她热爱的事业！
生命是有限的，事业是无限的，无私奉献的人，生命光辉永驻！
                                   2009年3月15日